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生殖醫學中心，每天都有數百個家庭懷揣著希望而來。穿過長長的走廊，在診室最里間，張松英正專注地看著超聲屏幕。屏幕上跳動的，不僅僅是一個個卵泡的影像，更是承載著愛與期盼的生命之火。

從1986年穿上白大褂算起，張松英在婦產科與生殖醫學這條路上已經走了整整四十年。這四十年，中國生殖醫學“從零開始”，一步步走到了世界前列，張松英也從一名心懷熱忱的醫學生，成長為用技術、智慧與仁心為數萬家庭點亮生命之光的生殖醫學專家。

人物簡介

張松英，1965年2月生，浙江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浙大求是特聘醫師，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院婦產科學科發展主任。

她帶領團隊在輔助生殖與生殖微創外科領域取得系列突破，為我國生殖障礙疾病的規范化診治做出重要貢獻。四十年來，張松英和她的團隊已幫助超過六萬個家庭圓了生育夢。

以下是張松英特別為中國科協官微“中國科協之聲”講述的她的故事：

從一張診桌啟程的人生選擇

專注“生育”這件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是我自己的主動選擇，也有時代機遇。我出生在浙江諸暨一個農民家庭，從小就對農村的赤腳醫生特別尊重。父親年輕的時候有一次被車子撞了，手臂骨折，是我們縣醫院的院長親手治好的。這件事在我心里種下了學醫的種子。高考時五個志愿，我前四個填的都是醫科大學，就想當醫生。

畢業時，因為成績排名靠前，我有機會留校。之所以選擇婦產科，是因為它既有外科的“動手”性質，又有內科的思考過程，我很喜歡。

工作中的張松英。（受訪者供圖）

在婦產科實習的時候，我就對生育這塊很感興趣，迎接新生命的到來是一件很開心的事。那時候國內對不孕癥的治療技術比較簡單，還沒有“輔助生殖”這個概念。后來我了解到，國際上第一例試管嬰兒在1978年誕生，而我們國內是1988年完成首例，這中間有十年的差距。當時我們面臨的是全方位的困難：硬件匱乏，技術靠摸索，觀念上也有爭議。

但當我看到患者眼中那種深切的焦慮與期盼，我就明白，幫助他們實現生育夢想，不僅是解決醫學問題，更是修復一個家庭對未來的希望。這份責任感和迫切需求，促使我投入了這個充滿挑戰的領域。

在“不可能”中尋找可能

我的工作很特殊，不僅治愈病患，也見證了很多家庭的喜怒哀樂。我覺得這份工作最大的挑戰，是技術方案制定、疑難病癥攻克與患者心理疏導、家庭期望管理這三者的多維平衡。這三者環環相扣，遠比單一的技術難題更復雜。

比如2007年我遇到的一名患者，她的一個胚胎在宮內正常生長，另一個卻長在了極易破裂的宮角。當時全球都沒有類似成功保留宮內胎兒的文獻報道。如果按傳統方法處理，胎兒必然保不住。

我當時的想法就是：患者好不容易懷孕，堅決不能輕易終止宮內正常妊娠。所以我們查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做了很多思考，也跟患者進行了充分的溝通，創新性地設計了“切開取胚縫合”方案。這就好比精準拆除炸彈而不破壞建筑主體。最終這位患者足月分娩了健康寶寶，這一術式也贏得國際同行的高度贊譽。

還有一位不孕癥的患者，在外院取卵一次、移植兩次未孕，在我們醫院取卵后新鮮胚胎移植懷孕，剖宮產后5個月竟然又自然受孕了。她看了很多醫生，都說子宮破裂的風險很大，家里人也勸她終止妊娠。她本人焦慮得不得了，問我：“你能保證我子宮不破裂嗎？”我給她做了超聲檢查，發現胚胎著床的位置離剖宮產切口部位很遠，胎兒發育得也很好，于是建議她繼續妊娠、按醫囑隨訪。現在她的兩個孩子，一個讀高中、一個讀初中，每年還跟我分享近況。

工作中的張松英。（受訪者供圖）

生殖醫學的治療，是面向整個家庭的服務。患者的情緒會牽動配偶、父母，家庭內部的壓力也會反過來影響治療。醫生有時還要扮演“家庭關系協調者”的角色。這種溝通，考驗的不是口才，而是醫生的同理心和責任感。這要求醫生必須是一名“有思想的醫生”。不能僅僅按教科書或常規套路辦事，要針對患者的核心訴求，去思考每一步操作的生育力保護意義。

舉個簡單的例子——子宮肌瘤手術，傳統觀念是術后必須避孕兩年，以防子宮破裂。但我們研究發現，這取決于肌瘤的位置和手術方式。如果是位置較淺的肌瘤剔除，術后甚至可以不避孕或僅避孕3-6個月。這對那些年齡偏大、生育時間緊迫的患者來說，意義重大。

此外，我們還首創經陰道子宮峽部環扎術，大幅提高足月產率和新生兒出生質量，被國際同行評為該領域的先鋒工作。累計病例數全球第一，為眾多家庭托起了新生命的希望。

工作中的張松英。（受訪者供圖）

2013年，我們團隊提出并開始應用冷刀分離技術治療宮腔粘連，也是因為在實際工作中發現，高達43%的宮腔粘連患者會合并不孕癥。傳統電切術雖能比較快速地分離粘連，但熱損傷會二次破壞內膜，即使宮腔形態恢復，受孕仍然困難。如果只是按照教科書的模式來治療病患，永遠不會錯，但技術也不會進步了。

真正的創新永遠來自臨床一線，來自為患者解決實際難題的迫切愿望。

當前，女性生殖障礙的診治在全球范圍內仍面臨不少瓶頸，這也正是領域內的研究前沿。比如，針對卵巢功能不全或卵巢早衰的患者，現有的治療手段還比較有限。隨著我國女性生育年齡普遍推遲，以及“二孩”“三孩”政策的實施，這類患者數量也在逐漸增多。如何提升這類患者的治療效果，一直是我們重點關注的方向之一。目前我們正在探索結合干細胞卵巢原位注射等綜合技術，以修復卵巢功能，并已觀察到良好的初步成效。

此外，我們也圍繞卵源性胚胎發育不良、子宮內膜損傷及宮腔粘連、母胎對話異常導致妊娠失敗等問題，開展發病機制的研究與精準干預技術的研發。近一兩年，我們在這些方面已取得一系列重大的理論與技術突破。未來，我們將繼續推動成熟有效的技術向臨床轉化，爭取讓更多患者受益，為更多家庭帶來希望。

一個醫生的使命

從醫四十年，不知不覺間，我和團隊已經幫助六萬多個家庭圓了生育夢。

我的微信上每天都會收到寶媽們發來的萌娃照片，只要我有時間，我都會一一回復。我真的很為自己當初的選擇而驕傲。我常說，我除了會做醫生，其他事情都做不了。每次做超聲，看到胎兒發育得特別好，我就非常激動，感覺自己一天的疲憊都消失了。能夠用專業知識為一個個家庭帶來新生命的希望，這份職業帶來的幸福感是無與倫比的。

當然，這個過程中也會有令人惋惜的情況出現。最讓我難以釋懷的，是那些本可以避免的遺憾。有些患者年輕時為了事業打拼，完全沒意識到生育力會隨時間快速下降，等到想要孩子時，卵巢功能已經顯著下降或者衰竭。還有一些年輕癌癥患者，在放化療前不知道可以通過卵巢組織凍存和凍卵、凍胚胎等方式保存生育力，治療結束后才追悔莫及。

工作中的張松英。（受訪者供圖）

這種遺憾比疑難病例的失敗更讓人痛心。它提醒我們，醫學的邊界不僅是技術的高度，更是認知的廣度。

醫學難題也依然存在，比如部分不明原因的反復著床失敗、早發性卵巢功能不全等。這些遺憾和難題，既是壓在心底的牽掛，也推動著我們不斷前行。

張松英通過腹腔鏡器械進行手術，為患者治療。（受訪者供圖）

現在我們接診的國際友人也很多，前兩天還有一位印度患者給我分享成功分娩的喜訊。

過去四十年，我們見證了中國生殖醫學從跟跑到并跑，在一些領域已實現領跑。但比技術突破更重要的，是全民生殖健康意識的覺醒。我希望通過我們這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努力，能讓更多人在合適的時間，科學、從容地迎接新生命，讓遺憾少一些，讓團圓的喜悅多一些。這就是我們醫者最樸素，也最堅定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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