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春天，我永遠記得那個陰雨綿綿的清晨。

十六歲的我拎著藤條箱，和十五個同樣稚氣未脫的同學從合肥登上敞篷卡車，顛簸了整整一天，才被甩在六安一個叫磨子潭的地方。

然后又走了十幾里山路，等到達那個藏在山坳里的小村莊時，天已經黑透了。

村子真小，小到地圖上連個點都沒有。

十幾戶人家的茅草房像一把撒在山坡上的石子，零零落落。

老鄉們舉著松明子火把站在村口迎接我們，那些被煙熏得黝黑的臉上，皺紋里嵌著憨厚的笑。

隊長姓孫，五十來歲，佝僂著背，把我們領到幾間騰出來的牛棚改造的屋子里，搓著手說：“條件不好，委屈你們這些城里娃了。”

當晚吃的是一大鍋紅薯稀飯，就著咸菜疙瘩。

那紅薯切成滾刀塊，在稀薄的米湯里煮得稀爛，甜膩膩的味道我至今還記得。

我們就這樣成了知青。

那時候覺得日子苦得望不到頭。

天不亮就要出工，天黑透了才收工，干的活是挑糞、鋤地、插秧、割麥，樣樣都是彎腰駝背的力氣活。

我從小在城市長大，細皮嫩肉的，手上磨出血泡，肩膀上壓出兩道紫紅的印子。

晚上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渾身的骨頭像散了架，眼淚就順著臉頰無聲地淌進枕頭里。

但日子久了，也就習慣了。

手上的繭子一層蓋一層，肩膀上的肉也磨硬了，倒也練出了一副還算結實的身板。

十五個城里娃里頭，王玉珍是最安靜的一個。

她個子不高，扎兩條辮子，臉圓圓的，說話聲音輕輕的，笑起來眼睛彎成兩道月牙。

她不怎么抱怨，干活也肯下力氣，老鄉們都說這姑娘實誠。

插隊第二年夏天，麥子熟了。

那年的麥子長得特別好，金燦燦的鋪滿了一面坡，風一吹，麥浪滾滾的，煞是好看。

但收麥子是最苦的活，天蒙蒙亮就要下地，彎腰揮鐮刀，一干就是一整天。

那天下午，太陽毒辣辣地烤著，我正埋頭割麥，忽然聽見前面傳來一聲尖叫，緊接著是王玉珍帶著哭腔的聲音。

我撂下鐮刀跑過去，只見她坐在地上，臉色煞白，右腳上一只鞋已經被血浸透了——鐮刀滑了，割在腳背上。

傷口又深又長，皮肉翻卷著，看得人心里發緊。

孫隊長趕緊讓人去叫村里的赤腳醫生，可赤腳醫生到鄰村出診去了，一時半會兒回不來。

正在大家急得團團轉的時候，一個高大的年輕人從人群后面擠了過來。

他蹲下身子，看了看王玉珍的傷口，二話不說，解下自己脖子上的白毛巾，利利索索地給她包扎止血。

那人就是張大力，村里唯一一個當過兵的人，前兩年退伍回來的。

張大力的名字在村里響亮得很。

他當兵六年，在部隊入了黨，當過班長，本來有機會提干，后來因為家里老母親身體不好，硬是申請退伍回來了。

他長得結實，方臉膛，濃眉毛，一雙眼睛亮堂堂的，說話嗓門大，做事利落，在村里很有人緣。

退伍后他什么活都干，種地、打獵、編筐、壘墻，樣樣拿得起放得下。

那天他正好從山上砍柴回來路過麥地，聽見動靜就過來了。

給王玉珍包扎完，他二話不說，背起她就往山下走，一直送到村里的衛生所。

赤腳醫生不在，他就自己找藥箱里的消炎粉和紗布，重新給她清創、上藥、包扎，動作熟練得很，一看就是在部隊學過的。

王玉珍疼得直吸氣，但咬著牙一聲沒吭，只是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

張大力一邊包扎一邊輕聲說：“忍一忍，馬上就好了。你這口子深，得養一陣子，這幾天別下地了。”

那之后的一個多月里，張大力像換了個人似的，隔三差五就往知青點跑。

今天送幾個雞蛋，明天送一罐蜂蜜，后天又從山上采了草藥熬好送過來，說是消炎消腫的。

他話不多，來了就悶頭干活，幫王玉珍打水、劈柴、洗衣服，干完就走，不多停留。

王玉珍的腳漸漸好了，但她看張大力的眼神，卻悄悄變了。

起初我并沒在意，直到有一天傍晚，我去村后的小溪邊洗衣服，遠遠看見兩個人影坐在溪邊的大石頭上，挨得很近。

夕陽把他們的影子拉得長長的，投在水面上，晃晃悠悠的。

走近了才看清，是張大力和王玉珍。

張大力正低著頭，用一把小刀削著什么，王玉珍歪著頭看他，嘴角帶著笑，那笑容溫溫柔柔的，跟平時不大一樣。

我沒出聲，悄悄轉身走了。

后來我才知道，張大力那天削的是一支竹笛。

他手巧，削好了送給王玉珍，王玉珍后來一直留著，很多年后還在。

他們就這樣偷偷好了起來。

在那個年代，在那個封閉的小山村里，知青和本地人談戀愛，是一件不大體面的事。

且不說城里人和鄉下人的身份差異，單說我們這些知青，誰心里不清楚，遲早有一天是要回城的？

那時候國家已經有了知青返城的政策苗頭，雖然還不知道具體什么時候能走，但每個人都揣著這個念想，像揣著一團火，燒得人心里熱乎乎的。

我看出王玉珍的心思后，找了個機會跟她談了一次。

那天晚上，月亮很大，我們坐在曬谷場的石碾子上，四周蛙聲一片。

我開門見山地說：“玉珍，你跟張大力的事，我不說你也知道，我不是反對你，可你得想清楚，萬一哪天咱們能回城了，你怎么辦？”

她沉默了很久，月光照在她臉上，那表情平靜得讓人有些心疼。

她輕輕說：“我知道你是為我好。可我覺得，回城不回城的，沒那么要緊。張大力這人實在，對我好，我心里踏實。城里有啥好？回去還不是得聽父母安排，進工廠，嫁個不認識的人，過一輩子一眼望到頭的生活？我不想要那樣的日子。”

我張了張嘴，想說什么，卻發現自己說不出什么有分量的話來。

她說的有她的道理，可我心里總覺得隱隱不安。

1974年，王玉珍不顧家里父母的強烈反對，跟張大力結了婚。

婚禮很簡單，就在張大力的老房子里擺了幾桌酒，請了村里的鄉親和幾個要好的知青。

那天她穿了一件紅色的的確良襯衫，是張大力托人從縣城買回來的。

頭發上別了一朵絹花，笑盈盈的，臉頰紅撲撲的，看起來是真的高興。

她的父母從合肥趕來，臉色鐵青，她母親拉著她的手掉眼淚，說：“你這是何苦呢，好好的城里姑娘，非要嫁到這山溝溝里來。”

王玉珍握著母親的手，輕聲但堅定地說：“媽，我自己選的路，我不后悔。”

婚后她在公社的小學當了民辦教師，教語文和算術，一個月拿十幾塊錢的工資，加上張大力種地的收成，日子雖說不富裕，但也過得安穩。

張大力確實對她好，這一點誰都看在眼里。

他天不亮就起來干活，把家里家外收拾得妥妥帖帖，從不讓她干重活。

冬天怕她冷，早早地就把炕燒得熱乎乎的。

夏天怕她熱，在院子里搭了涼棚，還從山上引來泉水，院子里涼快得很。

王玉珍懷孕的時候，他更是寸步不離地守著，殺雞燉湯，把她養得白白胖胖的。

1975年秋天，她生了個兒子，取名張小軍。

白白凈凈的，像媽媽，但眉眼間有張大力的那股英氣。

1975年冬天，知青返城的政策終于明朗了。

我們這批插隊的同學，陸陸續續都辦手續回了城。

我走的那天，去跟王玉珍告別。

她抱著孩子站在村口，寒風吹得她的圍巾飄起來，她笑著說：“走吧，回城好好過日子。別惦記我，我在這兒挺好的。”

我上了車，從后視鏡里看見她還站在那里，身影越來越小，最后變成一個模糊的點，消失在灰蒙蒙的天色里。

回城后，我頂替母親進了工廠。

后來又考了大學，參加工作，結婚生子，日子忙忙碌碌的，跟王玉珍漸漸斷了聯系。

偶爾想起她，心里會涌上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有牽掛，也有一絲慶幸——慶幸自己回了城，過上了“正常”的生活。

那時候我固執地認為，她留在那個山村里，這輩子大概就這么平平淡淡地過去了。

不會有太大的出息，但也算是一種安穩吧。

這種想法在我心里存了很多年，像一粒埋在土里的種子，偶爾翻出來看看，又趕緊埋回去，不敢深想。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四十多年過去了。

2016年秋天，當年的知青同學組織了一次聚會，說是分別這么多年了，該聚一聚了。

我本來不太想去，但架不住幾個老同學的再三邀請，還是去了。

聚會在合肥的一家酒店里，來了十幾個人，都是當年一起插隊的。

大家坐在一起，說起當年的往事，又哭又笑的。

酒過三巡，有人忽然說：“王玉珍呢？誰能聯系上王玉珍？”

我愣了一下，這個名字在我心里已經生銹了，忽然被翻出來，還帶著當年麥田里的泥土氣。

有人接話說：“我有她電話，她現在也回城了，就住在合肥，我這就叫她來。”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包間的門被推開了，進來一個女人，我幾乎沒認出來。

她比年輕時胖了一些，但精神很好。

穿一件深藍色的羊絨大衣，脖子上系一條絲巾，頭發燙成短卷，臉上帶著笑。

那笑容還是當年那個樣子，眼睛彎彎的，溫溫柔柔的。

她一眼看見我，走過來拉住我的手，說：“老同學，好久不見了。”

她的手很暖和，握著我的時候，我忽然覺得鼻子有點酸。

那天晚上，我們聊了很多。

她告訴我，我回城以后，她繼續在公社小學教書。

后來考了師范學校的函授，拿到了大專文憑。

再后來調到縣教育局，最后調到市教育局，一直干到退休。

她說這些的時候，語氣平淡得很，像在說別人的事。

我問起張大力，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來。

她笑著說：“他呀，可厲害了。改革開放以后，他就不種地了，先是跑運輸，后來開了一個小加工廠，再后來又辦了一個建材公司，生意做得風生水起的。”

“他是那種特別能吃苦又特別能琢磨的人，見什么都想學，學什么都學得快。”

“城里有了工廠，鄉下還蓋了別墅，說是退休了回去住，種花養雞，過田園日子。”

她頓了頓，笑著說：“我跟你說實話，我這輩子，比很多回城的知青都幸運。”

“她們回城以后，有的進工廠下崗了，有的嫁得不好，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我倒好，嫁了個知冷知熱的人，一輩子沒受什么委屈，工作也順順當當的，兒子也出息，在上海工作，去年剛結了婚。”

我看著她，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那個月光下的夜晚。

她坐在石碾子上跟我說“我心里踏實”的樣子。

那時候我以為她是年輕氣盛，是感情用事，是一時沖動。

可現在回過頭來看，她才是真正清醒的那個人。

她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有勇氣去選。

選了以后有擔當去扛，扛了一輩子，扛出了自己想要的日子。

而我呢？

當年我自以為聰明，自以為理性，勸她慎重，勸她想清楚。

可說到底，我那點所謂的“理性”，不過是被時代裹挾著的隨波逐流罷了。

我回了城，進了工廠，考了大學，找了工作，結婚生子。

每一步都走得“正確”，每一步都走在別人期待的路上。

可我很少問過自己：這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那天聚會散后，王玉珍邀請我去她家坐坐。

她在合肥政務區有一套寬敞的房子，裝修得雅致溫馨。

客廳的茶幾上放著一張照片，是她和張大力的合影。

兩個人站在一棟別墅前面，背景是大別山連綿的青山。

張大力還是那副結實的樣子，頭發花白了，但腰板挺得筆直，笑得爽朗。

王玉珍指著照片說：“這是他去年在鄉下蓋的，說等孫子大了，帶孫子回去住。”

她又從柜子里翻出一樣東西，遞給我看——是一支竹笛。

顏色已經深黃了，漆面斑駁，但保存得很完好。

她拿起來，輕輕吹了幾個音，音色有些發悶，但還聽得出來是一首老歌的調子。

她笑著說：“這是他當年給我削的，我留了四十多年了。”

我接過那支竹笛，在手里摩挲著，指尖觸到那些細細密密的刻痕。

忽然覺得心里有什么東西被擊中了。

人的一輩子啊，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幾十年的光陰，回頭看去，不過是幾個關鍵的岔路口。

每個路口都站著一個人，等著你做選擇。

選對了，一輩子舒心；選錯了，一輩子擰巴。

可什么是對，什么是錯呢？

當年我以為回城是對的，留下來是錯的。

可王玉珍用她的一輩子告訴我，對錯不在于你選擇了哪條路。

而在于你走上那條路以后，用什么樣的心態去走，用什么樣的力氣去走。

她選了張大力，選了那個山村，選了一種看起來“吃虧”的生活。

可她認認真真地過，踏踏實實地愛，勤勤懇懇地工作。

把一手看起來不怎么好的牌，打出了滿堂彩。

而我呢？

我選了回城，選了“正確”的路。

可我心里那些隱隱的不甘和遺憾，那些被壓抑的沖動和夢想，又該找誰去說呢？

走出王玉珍家的時候，天已經黑透了。

十一月的合肥，風有些涼，但吹在臉上并不刺骨。

我站在小區門口，抬頭看了看天。

城市的燈光太亮，看不見幾顆星星。

我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磨子潭的夜空，那真是滿天星斗，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碎銀子。

那時候我們躺在曬谷場的草垛上，王玉珍指著天上說：“你們看，那顆最亮的，是不是咱們以后的日子？”

我們都笑了，笑她傻，笑她天真。

可現在我想，也許她才是對的——以后的日子，亮不亮，不在于你在哪里，而在于你心里有沒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