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是老領導的“同奶兄弟”，死后是新領導的抄家對象。

要說清朝康熙年間江南地界上最特別的一個官，那非得是曹寅莫屬。

曹寅不是一般的朝廷命官，他那個江寧織造的職位，表面上是給皇家采辦綢緞布匹的“采購辦主任”，實際上呢，更像是康熙皇帝在江南安插的“首席情報官”兼“文化統戰大使”。是康熙在長三角地區的“特別代表”，手里握著直達天庭的密折專奏權，相當于有了皇帝的微信特關，隨時可以私聊匯報工作。

曹寅的母親孫氏是康熙的乳母，與康熙是喝過同一個人的奶長大的發小，屬于“鐵瓷”級別的交情，可以說是“同奶兄弟”。康熙小時候得過天花，被他爹順治趕到西華門外，專門開辟了一間房子。因為滿人入關后對天花沒有免疫力，死亡率極高，得了基本必死。所以，玄燁就在那發燒等上天的裁判，死了就死了，活了再回宮里來。

得虧孫氏冒著風險悉心照料，年幼的玄燁高燒居然退去，獲得了免疫力，也獲得了皇位。這份恩情康熙記了一輩子。所以曹寅從小就跟在康熙身邊，既是伴讀又是侍衛，后來智擒鰲拜那幫少年侍衛里據說也有他的份兒。《康熙王朝》中，魏東亭的原型，也指得是曹寅。

江南這地方，對清朝統治者來說是個“甜蜜的煩惱”。經濟發達、文化繁榮，是朝廷的錢袋子，但也是前明遺老遺少扎堆兒、反清復明思想最容易冒頭的地方。幾十年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血腥記憶還沒完全褪去，康熙要想坐穩江山，光靠武力鎮壓肯定不行，得來點“軟刀子”。曹寅就是那把最合適的“軟刀子”。

曹寅上任后的日常工作，除了盯著織造局那點綢緞生產，更重要的任務是當皇帝的“千里眼”和“順風耳”。他給康熙寫的密折，內容五花八門，從今天南京下雨了沒、米價漲了幾分，到哪個官員最近和誰走得近、民間有沒有什么“不當言論”，事無巨細都得匯報。這些密折用特制的紙寫好，折成復雜的形狀，封得嚴嚴實實，由專人快馬加鞭送往北京，路上得跑二十來天。康熙看完了用朱筆批復，再原路送回。這套清朝版的“加密電報”，曹寅和康熙就這么隔著千山萬水，倆奶兄弟唧唧我我地“私聊”了二十年。

有一回，南京明孝陵的圍墻塌了一塊兒。這事兒可大可小，在那些對明朝還有感情的文人百姓眼里，很容易被解讀成“上天示警”、“清朝氣數不行”的政治謠言。曹寅的處理方式就很有水平，他一邊趕緊寫密折向康熙報告，說就是年久失修，沒啥特別的；另一邊，他干脆下令把明孝陵開放三天，讓老百姓隨便進去看。大家一看，哦，就是墻老了塌了，沒啥神秘的，謠言自然就散了。曹寅通過這種維穩的手腕向康熙展示了自己的能力，與皇室的關系蜜里調油。

康熙四十七年，浙江四明山一帶鬧起了起義，打著“朱三太子”的旗號。曹寅和他的大舅子、蘇州織造李煦立刻進入“戰時情報狀態”，前后八次密報“匪情”，從起義爆發到被鎮壓的全過程，康熙都通過他們的密折掌握得一清二楚。康熙五十年發生了著名的“江南科場案”，曹寅積極為康熙帝打探社會輿情，多次密報當地學界動態，把“包打聽”這個角色發揮到極致。

除了當“情報頭子”，曹寅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搞“文化統戰”，籠絡江南的文人墨客。康熙帝平定三藩后，改用安撫政策，對籠絡漢族知識分子十分上心。曹寅摸準康熙的脈搏，加上他本身也是個文化人，詩詞曲賦樣樣精通，家里藏書豐富，還養著戲班子。利用這個優勢，在江南文人圈里混得風生水起。

康熙讓他主持編纂《全唐詩》，這可是個國家級文化工程。曹寅在揚州開設書局，聘請了彭定求、楊中訥等十位學者，自己親自校勘，每天天不亮就起來干活，一年半時間就把收錄了四萬八千多首詩的《全唐詩》給編成了。這事兒辦得漂亮，既整理了文化遺產，又給了江南文人一個參與國家項目、領“編制”的機會，無形中消解了他們的對抗情緒。

當時有個劇作家叫洪昇，寫了部《長生殿》，講的是唐朝安祿山造反的故事。這戲因為影射時政，加上在皇后忌日演出犯了忌諱，洪昇被抓起來革了功名，一起看戲的官員也受牽連丟了官。當時有“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的說法。

洪昇出獄后心情郁悶，跑到南京散心。曹寅不但不避嫌，還把他奉為上賓，重新組織排演《長生殿》，連演三天三夜，請了當地所有有頭有臉的人來看，搞得滿城轟動。這操作風險不小，但效果極佳。在文人圈里，曹寅這等于公開叫板朝廷里的保守派，展示了“保護文化人”的姿態，賺足了口碑和人情。康熙那邊呢，估計也樂見其成，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把江南文人的心給收攏了。

曹寅的“鎮撫”工作里，最燒錢也最風光的就是接駕。康熙六次南巡，有四次住在曹寅的江寧織造府里。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帶著皇太后和七個皇子，在曹寅這兒一住就是好幾天。曹寅得提前一年就開始準備，擴建府邸、新建戲臺、裝修行宮。皇帝來了以后，每天山珍海味伺候著，光是吃飯一天就得花掉五百兩銀子，相當于現在好幾十萬人民幣。還得組織文藝演出，安排皇帝接見地方士紳，展示江南的繁榮安定。康熙很滿意，給曹寅的母親題了“萱瑞堂”的匾額，還把曹寅比作古代的賢臣。

表面風光無限，背后卻是曹寅自己掏腰包墊付的巨額開銷。朝廷的撥款手續繁瑣，經常拖個一兩年才下來，曹寅只能自己先借錢墊上，或者挪用織造府的公款。四次接駕下來，虧空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為了填補窟窿，康熙后來讓曹寅兼任了兩淮巡鹽御史，這可是當時最肥的差事之一。鹽稅收入豐厚，曹寅上任后也確實整頓了一番，鹽稅收入從每年三十萬兩漲到了五十萬兩。但即便如此，還是填不上接駕和日常交際揮霍留下的無底洞。到后來，曹寅甚至得變賣家里的宋版書、古玩字畫，甚至典當房產來維持。

康熙對曹寅的虧空心里門兒清，也一直在回護。有官員彈劾曹寅，康熙就壓下來。曹寅自己上折子訴苦，康熙的朱批寫得很有人情味，知道了，慢慢補還罷。甚至還偷偷寫信提醒他：“風聞庫帑虧空者甚多，卻不知爾等作何法補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一連四個“留心”，透著老大哥式的關切和焦慮。他知道曹寅的難處，但皇帝也有皇帝的規矩和難處。

康熙五十一年，曹寅在揚州得了瘧疾。康熙得知后，立刻派人騎著驛馬，日夜兼程給他送當時最先進的西藥金雞納霜，還在藥方后面寫了詳細的服用說明，末尾連著寫了四個“萬囑！萬囑！萬囑！萬囑！”這份焦急和關切，遠遠超出了普通的君臣關系。可惜的是，藥還沒送到，曹寅就病逝了，終年五十四歲。

臨死前，曹寅自己偷偷算了一筆賬，發現已經虧空了國庫二十三萬兩白銀，自己卻沒有任何資產可以填補，真正是“身雖死而目未瞑”。

奶兄弟死了，康熙自然難掩悲傷。如此好用的一個家奴沒了，頓感西風蕭瑟之感。康熙立刻讓曹寅的兒子曹颙接任江寧織造，先保住曹家的飯碗再說。但是曹颙的身體不好，干了兩年多也病死了。康熙又親自做主，把曹寅的侄子曹頫過繼過來，繼續擔任織造。

康熙甚至像囑咐自家子侄一樣給年輕的曹頫寫信。

“你家中大小事，為何不奏聞？”

“朕安。爾雖無知小孩，但所關非細，念爾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雖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聞大小事，照爾父密密奏聞，是與非朕自有洞鑒。就是笑話也罷，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想當初曹寅給康熙寫信，家里吃個什么菜，穿個什么衣服也匯報一下，那是發自內心的兄弟間的家長里短。奶兄弟死了，康熙感受不到這份溫暖，因此把曹頫當成了自家親侄子，問東問西。

然而，靠山山會倒，靠人人會跑。康熙一死，雍正皇帝上臺，新官上任三把火，整頓吏治、追查虧空成了頭等大事。曹家那筆爛賬再也捂不住了。雍正六年，曹頫被革職抄家，罪名是“騷擾驛站、虧空錢糧”。抄家的時候，發現曹家根本沒多少現銀，倒是抄出好幾箱當票，可見其家境早已敗落，靠典當度日了。

雍正看了都有些于心不忍，再加上有鐵帽子王胤祥和平郡王福彭（曹寅的外孫）說情，最終沒有重罰，還把北京的一處房子還給了曹家。但曹家的江寧織造生涯，到此徹底畫上了句號。

曹寅這大半輩子，利用自己包衣家奴和皇帝發小的雙重身份，一直在江南長期執行維穩、統戰、接駕的硬任務，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幫助康熙穩定了江南的局勢，緩和了滿漢矛盾。

但這種信任是無法繼承的“無形資產”，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作為皇帝家的頭號家奴，終于有還債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