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材施教，精心指點，也是顧頡剛培養(yǎng)學術傳人的重要方法。每一個人在有可能選擇自己的職業(yè)或研究方向時，總要盡可能做到性之所近、心之所安、力之能至。因為興趣、才情、性格、氣質人各不同，適合于干什么，不適合于干什么，一般說來是可以推斷的，勉為人難總是不行的。普通的職業(yè)選擇是這樣，人材、尤其是文史人材的培養(yǎng)，尤其如此。他不是顆讀書的種子，你硬讓他讀書，那無異于對他的折磨與懲罰；他天生是個學問中人，你偏讓他闖蕩江湖、混跡官場，也無異于資源浪費。即使同樣適合于做學問，但適合于做哪種性質、哪種方向上的學問，也與才性密切相關。所以，這其中的不二法門，就是因材施教。

1950年代初，顧的另一高足、當年禹貢學會的骨干成員張維華，在檢討、批判自己在舊中國的“封建、買辦思想”時說：在舊中國的講壇上，我犯了嚴重的“天才教育”和“收攬愛徒”的錯誤。具體表現(xiàn)是，我到任何地方教學，總要尋找?guī)讉€天資聰慧和根柢較好的學生，特別培養(yǎng)或提拔造就一番。至于一般的學生，就采取馬馬虎虎敷衍塞責的態(tài)度。不但課不好好地教，他們的答卷也不好好地看，甚至不看，不愿同他們接近，認為是麻煩。對他們提出的疑問，不是高傲不理，就是斥責他們提的膚淺，從沒想到對他們要負責任。這種作風，實際上是宗派思想在做祟，認為培植了幾個得意的門生，就是為自己培植羽翼，可在教育界構成自己的系統(tǒng)，制造自己的勢力。他的這番話，毫無疑問，是在“臭罵過去，以求過關”的心態(tài)下寫出的，不實之處肯定所在多有。但其中的“天才教育”與“收攬愛徒”的做法，在舊中國的文史教育界可以說十分普遍。即使“收攬愛徒”的動機確是在教育界“制造自己的勢力”，也并非是在做什么見不得人的丑事，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這畢竟還是在培養(yǎng)人才，并使自己的學術思想得以傳承和發(fā)展。學術研究帶有強烈的個體性質，學術傳承不是某種“手藝”、“技藝”的純功夫活的傳承，嚴格地講，學術的傳承是在師生之間的氣質、人品、境界、才情和個性相投相諧的氣氛、背景下，不知不覺地完成的。所謂“因材施教”，就是考慮到上述因素之后所施之教。在這方面，顧頡剛的做法耐人尋味。

“不放棄一般的學生，但對成績優(yōu)良的學生特別喜愛”是顧的一貫做法。一旦他喜愛上了某位生徒，就會根據(jù)這位生徒的特點、稟性、學力，指派任務，加重負擔，引導各人向自己所長的方面深入進取，逼他往前走，促使他盡快成材，以取得他的學術地位。這方面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

吳豐培是當代邊疆史地研究方面的權威，他走上后來的研究道路，就是顧頡剛指引的結果。吳豐培1935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師從孟森攻讀明史，并且學有小成。其父吳燕紹從事于蒙古、西藏、新疆等民族史地研究四十余年，收集數(shù)百萬字的蒙藏史料。根據(jù)這種其他人所無法具備的家學淵源的特點，加上當時的邊疆危機，顧頡剛果斷請吳豐培暫停明史研究，將精力集中在當務之急的西藏研究。吳豐培于是廣泛收集資料，僅用兩年時間，即編成《清代西藏史料叢刊》第一集及《清代籌藏奏牘》三冊并出版，還協(xié)助禹貢學會工作，主編《禹貢·康藏專號》，又與顧廷龍合編《邊疆叢書》。吳后來回憶說：在顧先生手下工作，能夠學到許多東西，確是愉快，但承擔的任務也是繁重的。我初出校門，毫無工作經驗，顧先生即讓專攻西藏史料，限令我在半月之內，編十余萬字的“康藏專號”，像我這樣的新手，確感手忙腳亂，顧此失彼。此外，還為本組選購邊疆圖書，后來又加上禹貢學會、蒙藏委員會、新亞細亞學會的購買邊疆書籍工作，都壓在我一人身上，以至每日上午書商盈庭，應接不暇。其他工作，并不能稍減，感到十分緊張。但通過這樣壓重擔，卻使每個人得到了鍛煉。故當時有人作打油詩云“短衣射虎顧先生”，這是把顧喻為西漢名將李廣，在李將軍指揮下，是能人自為戰(zhàn)、獨當一面的。吳豐培就這樣從此放棄了明史研究，走上了邊疆史地的專攻之路。

當代歷史地理研究方面的權威譚其驤，是顧頡剛逼人成材的另一典型，他們之間的故事將有專章評述，此處從略。被譚其驤譽為“顧門弟子，兄當為翹楚”的劉起釪，其成材也可以說是顧逼迫的結果。劉是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尚書》研究專家，他踏上此路，緣于大學一年級時顧讓他標點《尚書》，劉自述說：我有些古籍的根柢，很得顧先生賞識，根據(jù)這個持點，大學一年級時，他讓我標點《尚書》一遍。標點好，上交顧先生時，他問我有什么問題沒有，我說都按《孔氏傳》把它標點通了，沒什么問題。他笑了，知道我沒有深入，就語我以文籍考辨之學，要善于發(fā)現(xiàn)問題，尤重從傳統(tǒng)的學術觀點中解放出來。我才知道這是顧先生在精心地教我治學，我辜負了他叫我標點的深刻用意。當年胡適先生叫顧先生標點《古今偽書考》，結果誘發(fā)他由辨?zhèn)味晒牛删土怂x煌的古史業(yè)績，我卻直接就書本標點了事，不知窮其究竟，虛拋了顧先生一片深心。這就是劉起釪后來治“《尚書》學”的機緣。可以說，作為“《尚書》學”專家的劉起釪是顧造就的。劉也果然沒有辜負師望，接過了源遠流長的“《尚書》學”的薪火，把它發(fā)揚光大，再傳遞下去。

逼人成材，固然可嘉，因勢利導，尤為不易。著名方志學專家朱士嘉是顧頡剛的燕京大學學生，他在回憶自己如何走上方志學研究之路時寫道：30年代初期，我在燕京大學傾聽顧老師講授中國地理沿革史，使我感受最深的，是顧老師認真標點、校釋《禹貢》，以此作講義送給我們；他仔細講解此書著作的背景、內容、價值，并提供歷代特別是清代研究此書的名著以及各種書目對此書的評述，作為學生的參考。他督促我細讀《史記》、《漢書》、《后漢書》和《三國志》；指導我選讀清代著名史學家的著作，增加史地學知識。當他發(fā)現(xiàn)我的國學基礎差，寫作能力差，就親自動手修改我的作業(yè)，吩咐我選讀《史記》、《漢書》中一部分傳記和著名唐宋文學家的文章，能背誦更好。我每天遵囑朗誦文史名著兩小時，堅持半年，果然收到良好效果。當我向他匯報《四庫提要》中著錄有一部分方志時，他立刻指出：“方志材料至豐富，且甚翔實也。然其藏弆常散漫而不可稽，其卷幟又繁重而不便覽，故關系甚巨，學者猶憚之，用之以治史者殊寥寥。”他主動把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借給我看，要我學習、研治方志學。他還和我聯(lián)名起草《研究中國地方志的計劃》，發(fā)表于《社會問題》雜志第1卷第4期。在他的認真教育和熱忱幫助下，我一面編寫《中國地方志綜錄》，一面以方志為題材進行鉆研。我之對于地方志，從不知到知，從知之不多，到知之較多；從“食桑的蠶”到“吐出絲來”，以微薄的研究成果貢獻給學界，都是顧老師循循善誘和諄諄教導的結果。

《中國地方志綜錄》出版時，顧頡剛為之作序，其中說：“史書之中，固有未辟之山林，未鑒之金錫在：家譜與方志是也。”“四年前，予嘗與士嘉同草《研究地方志計劃》一篇，載于燕京大學《社會問題》雜志。其中主張，以編輯《總目》與《篇目》為研究之先決問題，以編輯《索引》為研究之方法之一。今士嘉獨力成此《總目》，是向日之大愿已實現(xiàn)其一端。”

顧頡剛因勢利導的育才之方在張福慶（字季善）身上也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張福慶是顧在北京大學史學系時的學生，與楊向奎一起聽顧講授“《尚書》學”。開學不久，顧聽說張福慶根據(jù)研究漢代思想史的需要而有志整理讖緯，十分高興，于是告訴他說：這工作我也在做，而且已叫人將相關資料分條抄書。但我事忙，說不準哪天才能整理完工，你既有心做，我就把稿子交給你吧。遂將明代孫?《古微書》、清殿本的《易緯八種》、趙在翰的《七緯》、殷元正的《集緯》、喬松年的《緯攟》、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和《經編緯書類》、黃奭的《逸書考》和《通緯》、袁鈞的《鄭氏佚書》和《尚書中候注》以及張惠言的《易緯略義》、全祖望的《讀易別錄》、蔣清翊的《緯序源流興廢改》等書，一一點給張福慶看，并指點：若能把這些輯本互相勘校，勒為一編，再把他們所根據(jù)的原書如《十三經注疏》、《太平御覽》之類校對一遍，便可成為一個定本。還特意交待：這是研究讖緯的基本工作。張福慶將顧頡剛搜集到的資料攜去，并依據(jù)他的指點加以整理。不久，張福慶不幸于1933年去世，遺作集為《張季善遺著》。1935年，顧先生為此書作序，指出：“張季善君死了兩足年了！在這兩年之前，我對于他的期望是怎么樣厚……所以他的死亡所給予我的傷害也特別深。”遺著中的《讖緯集錄》一稿“是他校對過的，不少的地方還遺存著他的墨跡。我必使這一部書早日出版，作他的永久的紀念。”

受惠于顧頡剛這種提攜、指點的何止張福慶？燕大研究院學生鄭侃嬨女士也是顧頡剛想因勢利導加以重點扶持的人材。“九一八”事變后，顧目睹時艱，發(fā)愿要編出一部中國通史演義，以激發(fā)民眾的愛國熱情，但苦于教務太忙，無法遂愿，因此，久欲尋覓一位能擔當此任的助手。1933年初，他在《燕大月刊》上讀到鄭侃嬨所作的《西游記補》的諷刺小說，寫得非常生動，覺得此文文筆極清利，且有民眾氣而無學生腔，最適于民眾教育。于是，請人介紹，與她相識。接著作《試擬工作大綱》，計劃“為作中國通史之準備，先編各時期之史談”，并制訂出鄭所應選讀的書籍材料，次年，首先將他的漢代史講義改編為秦漢史談。鄭后來被邀入顧主持的通俗讀物編刊社工作，寫出了《勾踐報吳》、《子產治鄭》、《張季直》等大眾作品，陸續(xù)刊于《大公報·史地周刊》和《申報·通俗講座》等有影響的報欄內。不久，顧頡剛又將鄭代作之《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作品，交《中學生》雜志刊發(fā)。鄭的作品文字清健流暢，描寫人物栩栩如生，頗得一般讀者的好評，贏得了一些社會聲譽。這鼓舞了顧頡剛，那時他便“打算先由個別人物寫起，將來再加工整理，改寫通史演義”。不料，“七七事變”突發(fā)，通俗讀物編刊社輾轉流徙，以至停辦。鄭侃嬨也倉猝南下。1938年10月，顧頡剛從西北輾轉到昆明，當他從吳晗處得知鄭已于8月初病歿于香港時，為之痛哭不已，感到“我失去了一個最良好的同志”，“編寫通史演義的夢想也只得暫時中斷”。

后來，顧頡剛又約呂叔達繼續(xù)這一工作，呂心無旁騖地費了7年工夫，從上古直寫到太平天國，寫了150萬字，但還沒有全部完成。1949年后，顧頡剛仍感到“通俗歷史小說是全國人民十分需要的讀物”，于是，再約他的原燕京大學的學生陳穉常（懋恒）女士改寫，將上古史部分擴寫為《上古史演義》（30多萬字），于1955年出版。顧頡剛覺得，由鄭侃嬨開端的通俗歷史讀物的編寫，他這個“二十多年的愿望到這時才算有了一小部分結果”。

文章來源：人文學術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