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一微博賬號發布消息稱，上海徐匯一幼兒園男性教師王某卿于2026年5月30日離世，引發關注。該賬號自稱其合租六年的室友，其在帖子中敘述，王老師在事發前“曾流露自殺念頭”。

針對王某卿一事，紅星新聞記者多次撥打涉事幼兒園電話，均無人接聽。12日上午，上海市徐匯區教育局工作人員介紹，教育局已關注到王老師一事，“我們對王老師的離世深感痛心和惋惜，目前相關情況還在調查，同時懇請外界尊重逝者隱私，未經證實的信息請勿猜測傳播。”

▲室友發布紀念文章

其室友稱，王某卿是上海徐匯某幼兒園的教師。“事發三天前，他還和我表示期待放假，做了海南旅行的攻略，采購了很多旅游用品，還續了一年視頻會員。”據王某卿室友稱，高三那年王某卿爸爸因病去世，媽媽支撐著這個家，他最終考上贛南師范大學。畢業后成為該幼兒園教師，兢兢業業。學生和家長對他的評價都是敬業負責。

紅星新聞記者注意到，在該微博下，多名王老師生前好友和幼兒園家長也紛紛留言紀念。一網友稱，十年前第一次去上海就是王老師請他吃的生煎，“他是個熱情又陽光的人，后來在朋友圈看到他考上了幼師，經常發和小朋友們的照片，很替他開心，也覺得那些孩子們很幸運，能在童年階段遇到這么有愛的老師。后來又聽說王老師已經是骨干教師，獲得了不少榮譽，經常上學校的公眾號，打心底里佩服他。”

王某卿的一名校友回憶，小王老師是贛南師范大學2013級學前教育本科生，是其學長，“我們相識于贛師一個叫做明湖愛心社的社團，常常參與各種志愿活動，即使退社了也依然為愛心社的晚會勞心勞力。”

一名家長留言稱，王老師是他兒子幼兒園時的老師，“王老師特別特別的好，很認真很負責。我兒子到現在都記得王老師。到現在都不敢告訴他，王老師離開了。”

紅星新聞記者 蔡曉儀

（來源：紅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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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尋找有自殺傾向的網友傳授自殺方法 致其輕生身亡

6月2日，山東省、濟南市兩級法院發布一起“隔空助力他人自殺”類案件。

據案情顯示，2021年11月至12月，被告人馮某源在網絡平臺主動尋找有抑郁、自殺傾向的網友，隔空傳授氮氣自殺方法、提供工具采購渠道，虛構自殺成功案例強化他人自殺意念，致使網友馬某某自殺身亡。歷城區人民法院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五年，馮某源不服上訴，濟南中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圖為法槌 資料圖

據悉，該案厘清了網絡“隔空助力”自殺行為的刑法規制邊界，明確該類行為可構成故意殺人罪，填補同類案件司法認定空白，同時對整治網絡“約死”亂象、守護公眾生命安全具有重要社會意義。法院也借此案發出司法警示，嚴禁網絡空間干預他人生命權的違法行徑，廣大網民也需樹立正確生命觀，珍視自身與他人生命，自覺抵制網絡自殺不良信息，遠離“約死群”等不良網絡圈層。

網絡推介氮氣自殺，導致他人輕生身亡

近年來，網絡“約死群”亂象叢生，一些網絡群主以情緒共勉、心靈療愈甚至是興趣交流為借口，實則用特定暗語交流自殺話題，個別人員混跡其中，以共情為幌子，誘導、催促、傳授方法，隔空助力他人自殺，成為奪命幫兇。

據案情介紹，2021年11月至12月，男子馮某源刻意在互聯網論壇檢索自殺、抑郁相關內容，主動在相關帖子下留言搭訕，向網友發送“一起走嗎，我有無痛方法，加微聊”“無痛，保證送走”等誘導信息，以相約自殺為名，向多名網友推介氮氣自殺方式。

2021年11月24日，被害男子馬某某添加馮某源好友并咨詢自殺方法。馮某源不僅詳細傳授吸食氮氣的自殺操作流程，告知工具采購、規避搶救等關鍵細節，還為馬某某提供采購渠道，指導其購置氮氣瓶、軟管、扳手等工具。為騙取信任、固化其輕生念頭，馮某源虛構自身服藥自殺、他人氮氣自殺成功等虛假事實，持續對馬某某進行心理誘導。

2021年12月1日，馬某某按照馮某源傳授的方法在酒店房間自殺，經法醫鑒定系窒息死亡。更惡劣的是，馬某某離世后，馮某源多次發消息、打視頻確認其死亡，隨后將此次自殺案例當作成功范本，繼續向其他網友推廣氮氣自殺方法，持續實施違法誘導行為。

馬某某按照馮某源傳授的方法在酒店房間自殺 網絡圖

2023年4月11日，該案件由濟南市歷城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馮某源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五年。馮某源不服判決提起上訴，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院審理：構成故意殺人罪

“這種隔空助力他人自殺行為，因發生的場景跨越虛擬網絡空間和現實生活空間，如何進行刑法規制，存在一定爭議。”本案主審法官濟南中院刑一庭副庭長、三級高級法官翟守印表示。

法院審理認為，該類隔空助殺行為具備明確社會危害性，應納入刑法規制范疇。馮某源雖未直接實施殺人行為，但其深度介入被害人生命權自主處置過程，干涉他人生命抉擇，破壞社會公認的生命利益準則與公序良俗。其向百余人推廣自殺方法、事后傳播死亡案例的行為，極大擾亂網絡秩序，存在重大社會隱患，若不予懲戒將形成司法處罰漏洞。

同時，馮某源的助力行為與被害人死亡存在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其傳授的自殺方法致命有效、操作指導細致具體，且長期多次心理誘導、強化輕生意念，助力行為有效、具體、深入，與面對面助殺的實質危害無異，直接推動了被害人自殺進程。

在行為定性上，馮某源主觀上明知被害人有自殺意愿，積極追求死亡結果發生，客觀上通過技術指導、心理助推、場景建議等方式，深度剝奪他人生命自主選擇權，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法定構成要件，依法應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

“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催生了犯罪活動的新場景、新類型，引發了新的社會風險和犯罪現象。”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刑四庭三級高級法官隋東升指出，該案是規制網絡新型違法犯罪的典型范例，案件裁判堅守法益保護優先原則，精準界定罪與非罪邊界，填補了隔空助殺行為的司法規制空白，有效統一了同類案件裁判尺度，大幅提升司法公信力。

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負責編寫此案的濟南中院刑一庭一級法官助理孔祥燕表示，該案直擊網絡“約死群”隱秘亂象，聚焦網絡空間生命安全治理難題。裁判過程堅守實質正義，摒棄形式化司法思維，精準拆解隔空助殺行為的危害本質，明確此類行為的入罪標準與裁判邏輯，實現情理與法理的統一，為新型網絡自殺關聯犯罪裁判提供清晰思路。

法院明確，當行為人明知被害人有自殺意愿，仍利用信息網絡等平臺為他人自殺提供有效、具體且深入的“隔空助力”行為，則該行為屬于刑法意義上的幫助行為。當“隔空助力”行為產生實質幫助作用，推動被害人的自殺進程，后被害人通過其幫助侵害自身生命權益時，行為人的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應當認定其行為構成故意殺人行為。

法院借此案鄭重提醒，網絡并非法外之地，任何假借情緒互助、相約自殺名義，為他人自殺提供方法指導、工具支持、心理助推的隔空助力行為，只要深度介入他人生命抉擇、造成實質危害結果，均屬于刑事犯罪，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廣大網民需樹立正確生命觀，珍視自身與他人生命，自覺抵制網絡自殺不良信息，遠離“約死群”等不良網絡圈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