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為的人性實驗，其實是一場“劇本殺”

近年來，一些20世紀經典的社會心理學實驗接連被指學術造假。“羅森漢實驗”“斯坦福監獄實驗”“羅伯斯洞穴實驗”在被質疑之列。 這三場實驗都發自設計者對人性本質的探索，它們大獲成功，并在專業教材的采納和書寫中奠定經典地位。如今的“坍塌”，令人唏噓。

社會心理學的實驗怎么了？

存在如此問題的實驗，卻提供了比較正確的結論，這是“歪打正著”嗎？我們為此推出專題《“歪打正著”的實驗》，希望通過對這三場經典實驗的回顧，反思社會科學實驗法的某些困境。

其中，本篇回顧的是“羅森漢實驗”和“斯坦福監獄實驗”。

1971年，津巴多（右一）和部分研究團隊成員。圖片來自津巴多所創網站“prisonexp”。

“羅森漢實驗”揭示了美國二戰后精神診斷體系嚴重缺乏可靠性——醫護人員無法識破偽裝的正常人，而一個人只要被貼上“精神病”的標簽，其正常行為也會被當作病癥；“斯坦福監獄實驗”則發現了在強大的情境和角色作用下，一個人可能迅速內化施虐或服從的行為，“好人在此過程中也會變為“惡魔”（被概括為“路西法效應”）。“羅森漢實驗”和“斯坦福監獄實驗”早在發表不久后都曾遭受批評，不過批評都基于研究方法或研究倫理，比如“羅森漢實驗”被指過于粗糙，算不上完整的研究，“斯坦福監獄實驗”則因為倫理問題一直陷于爭議之中。與這些批評不同，這里要說的是近年來才出現的，針對實驗的過程和材料的真實性質疑。

“如果人們要說這是一個騙局，那就由他們去說吧，我也不再打算為之辯解了，其實它（實驗）的留存時間就是一種辯護。”

這是津巴多（Philip Zimbardo，1933年3月23日-2024年10月14日）生前的最后一次回應。他是“斯坦福監獄實驗”策劃者，也是影響最大的社會心理學家之一。多年來，多起經典實驗被質疑，他是在被質疑后唯一站出來全面回應的研究者。“羅森漢實驗”被質疑時，羅森漢（David Rosenhan，1929年11月22日-2012年2月6日）已經去世，我們無法看到他的回應。

津巴多認為，批評并沒有提供實質性證據，不能推翻他的結論。他說實驗的“留存時間就是一種辯護”，換言之，只要實驗留存于世，就足以反駁對實驗的質疑。這個結束語看似尋常，實則耐人尋味。

這得從社會科學實驗（以下簡稱“實驗”）的特征說起。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4月3日專題《“歪打正著”的實驗》B02-03版。

B01「主題」“歪打正著”的實驗

B02-03「主題」在科學的邊緣，在敘事的腹地

B04-05「主題」空穴來風：羅伯斯洞穴實驗的回響

B06「歷史」《天下一統》內儒外法的傳統是如何煉成的？

B07「人文」《觀乎人文：東塾人文講談錄》沉潛味道以觀化

B08「訪談」專訪露西·波洛克：如果給老去的自己一個建議，你會寫下什么？

撰文丨羅東

實驗的兩個身體

雖然人們賦予了知識許多榮耀，可很多時候，接受知識實在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這種痛苦可能源于知識的乏味，講者照本宣科，聽者卻只管打瞌睡；這種痛苦也可能源于知識對我們本身所持偏見的沖擊與否認，讓人難以承受，只能罵它一派胡言，什么也不是。

電視劇《圍城》（1990）劇照。

當然，有一些知識唾手可得，哪怕我們未必知道它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

以“效應”結尾的概念是一個例子，我們在談論觀點時只要捎上“馬太效應”“破窗效應”或“達克效應”，就好像已經透過現象，在看本質。另一個例子是實驗。比如“霍桑實驗”，它揭示了人一旦意識到自己被觀察，行為就會改變；再比如“從眾實驗”，它觀察了群體行為與態度對個體施加的壓力。我們且叫這種有統一后綴的知識為“后綴體”。其特征是，在概念構造上就給人一種篤定的氣質：它不是某個偶然的、局部的發現，而是對人或社會某方面規律的普遍概括，是一種法則。

什么是實驗或實驗研究法？實驗，即研究者通過主動操縱自變量、控制無關變量，并在受控環境中觀察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因果效應，從而檢驗理論假設的一種研究方法。

這個定義使社會科學獲得了苦苦追求的，有限的科學性。由于社會科學不可能成功效仿自然科學，做不了一場完全科學的實驗，于是退而求其次，有的在實驗室進行，有的在現實世界開展，有的引入問卷調查方法，還有的混雜著干預研究。其中被認為最接近科學的，是在實驗室進行的實驗。研究者征集若干志愿者，將他們請進特定的場所參與測試，編入實驗組和對照組，有意識地改變一個變量，觀察另一個變量的變化，以此推斷“什么導致了什么”。由于因果關系是科學的基礎，在研究者那里，實驗也就獲得了它的第一個身體，這是一個理性的、客觀的、絕對的身體。

也由此，我們作為接受者會認為實驗結論是可靠的、正確的。只不過這不是我們接受實驗的全部理由。

電視劇《非常人力資源》（2020）劇照。

我們都聽過職場上的年齡歧視問題，現在，假設有以下研究擺在跟前：

（1）根據檢索關鍵詞統計發現，過去一年社交媒體上關于年齡歧視的帖子比前一年多了5%；

（2）從某招聘網站的招聘公告里統計出10%明確提到期望年齡；

（3）通過上街發問卷，調查發現某開發區“25歲-34歲”和“35歲以上”兩個人群的求職反饋有顯著差異，p=0.03；

（4）根據勞動力成本理論和當前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可推斷，科技型企業普遍會將年齡視為一個關鍵考量；

（5）虛構1000份求職簡歷，向100家招聘不限年齡的公司發送郵件發現，在工作經歷、學歷、性別和肖像照片等條件均相同情況下，28歲、33歲和39歲三個年齡組得到的面試率分別為13%、12%和5%。

舉這個小例，不是要說哪個方法更可靠，或者效度更高（它們之間確實存在差異），而是說，實驗這種方法即便使用了高度抽象的數學和統計，當它被講述時，都像或者說都可以變為一個故事——有些雇主把對年齡的偏好藏在招聘啟事背后，最終經不起測試，被悄悄揭穿。

投遞實驗性簡歷是最簡單的一種實驗研究，在過去幾十年，經濟學和社會學經常使用此種方法。它有人物，雖然形象極度模糊；它有一些情節，但不多；它因為缺乏戲劇性沖突，不夠精彩。一方面，受制于情節、語言和傳播媒介，此種簡歷實驗發表后，除了研究者和期刊編輯，可能根本沒幾個人讀。另一方面，要是有人讀了，當未來的人談起我們當下的企業用人標準時，這個人可能早已忘記了數據，卻依稀記得當年曾有一些雇主，在簡歷測試中暴露了對年齡的真實立場。他于是輕輕一笑，感慨那樣的職場生態，總算過去了。

這就是實驗的第二個身體，它是敘事性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在我們接受它、講述它和回憶它的過程中，它一直若隱若現，最終因為我們忘不掉它而成形：它成為一個故事。這是社會科學實驗的一個特征，無論其研究結論是否正確，是否在“情理之中”。當“斯坦福監獄實驗”被質疑存在操控和表演，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回應：“如果人們要說這是一個騙局，那就由他們去說吧，我也不再打算為之辯解了，其實它（實驗）的留存時間就是一種辯護。”他知道，人們已經不可能忘記這個實驗。

接下來，讓我們走進情節遠比簡歷實驗復雜的“羅森漢實驗”和“斯坦福監獄實驗”。

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

查無此人

電影《飛越瘋人院》（1976）劇照。

美國電影《飛越瘋人院》的開端是這樣的：麥克墨菲本想靠“裝瘋賣傻”逃避牢獄中的強制勞動，結果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因為無法忍受院內的非人待遇，他決定與病友一同向院外逃離。電影于1975年上映，改編自作家肯·克西1962年的同名小說。在這部小說問世與電影上映之間，還有一件關于精神病院的轟動性事件——這就是“羅森漢實驗”。

1969年某天，一個叫“戴維·盧里”的男子走進了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一家醫院，他告訴醫生耳邊飄蕩著“砰”等模糊聲音。他當場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并收治入院，一周后才獲準出院。

他的真名是羅森漢（David Rosenhan），一個社會心理學家，一個聰明的偽裝者。他此行是初探精神診斷室。1972年，他邀請7個人并成功說服他們把自己偽裝成精神病人，潛伏到醫院。為了讓偽裝不被識破，他們舉辦了專項訓練，比如把藥片藏在舌頭下方，騙過護士，然后偷偷吐出。隨后，包括他本人在內的8個人分頭前往5個州的不同醫院，向醫生描述“我耳邊一直有‘砰、砰、砰’的聲音”，接著又恢復正常，說聽不見奇怪的聲音了。

結果令人震驚，最終他們均被確診。

電視劇《精神病房也會迎來清晨》（2023）劇照。

被收治入院后，他們卸下馬甲、停止偽裝，還拿起筆寫寫畫畫，四處逛，記錄各自的經歷和觀察。本來他們做此事躲躲藏藏，卻很快發現多此一舉，壓根兒沒有醫護人員發現他們的異樣。反倒有一些精神病患者察覺到他們舉止奇怪，上前打聽，問他們是不是記者，是不是學者。早在出發前，羅森漢擔心大家被關在精神病院出不來，無人知曉，還特地雇了律師隨時待命，請他必要時進院解救。結果發現這也是多此一舉，不到兩個月他們就全部出院了，住院時間從7天到52天不等，平均住院19天。沒有一個人是因為被識破身份而出院的，被準許出院只是因為院方認為他們病情已經緩解。

羅森漢將此次實驗寫進了論文《在精神病院里做一個正常人》，刊登在1973年1月的《科學》雜志。他的結論是，當前美國的醫療系統和精神病院根本無法區分正常人與精神病人。

他并不認為醫護人員的錯誤源于惡意或愚蠢，相反，他印象中的醫護人員大多關心病人并且有責任感。他尖銳地指出，癥結在于醫護人員所處的醫療體制和文化中。不僅是正常人被誤診，若是一個人被貼上“精神分裂癥”的標簽，那么這個標簽就會永遠附在其身上，掩蓋所有其他行為和心理特征。

羅森漢戳破了精神病院所編織的醫療神話，讓精神病學一敗涂地。精神病學“局內人”斯皮策（Robert L.Spitzer）則諷刺這場實驗是“一場尷尬”，結論被夸大，對精神病學造成了不公平的傷害，然而他依然不得不在他主編的1980年《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DSM-Ⅲ）中引入了更嚴格、更具操作性的精神病診斷標準。此事也被認為是“羅森漢實驗”的主要貢獻，即它推動了美國精神病診斷體系的改革。

《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

作者：[美] 蘇珊娜·卡哈蘭

譯者：趙曉瑞

版本：中信出版集團 2021年7月

又過了小半個世紀。2019年，一本叫《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2021年出版中譯本）的紀實圖書橫空出世。作者是美國記者卡哈蘭（Susannah Cahalan），她因為被誤診為精神分裂癥，對精神病診斷歷史產生了興趣，并在這個過程中接觸到“羅森漢實驗”。羅森漢偽裝成精神病人直搗精神病診斷體系的事跡，給了她極大的震撼。然而，奇怪的是，她搜集當年這起實驗的檔案（包括來自羅森漢家人的材料、《科學》雜志評審記錄等），卻發現當年那篇論文存在大量的刪改和偽造，包括羅森漢刪除了其中一位參與者的資料，因為他在精神病院受到了友善對待，這與論文結論不一致。

除了羅森漢和這位參與者，其他參與者，大多身份待核實，而有一半竟然“查無此人”，沒有材料支持其人存在。能確認的僅兩個人。羅森漢曾經聲稱他在論文中并未采用自己的入院經歷，而卡哈蘭則認為論文其實主要是基于他本人的經歷。也就是說，這個改寫了精神病學的史詩級實驗，主體部分可能是一個編造的故事。卡哈蘭寫下了她的困惑：“他這么做是為了改善境遇，還是只是在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遺憾的是，羅森漢已經在2012年去世，對這個指控他永遠沒有機會面對了。

斯坦福監獄的“看守”，

即興練習

與羅森漢不同，作為“斯坦福監獄實驗”的設計者，津巴多在生前看到并回應了關于實驗真實性的質疑。這場社會心理學史上影響最大、被多次改編成電影，卻在半個世紀后被認為是騙局的實驗，是怎樣展開的？

改編電影《死亡實驗》（2010）劇照。

1971年初夏，有幾個美國加州的大學生去監獄觀察，回來后產生了一些心理變化。他們的老師、年輕的社會心理學教師津巴多從中敏銳地捕捉到一個研究問題，即善與惡的界限和轉換條件是什么，他“想了解監禁下心理動力運作的情形”。只有搭建一個監獄場景才能讓他近距離觀察。于是在這一年的暑假，他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征集男性大學生參與一項“關于監獄生活的心理學研究”，報酬為每天15美元（當時美國平均日薪約24美元），實驗預計持續1-2周。

津巴多招聘實驗志愿者的廣告。圖片來自津巴多所創網站“prisonexp”。

廣告刊登后，津巴多和他的研究助理共計收到70余人報名，他們用面談和心理測試等方法，篩選掉不合格應征者，最終選出24個志愿者，其共同特征是“心理穩定、身體健康、無犯罪記錄”。入選的這24個人被隨機分為兩組，囚犯組、看守組各9人，另外6人為候補參與者，兩個組各備3人。津巴多擔任“監獄長”，他的研究生擔任實驗研究員和值班主管。

根據津巴多創辦的“prisonexp”（即“斯坦福監獄實驗”）網站介紹，實驗地點是斯坦福大學心理學系大樓的地下室。走廊被改造成三間小牢房，還有一間“禁閉室”和一間獄警值班室。攝像頭和麥克風被秘密安裝在各處，用于全程監控和記錄。

8月14日，實驗啟動。

囚犯組志愿者被戴上手銬。圖片 來自津巴多所創網站“prisonexp”。

津巴多與斯坦福大學所在地帕洛阿托的警方合作，當天清晨，他們前往囚犯組志愿者住所，以“入室盜竊”或“持械搶劫”等名義給志愿者戴上手銬，“押送”到實驗現場。入“獄”后，志愿者都經歷了一番完整的入獄程序，包括脫衣搜身、消毒除虱等，穿上囚服，被分配編號（如8612、416等），從此只能用編號稱呼。“看守”志愿者的待遇則大為不同，為他們配備有卡其色制服、警棍、手銬、口哨，以及反光墨鏡（防止“囚犯”與“看守”進行眼神接觸）。此組得到的實驗指令是維持監獄的秩序，防止“囚犯”逃跑，不能使用暴力。

剛開始，兩個組的志愿者面面相覷，不知道如何扮演角色，有人開玩笑，有人手足無措，看起來并未“入戲”。變化是當天晚上發生的。到了半夜，看守組的志愿者忽然吹哨，把囚犯組的志愿者從睡夢中叫起來，讓他們集合報數。有的志愿者報不出自己的編號，立馬被罰就地做俯臥撐。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囚犯組志愿者變成“囚犯”，看守組志愿者變成“看守”，整個地下室“監獄”的氣氛逐漸緊張起來。

第二天早上，有一個“囚犯”帶頭撕下編號標牌，用床堵住牢房門，取笑不知所措的“看守”。換班后的“看守”則采取了一系列強硬手段，他們奪門而入，扒掉帶頭“囚犯”的衣服，將其關進“禁閉室”，強迫其他跟著起哄的“囚犯”做俯臥撐。有的“看守”甚至騎到做俯臥撐的“囚犯”身上。接著，“看守”持續升級懲罰手段，不讓上廁所、徒手洗馬桶，一到夜間就把他們反復拉出來點名。“囚犯”的精神崩潰持續，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各有一名“囚犯”因嚴重情緒反應而被提前“釋放”。到第六天，過半的“囚犯”離場。實驗不得不終止。

電影《斯坦福監獄實驗》（2015）劇照。

“斯坦福監獄實驗”證明了情境而非人格是決定人行為的關鍵因素。此后，實驗被列入幾乎所有的心理學和社會學教材。2015年好萊塢電影《斯坦福監獄實驗》上映；2001年德國電影《死亡實驗》也是基于此實驗改編。

2011年，有志愿者公開聲稱受到了津巴多的誘導。更大的轉折發生在2018年，這一年6月，一位當年參與實驗扮演“看守”的匿名人員接受《Medium》雜志網站采訪透露，他當時把它當成了一次即興練習，“我以為自己當時是在做研究人員希望我做的事”。報道記者布魯姆（Ben Blum）拿到實驗的一段錄音，津巴多的研究生明確告知“看守”要表現得強硬，否則實驗不能成功。同年，法國學者特克西爾（Thibault Le Texier）的《調查斯坦福監獄實驗：一個謊言的歷史》（英譯本于2024年出版，暫無中譯本）面世，他通過查閱未公開的檔案、錄音和訪談，指出“看守”是被研究人員教導如何制造敵意的，并且鼓勵他們羞辱“囚犯”。這與津巴多“情境自然發生”的經典敘述完全相反。

像一根刺，扎進了人心

“羅森漢實驗”和“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研究結論錯了嗎？

《20世紀最偉大的心理學實驗》

作者：[美] 勞倫·斯萊特

譯者：鄭雅方

版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湛廬文化 2017年4月

據勞倫·斯萊特（Lauren Slater，著有《20世紀最偉大的心理學實驗》）等人記載，“羅森漢實驗”引發轟動后，當時坊間還傳言，有一家醫院揚言“我們從未誤診過”，此話傳到羅森漢耳里，他說將在隨后3個月派幾個正常人去這家醫院接受診斷，且看他們能否識別出來。醫院在這3個月共接診了193位病人，聲稱已經識破了詭計，其中有41個病人。哪知羅森漢根本沒有派人去，只是口頭一說。醫院和它所依靠的精神病診斷體系，確實被嘲諷得無地自容。

二戰后，美國精神病院收治的病人數量激增，公立精神病院的病人在1955年已經達到了55.9萬，占全國醫院床位總數的50%。在這個驚人數字的背后，既是戰爭導致的士兵和家人精神創傷，也是20世紀初“優生運動”（精神疾病等患者被認為攜帶“劣等基因”）在半個世紀后的直接遺產。人們對“倉庫式”精神病院感到恐懼，對“非自愿治療”感到憤怒，對“標簽化”診斷感到不滿。隨后又因為美國發動越南戰爭，年輕人“裝瘋賣傻”，希望通過精神疾病診斷來免除兵役。對怎樣區分正常人和病人，診斷體系顯然無能為力，而精神病學權威也就此崩塌。

卡哈蘭在揭露“羅森漢實驗”學術造假時，還是在她的《精神病院里的正常人》這本書中承認羅森漢向世人揭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她引用了電影《飛越瘋人院》的一句話：“即使沒有發生過，那也是事實。”

電影《飛越瘋人院》（1976）劇照。

再來看“斯坦福監獄實驗”。實驗剛結束，距離實驗現場不遠的加州圣昆廷監獄就發生了一場暴動，囚犯在越獄時殺死了3名獄警和2名囚犯，隨后被擊斃；三周后，在紐約州阿蒂卡監獄，也爆發了導致43人死亡的暴亂。2004年5月，美軍虐待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囚犯的影像被公之于眾，據津巴多回憶，他在影像里目睹了“年輕的美國男性和女性，用令人無法想象的方式虐待他們應該保衛的人民”，而此事直接促使他把當年的實驗寫成《路西法效應》一書。他回憶說：“我曾經在我自行指導設計的計劃中看過類似的恐怖景象：赤裸、戴上鐐銬的犯人頭上套著袋子、俯臥撐時獄卒踩著他們的背、用性暗示羞辱他們，讓犯人承受極端的苦痛壓力。”他所描述的，的確是他在斯坦福大學那個地下室所見到的情景，不過這些情景卻被證明不是自然推進。

《路西法效應》

作者：[美] 菲利普·津巴多

譯者：孫佩妏 陳雅馨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4年12月

涉嫌造假的實驗卻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這是一個棘手的，也是讓人為難的悖論。它不僅讓羅森漢和津巴多的追隨者為難，也讓無數關心人心本質的人為難。

大概只能說，這并不是“歪打正著”的結論，而是這些結論本來就存在，甚至隱藏在我們內心的某個隱秘角落，只不過可能未被描述，未被總結。在“羅森漢實驗”之前，1961年，薩斯（Thomas Szasz）的《精神疾病的神話》、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瘋癲與文明》已經對精神疾病的診斷提出了更激進的批判。薩斯和福柯的理論也并非純粹是他們本人創造。人不是被動等待被認識的物體，而是進入初民社會以后，一直在總結其思考。當我們讀奧爾森（Mancur Olson）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也會想起中國那句更直白的俗語：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無水吃。問題只在于，關于同一個問題的俗語或者其他流傳于人間的思考有很多，究竟哪個得到當下經驗支撐，又在何種語境或在多大概率上成立，為何是此而不彼。以前是靠誰的嗓門大，哪個說法傳播得廣；自19世紀末以來，社會科學把任務接了過來。

短片《三個和尚》（1980）畫面。

為了取得學科的正當性，社會科學不斷向自然科學吸取科學法則，所以羅森漢告訴世人他把假病人送到12家不同資質的醫院，控制了醫院類型這個變量，津巴多也告訴世人他用擲硬幣的方法把24個志愿者隨機分為兩組，控制了可能由身高、性格等變量引發的影響。既然社會科學以人及其社會為研究對象，就不可能有統一的法則、結論。前些年英國倫敦有人重做了監獄實驗，發現“看守”和“囚犯”能和平相處，以此反駁津巴多，其實也不能說反駁成功了。過去講“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社會科學則把結論問題改造成了一個關于“概率”的問題。最接近科學的實驗法反而不甘于此，它還保留了人類古老的、由來已久的故事修辭。

津巴多說，實驗在讀者那里的留存時間就是一種辯護。他錯了，這不能為“斯坦福監獄實驗”辯護，也不能給“羅森漢實驗”以及所有存在問題的實驗辯護。實驗尤其是實驗室的實驗，其本身就具備融入記憶的能力。實驗有兩個身體，一個科學的，一個敘事的。后者是一個故事，有人、有情節、有沖突，它像一根刺，一旦扎進了人心，與人的某個感受呼應，就不可能輕易被忘掉。

這是實驗的力量，也是實驗的危險。這是實驗的誘惑，它要求研究者對人心和人之行為必須審慎。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羅東；編輯：李永博、何安安、西西；校對：翟永軍 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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