2026年3月27日下午，成都天府農博園G1會議中心秋分廳迎來“大地是最好的學校”主題論壇。

與會者多年來扎根鄉村、在土地上實踐教育，他們帶著真實的經驗、失敗與重來，共同討論鄉村在AI時代的價值。

論壇主持人成都蒲江明月村10年新村民、明月村整村運營公司董事長王健庭以自己的十年鄉村生活開場。

他回憶因“規劃師”變成“村里人”，在土地里重新理解教育。

他坦言，曾想像許多鄉村教育者一樣辦一所學校，但最終選擇專注家庭教育，讓孩子在鄉鎮學校與鄉村生活中自然成長。

他說：“越是AI時代，越需要有人從土地里長出來。”

雁山學堂創辦人蘇羊分享了自己十余年的鄉村教育實踐。

她的故事始于一座廢墟：2012年，她帶著女兒在雁蕩山廢棄村落搭起帳篷建學堂；2021年因客觀原因停辦；2024年又在另一處廢墟重啟。

她稱這段經歷是“被大自然重新教育”。

在土地的長期陪伴下，蘇羊總結出三條教育之道：

一是讓孩子“找回感覺”。

一個脾氣暴烈的少年在山谷里逐漸安靜下來，重新找到自己的節奏。蘇羊說，山里的草木從不自卑，人也應如此。

二是恢復“感受力”。

一個孩子在回家路上輕聲說出“夕陽好美”，讓父親淚流滿面——那是被學業壓垮的心重新蘇醒的瞬間。蘇羊認為，時代再變，敏銳的心永遠最珍貴。

三是教育者先教育自己。

一次與學生的誤解讓他意識到自己的“居高臨下”，也讓他明白：有機教育的核心不是方法，而是教師的心——放下權威，保持覺察，相信生命自有節奏。

他也提到自己的“第三座廢墟”——童年的創傷與漫長的自我尋找。直到投入鄉村教育，他才感到自己逐漸完整：“十幾年里，受益最大的人是我自己。”

海口經濟學院雅和設計工程學院副院長、成都蒲江明月村雅和明月書院院長王子予提出了一個核心命題：“未來的鄉村，能否成為一所學校？”

她的故事始于五年前的一次麗江之行。原本討論產教融合，卻因一次鄉村走訪而徹底轉向。

后來，她加入雅和設計工程學院，推動“學院 + 書院”的雙院制，打破專業、年級與師生邊界，建立跨學科學習社群。

圖注：中間王子予

在學院的產業實踐中，明月村成為關鍵樣本。

她指出，明月村之所以“活著”，源于“三不任性”的治理結構，以及新老村民共同維系的文化生態——

既有農耕傳統，也有現代表達，是一個真正能“接住各種生命狀態”的地方。

多次走訪成都周邊鄉村后，她與團隊最終將“雅和明月書院”定位為：一所無圍墻的學校，為鄉村振興培養未來人才。

書院希望匯聚鄉村操盤手、創業者、設計師、社工師、自由職業者與青年學生，共同探索未來三十年中國教育回歸鄉村的可能性。

王子予說：“我原以為鄉村教育離我很遠，但走著走著，它成了我最想靠近的地方。”

世界研學旅游組織亞太區首席執行官、東盟國際創新技術學院副院長田志奇認為，研學正在成為連接鄉村、教育與世界的重要路徑。

真正的研學不是“換個地方上課”，而是一次讓人離開慣常環境、重新感受生活的體驗。

他提到，AI的出現正在重塑行業：粗糙的“旅游式研學”會被自然淘汰，真正有內容、有場景、有教育價值的鄉村和營地反而迎來機會。

未來的研學既要用好高效的智能工具，也要回到土地與自然，讓虛與實共同服務成長。

在他看來，研學導師的角色也在改變——不再是帶隊執行者，而是陪伴者、傾聽者、共同經歷者。

孩子需要被理解，成年人同樣需要被照顧；研學的價值對象從青少年擴展到整個社會。

田志奇的總結很簡單：研學的意義，是讓中國走出去，也讓世界走進來。

王健庭介紹APEXONE.山頂一號咖啡莊園莊主王大勇時笑稱：“今天全場唯一真正種地的人——結果他種的是咖啡。”

王大勇接過話，說自己本就是農村孩子，“一不小心又回到土地上了”。

他的故事從高黎貢山開始。那里曾是中國最好的咖啡產區，卻因長期低價和粗放種植而被荒廢。

2017年，他第一次看到：一杯30元的咖啡，種植者只能分到三毛；甚至連曾獲國際大獎的老樹都被當柴火燒掉。那一刻，他決定留下來做點什么。

他找到一座被遺棄四十年的古寨——無人、無樹、只剩斷墻。他沒有把它開發成景區，而是選擇“先把土地救回來”。

七年里，他和團隊種下上萬棵喬木，讓咖啡重新在森林里生長；把密植改成低密度生態種植；把“苗比根大”的舊做法改成“先養根”。

如今，死亡率從70%降到2%，荒山重新長出層層綠意。

更重要的是，他把土地還給原住民。不是收地、不是雇傭，而是簽20年合作，讓農民按生態方式種植，他負責保護價、預付款和生態補貼。

“讓土地留在他們手里，讓收益第一次真正回到他們家里。”

王大勇說，他做的其實只有三件事：種好一粒種子，帶好一群人，守住一片文化。

“在這個加速的時代，只有種子還在按自己的節奏履行和時間的約定。”

他希望未來能和更多人一起，讓土地重新健康，讓土地上的人重新有尊嚴。

奧雅股份聯合創始人、董事、總裁，首席創新官李方悅分享了一個自己常被問到的問題：孩子的成長，到底是基因重要，還是教育重要？

她把這個問題拆成兩個詞：Nature（先天）和 Nurture（后天）。 大勇講“種子”，她接著講“種子”和“土壤”。

她用自己三個孩子舉例：同樣的父母、同樣的家庭環境，三個孩子完全不同—— 一個藝術氣質強烈，一個是典型學霸，一個小時候慢悠悠、總“找不到北”，卻在16歲突然開竅。 “有的花早開，有的花晚開，急不來。”

先天確實重要，但后天也不能忽視。好的教育能讓孩子發光，不合適的環境也可能讓天賦被埋掉。

她分享了自己在后天教育中的幾個體會：

看見孩子的不同，給他空間，讓他自己長出來；

多帶孩子走出去，看世界；

接納不完美，允許孩子有裂縫，因為光就是從那里進來的；

父母自己怎么活，比怎么說更重要；

家要像鳥巢——托得住，但不壓著。

她笑說，別人總問她三個孩子為什么都長得不錯，是不是因為“基因好”。

她的回答很簡單：先天和后天，大概五五開。

每個孩子都自帶密碼，父母要做的，是幫他找到那把打開自己的鑰匙。

方雯說，自己學設計，越學越覺得成長像植物——需要一片能讓人慢下來、試錯、發芽的土壤。

她在一個像花園一樣的學習環境里看到，每個人都長得不一樣，沒有標準答案，只有“你想成為什么樣的人”。

課堂也不只在教室，她和同學背著包走過十多個國家，看展、看建筑、看人怎么生活，把一路的見聞做成展覽，也發起各種小而有生命力的項目。

她做過一個作品叫《嫁人》，把自己“嫁給自然”；也辦過一個叫“躺贏”的活動，讓大家在草地上躺下來，聽聽自己的心。

后來，她參與為一所鄉村學校做視覺設計。那里的孩子在山里挖筍、抓魚、勞動、生活，慢慢找回自己。她們給學校寫的那句 Slogan 是：

“讓孩子成為自己的那座山。”

方雯最后說，希望每個人，都能在屬于自己的土壤里慢慢長出來。

下午的圓桌討論從一個尖銳的問題開始：

為什么許多“有問題的孩子”最終被送到鄉村學校？

王健庭認為，問題往往不在孩子，而在家長的選擇太晚。

他提醒，鄉村的有機教育不該成為“補救方案”，而應更早成為一種選擇。

圍繞“鄉村書院能成為怎樣的學校”，王子予分享了她在明月村的實踐。

她認為，AI時代的教育反而需要一片能讓人慢下來、重新感受自己的土壤。

“有機不是回到自然，而是回到內心的秩序。” 在她看來，書院不是概念，而是一群愿意在鄉村重新出發的人。

來自產業端的陳長春把討論拉回現實。他觀察到，年輕人玩游戲從不看說明書，卻能迅速上手，這說明學習本來可以輕松自然。

真正的問題是：教育太容易制造對立，卻沒教會孩子最基本的溝通與生存能力。

他強調，產教融合其實是現代版的“師徒制”，教育的目標不是把孩子變得一樣好，而是讓他們在真實世界里站得住。

陶瓷藝術家李清分享了自己在明月村的十一年。他把藝術拆成可傳授的技術，開了六七百期公益陶藝課，讓村民從害羞、不敢開口，到能在展廳侃侃而談。

他認為，鄉村教育的關鍵不是宏大敘事，而是親手去做、用心去做。“陶瓷的七十二道工序，就是最好的教育隱喻——成器之前，先成人。”

設計師魏向陽從“被教育者”的視角講述了自己在鄉村的五年。他原本只想在城市做設計，卻在鄉村長出了運營、策劃、社區營造等多重身份。

他發現，一個人扎進去，一個院子就能帶活一整個村子。 “鄉村不是退路，而是巨大的機會場。”

來自青少年教育一線的藢桐，則把視角放回孩子。她嘗試把國學與自然教育結合，形成一條“中國式自然教育”的路徑：

詩書、書法、繪畫與農耕、武術并行，讓孩子在生活里學會感知、學會做人。

她特別強調當代孩子最缺的兩種能力——逆商與健商。“根深，才能葉茂。” 她希望孩子們眼里有光、心里有愛，能在鄉村找到真正的力量。

也許我們正在經歷的，并不只是教育方式的變化，而是一次關于“人該如何長成自己”的重新追問。

當孩子不再只在屏幕里長大，當大學生重新學會和世界發生關系，當土地、食物、勞動、社區重新進入教育的視野，我們看到的不是倒退，而是一種回流——一種把人帶回生活本身的力量。

它提醒我們：

成長不是被設計出來的，而是在被看見、被滋養的過程中慢慢發生。教育也不是把人推向同一個答案，而是讓每個人找到屬于自己的方向。

所謂“有機”，不是方法，也不是體系，而是一種對生命的態度。 愿意給孩子一點時間，給土地一點空間，給關系一點溫度，教育就會重新長回日常，長回身體，長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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