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操縱的22個男孩，被質疑的“羅伯斯洞穴實驗”

近年來，一些20世紀經典的社會心理學實驗接連被指學術造假。“羅森漢實驗”“斯坦福監獄實驗”“羅伯斯洞穴實驗”在被質疑之列。這三場實驗都發自設計者對人性本質的探索，它們大獲成功，并在專業教材的采納和書寫中奠定經典地位。如今的“坍塌”，令人唏噓。

社會心理學的實驗法怎么了？我們為此推出專題《“歪打正著”的實驗》，希望通過對這三場經典實驗的回顧，反思社會科學實驗法的某些困境。

其中，本篇回顧的是“羅伯斯洞穴實驗”。

“羅伯斯洞穴實驗”的志愿者。圖片來自“美國心理學史檔案”網站。

1954年，22個男孩在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的羅伯斯洞穴州立公園消磨夏日時光。他們游戲、比賽，為爭得勝利和獎品爆發了一些爭吵和摩擦。這些小事被一一記錄在案，用以證明一個殘酷的猜想：資源競爭必然會將人類帶入偏見與暴力沖突的旋渦。這群十一二歲的孩子，在不知不覺間，化身為人類、國家、族群與意識形態的縮影……

這就是羅伯斯洞穴實驗（以下簡稱洞穴實驗），它由土耳其裔社會心理學家穆扎法爾·謝里夫及其同事設計、實施。實驗大獲成功，并成為社會心理學群際關系研究的基礎。

2010年，澳大利亞心理學家、作家吉娜·佩里（Gina Perry）偶然接觸到該實驗的原始檔案，并結識了謝里夫當年的助手O.J.哈維（O.J. Harvey）。在對比了原始檔案、論文和助手口述后，她得出了驚人結論：洞穴實驗被人為操縱了，其本質是一部按既定劇本演出的大戲。2018年，她出版了《消失的男孩：揭秘穆扎法爾·謝里夫的羅伯斯洞穴實驗》（暫無中譯本）一書，從科學和倫理層面對洞穴實驗發出質疑。

佩里的質疑足以推翻這一實驗嗎？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并不容易。圍繞洞穴實驗的爭議，反映出社會科學研究面臨的重重困境。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4月3日專題《“歪打正著”的實驗》B04-05版。

B01「主題」“歪打正著”的實驗

B02-03「主題」在科學的邊緣，在敘事的腹地

B04-05「主題」空穴來風：羅伯斯洞穴實驗的回響

B06「歷史」《天下一統》內儒外法的傳統是如何煉成的？

B07「人文」《觀乎人文：東塾人文講談錄》沉潛味道以觀化

B08「訪談」專訪露西·波洛克：如果給老去的自己一個建議，你會寫下什么？

撰文丨劉丹亭

沖突的舞臺

沖突與戰爭，貫穿了穆扎法爾·謝里夫的前半生。他歷經“一戰”、希土戰爭、奧斯曼帝國的崩潰，又見證了“二戰”爆發。“二戰”后，他從洛克菲勒基金會獲得38000美元資助，因而得以在1949年、1953年、1954年進行了三次關于人類群體結構和群際關系的實驗。他執著于解開一個困惑——人類為何總是陷入野蠻爭斗？

在探索謝里夫的實驗前，我們先要明確一個概念——群體。群體是由兩個或更多人組成的，他們在較長時間內互動并互相影響，將彼此視為“自己人”。在人類社會中，群體無處不在，個體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群體也是個體自我存在的根基。人們偏愛“我們”（內群體），而對有別于“我們”的“他們”（外群體）懷有刻板印象及偏見。謝里夫認為，當人類身處嚴酷環境中，資源競爭會令群體間的沖突一觸即發，戰爭由此而來。

為驗證這一觀點，謝里夫循序漸進開展了三次實驗，其中最負盛名的就是洞穴實驗。1954年6月，研究團隊建起一座“夏令營”，他們扮作工作人員、輔導員，以便時刻關注被試的行為。被揀選的男孩們業已就位，沖突的舞臺也搭建完成。

“羅伯斯洞穴實驗”現場。

實驗共21天，分三階段，每階段約為期一周。階段一，考察群內結構的形成。22個男孩被平分為兩組，送往兩個營地，彼此不知曉對方的存在。通過集體合作，組員關系日益密切，組內的等級結構也初見端倪。男孩們為小組起了名字（響尾蛇、老鷹），繪制了標識，并形成一套行為模式。這驗證了謝里夫的第一個觀點：群體內部會產生等級結構和群體規范。

階段二，考察群際沖突的爆發。兩組男孩獲悉對方的存在，急于互相挑戰。研究人員安排了一系列比賽，并向男孩們展示了獎章、刀具等獎品。求勝心切的男孩們在比賽之初就爆發了沖突，謾罵、貶損、斗毆愈演愈烈，后來還燒毀了彼此的旗幟。老鷹組有兩位成員因想家而離開，該組在比賽中處于劣勢，研究人員設法令他們勝出，響尾蛇組出于憤怒劫掠了他們的營地……這證明了謝里夫的第二個觀點：競爭是群際敵意和貶低產生的決定性條件，它催生沖突，沖突又會加強人們對內群體的忠誠及對外群體的仇視、偏見。

階段三，考察群際合作的實現。此時兩組劍拔弩張，多次在餐廳互相攻擊。實驗到了關鍵環節：如何化解沖突，促成和解？研究人員頻繁安排兩組共同進行非競爭性的娛樂活動，但敵意無法消除。輪到“超級目標”登場了。這是一種能將兩個群體都動員起來，通過合作完成的目標。某天，研究者破壞了供水系統，口渴難耐的男孩們選擇合作，一起恢復了供水。另一天，男孩們去野營，卡車半路“拋錨”，他們聯手拖拽車子，使其啟動。自此，雙方關系大為改善，夏令營結束時，他們耳鬢廝磨、依依惜別。這證明了謝里夫的第三個觀點：群際合作可有效消解群際偏見與沖突。

“羅伯斯洞穴實驗”第三階段現場。

通過實驗，謝里夫得出了一個關于群際行為的完整模型，但吉娜·佩里發現，該模型并非無懈可擊。顛覆它的有力證據，正是謝里夫于前一年（1953年）在紐約州米德格羅夫地區進行的實驗。

那次實驗的目的基本與洞穴實驗相同，不過它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24個男孩一同到達夏令營，彼此熟悉，結為朋友。此后，他們被劃為兩組（好友都被分開）。按照預想，后面三階段所發生的應與洞穴實驗的情形一致，事實卻遠非如此。對此，謝里夫寫道：“在群際關系階段，由于各種困難和不利條件，包括對實驗方向的錯誤判斷，該實驗被終止。”他隱去的真相是：1953年實驗中，沖突從未發生，男孩們拒絕爭斗……如果洞穴實驗揭示了必然的社會規律，1953年實驗為何會以失敗告終？

問題出在哪兒？

1953年實驗的問題出在哪兒？謝里夫將失敗歸因于友誼。據佩里考證，研究人員為了離間兩組男孩的友情，偷走雙方的衣服，割壞某一組的旗幟，丟掉其行李，毀壞其帳篷……但男孩們自有主張：其中一方起誓，破壞行徑絕非自己所為，另一方選擇了信任。他們判斷，問題出在“工作人員”身上，“也許你們就想看看我們有什么反應吧？”

謝里夫在洞穴實驗中取消了交友環節，然而，情感和友誼真的足以消除暴力沖突嗎？美國歷史學家楊·T.格羅斯在《鄰人：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中猶太群體的滅亡》中追述了一場暴行：1941年，一座波蘭小鎮的居民集體虐殺了一千六百余名猶太人，死者是其鄰居、同事、朋友……法國記者讓·哈茨菲爾德也在《與屠刀為鄰：幸存者、劊子手與盧旺達大屠殺的記憶》中，記錄了一個個普通人手舉屠刀砍殺親朋愛侶的情景……情感和友誼的力量似乎并沒有那么強大。

《與屠刀為鄰：幸存者、劊子手與盧旺達大屠殺的記憶》

作者：[法] 讓·哈茨菲爾德

譯者：龍云 孫旋

版本：北京日報出版社｜理想國 2022年3月

而據佩里分析，謝里夫的實驗設想本就不能成立；看似成功的洞穴實驗，只是一出結局早已寫就的舞臺劇。她指出，研究團隊不僅在論文撰寫時對原始資料做了大規模加工，更在實驗期間進行了諸多有違科學精神和倫理的操作。

佩里的質疑之一，是被試的人選問題。她認為，謝里夫選擇孩子參與實驗，是因為他們更好操控（謝里夫也承認，成人參與實驗會更具說服力）。1953年實驗失敗后，研究團隊在選擇被試時更具傾向性，他們刻意挑出運動能力強的男孩，認定這類孩子更有競爭意識，易與他人發生沖突。

佩里的質疑之二，是實驗對被試的欺瞞。男孩從未被告知參與了一場實驗（他們還為夏令營付費了）。謝里夫認為，這可使被試的行為“在天然、生活化的情境下生發”。其實孩子們也并非渾然不覺。早在1949年，就有男孩懷疑過研究者的身份。1953年，一個男孩在餐廳發現了麥克風，另一個找到了一本研究筆記，這撕開了那次實驗的偽裝。

電視劇《魷魚游戲》第一季（2021）劇照。

佩里的質疑之三，是研究團隊操控、引導了被試的行為。1953年實驗期間，除了種種破壞行徑，研究者在比賽中的不公正裁判也引發了孩子們的不滿。某次賽后，勝利者向對手致意，“輔導員”竟指責他們太軟弱。到了1954年，研究經費幾乎耗盡，謝里夫急于完成實驗，不公平判罰、挑起爭端的行動比比皆是（將刀具作為比賽獎品，也頗耐人尋味）。佩里推測，男孩燒毀旗幟的火柴，也是研究者提供的……洞穴實驗僅21天，卻須經歷環環相扣的三階段——沒有競爭便沒有沖突，更沒有和解。如無人為干預，實難預估沖突會不會爆發，何時爆發……最終，孩子們被仇恨所裹挾，但那些被記錄在案的憤怒、沖突、暴力，真是自發的嗎？

佩里的質疑之四，是謝里夫對被試心理感受的漠視。洞穴實驗在無數著作中被反復提及，在這些敘事中，兩組男孩表現出無我的一致性，如同蟻群或蜂群。但個體的感受和判斷去哪兒了？即便讀完《群際沖突與合作：羅伯斯洞穴實驗》，依然找不出答案。一個個男孩消融在他們被強制編入的群體中，標示其獨特性的尺度只剩下了等級地位。而他們理應受到的關切和尊重被抽空了。謝里夫多次談到，為了“不干擾”被試的行為，研究人員會有意缺席——面對欺侮、辱罵、斗毆、縱火、餐廳混戰……他們都缺席了。可以想象，孩子在目睹成人對惡行的放任、縱容后，內心遭受了多大沖擊，眼前的世界陷入了無序、失范的境地……據記載，孩子們曾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心理問題：想家、焦慮、尿床、試圖逃走……

佩里聯系到多位洞穴實驗被試，他們大都認為自己被那次“夏令營”影響了。某位被試痛苦地回憶道：“我做了一件不符合自己個性的事……”他從小熱愛音樂，卻跟其他組員一起砸毀了一架鋼琴。這令人想到2003年薩達姆政權倒臺后，伊拉克爆發的大規模劫掠事件。參與掠奪的多是普通人，事后他們也無法解釋自己的行為。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戴維·邁爾斯指出，這是典型的去個體化現象，即個體不再對自己的行為判斷、負責，而將其歸為群體所為。讓·哈茨菲爾德發現，盧旺達大屠殺的兇手在描述殺戮時，從不提“我”，只說“我們”。“我”一旦藏身于“我們”之后，便能恣意作惡：砸毀鋼琴，大肆劫掠，瘋狂屠戮……

洞穴實驗最令人不安的是，它以理性之名，剝奪了孩子們的自我和感受，將他們引向喪失主體感與理性的境地。那么，我們是否應推翻這一實驗，全盤否定其價值呢？

矛盾與希望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參考了多部社會心理學著作，其中，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艾略特·阿倫森在《社會性動物》（第12版）中對洞穴實驗的論述引人注目。他明確提到研究者對被試施加的影響：他們設計了一些惡劣情況，迫使兩組陷入沖突。那么，阿倫森為何沒有因此質疑實驗的科學價值及合理性呢？

《社會性動物》

作者：[美] 喬舒亞·阿倫森 [美]艾略特·阿倫森

譯者：邢占軍 等

版本：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2年7月

吉娜·佩里認為，洞穴實驗的成功建立于對被試的篩選、操控和欺騙之上。但它們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被解釋為控制變量、影響和偽裝——阿倫森指出，這些是社會心理學實驗的常見手段。洞穴實驗最大限度控制了被試在態度、價值觀、能力、個性、經歷方面的差異，以佐證這些變量不是沖突形成的關鍵。而影響意味著讓被試把實驗“當真”，并反映在行為層面上。阿倫森舉出一例：洞穴實驗中，兩組男孩被安排先后到達一場美食稀缺的聚會，這影響了其心理和行為，他們為奪食而爭斗……（我們不得不承認，影響和操縱、引導的界限其實難于分辨）再來談談偽裝的重要性：被試如果了解到實驗的真正目的，其表現總會失真——或無意識地演出更好的一面，或不自覺地順從研究者的意圖。洞穴實驗被偽裝成夏令營，正是基于這一原因。

盡管如此，洞穴實驗還是呈現出難以自洽的矛盾性：其一，它對某些變量控制嚴格，對另一些卻漠然置之。謝里夫強調，所有被試有著共同的文化經濟背景，體質、年齡相似，他們沒有精神創傷和出格行為，都是不會惹亂子的人。然而，他又隱去了自己的傾向性——他有意挑選更具競爭意識的男孩。其二，實驗對被試的行為嚴密監控，卻未對研究者的干預加以審視。英國學者邁克爾·畢利希曾提出，該實驗事實上涉及了三個群體。研究團隊是隱形的第三群體，其作用卻很少被納入考察中。另一問題是，影響、偽裝雖可作為實驗手段，但不應突破倫理底線。為引發沖突，研究團隊做出一系列有損被試尊嚴和生命安全的行為。阿倫森也曾提出，如果以偽裝、欺騙作為手段，應在實驗后安排疏解環節，告知被試實驗的真實目的，幫其理解自身的經歷和感受。洞穴實驗并未設置該環節。

此外，實驗如機械降神般拋出的“超級目標”帶來了合作與和解，但美國心理學家斯蒂芬·沃切爾及其同事通過另一實驗證明：一旦超級目標無法達成，和解便不復存在，人們會互相推卸責任，加劇形勢惡化……

好消息是，阿倫森運用“超級目標”理論進行過一次創新探索，其成功讓我們看到了更多希望。20世紀70年代，美國種族隔離制度甫一取消，不同族群的孩子一同進入學校學習，他們互懷成見，爭執不休。阿倫森團隊為此設計了名為“拼圖課堂”的合作方法。研究者將學生們分為多個6人小組（每組成員的種族、成績水平各異），再將一個課題劃分成6個小課題，小組成員分別負責其一。各成員分頭去學習自己的小課題，再返回小組把所學教給同伴。每個成員掌握著一片“拼圖”，為了拼出完整的知識圖景（一個超級目標），人人都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傾聽同伴的意見。該方法施行數月后，阿倫森發現，不同背景的學生們已融合在一起……

拼圖課堂為洞穴實驗續寫了一個富于人情味的尾聲。阿倫森所做的，是用傾聽與合作取代人為制造的沖突，將洞穴實驗從個體那里拿走的東西交還回去。他把身份、個性、聲音、自我還給了孩子，孩子們得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彌合世界的裂痕和創傷。

謝里夫的焦慮

“他們開始四處殺人。（這）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使我開始對人類為何會有這樣的行為感到疑惑……我希望能夠通過科學或者任何別的專業手段，來理解群體之間的野蠻行為是如何產生的。”1919年，希臘軍隊入侵土耳其，十三歲的謝里夫目睹了種種暴行，這在他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烙印。在洞穴實驗中，他對這段經歷進行了再現與重構，其目的不是勾畫出人類的沖突圖景，而是證明沖突能夠被確定有效的方式化解。

電視劇《魷魚游戲》第一季（2021）劇照。

此外，謝里夫還想闡明一點：人們的想法、行動會被社會情境和群體結構所塑造；個體的個性、善惡取向則難以在群體行為中發生效用。確有一些學者，對此做了進一步研究：當社會影響較微弱時，個體的行為、選擇與其個性有著很強的關聯性，但當人們處于某些社會情境中（如面臨壓力或強硬命令），個性差異常常難以發揮作用。我們總傾向于與群體保持一致，害怕唱反調，害怕被否定，會因為他人去改變行為、信念。群體的凝聚力越強，成員受影響越深，越難避免從眾。甚至，人們會拋棄道德，忘卻個人身份，順從群體規范，將個體行為看作群體所為。那一個個在洞穴實驗中面目模糊的男孩，或許就經歷著去個體化，他們在群體中喪失了自我感，不受良心譴責地將對手非人化，向其施暴、宣泄仇恨。而這又令群體更團結，進一步將暴行合理化。

謝里夫發現了人性在社會情境中的“失靈”現象，但他也曾提出，人會被社會塑造，卻也是塑造社會的積極因素。備受爭議的米爾格拉姆實驗曾造出一個難以違抗、壓力巨大的社會情境，絕大多數被試會服從，但服從程度各不相同；還有少數人，選擇質疑、拒絕。另一些實驗證實，一旦少數派堅決抵制社會壓力，以言行打破群體一致性，其他個體的從眾行為會明顯減少。人們會重新思考立場、展開討論，進而改變群體行為。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曾樂觀地表示：“毫無疑問，一小群有思想、有責任感的公民能夠改變整個世界。”

然而，不從眾，且一直不從眾，無疑會帶來巨大痛苦，會有人甘愿受苦嗎？

“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將十二萬日裔僑民送入了拘留營。華盛頓《班布里奇島日報》的編輯伍德沃茨（Wood?wards）持續撰文反對，這為他招來無數謾罵，但他的立場從未動搖。

盧旺達大屠殺期間，多位胡圖族義士因不肯成為幫兇而被殺害。一位胡圖族女士冒死從醫院救出一個圖西族幼兒。一位拒絕殺戮的胡圖族商人繳納了巨額罰款，幾近破產。

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事件中，有三人拒絕同流合污：一位上尉制止了虐囚行為并進行上報；一位馴狗員拒絕參與“不合適的詢問”；一位專家公開了虐囚證據。他們都曾面臨軍事審判的威脅。

上述種種義舉，證實了人性并不總在社會情境中缺席。無論身處何時何地，總有人不計代價地堅守自我的價值和判斷。他們以實際行動展現了人性遠超測度的深邃。人類世界由無數個體組成，個體又結成一個個群體。然而，所有“我們”和“他們”，都屬于同一個群體，人類。有時人們會發現自己面臨抉擇：是順從“我們”，還是忠誠于人類及人道主義良心？指引其做出決定的，往往是人性的因素。

“羅伯斯洞穴實驗”的志愿者。

我們至今無法確知，參與1953年實驗的孩子為何選擇堅守友誼。唯一的解釋是，人性總會超乎預期，個體的自由選擇中包孕著無限可能。物理學中有一條測不準原理：在量子尺度上，一個基本粒子的位置和動量無法同時確知，粒子運動在微觀世界中不遵循經典力學的規律，因而不可探測。從宏觀看，“測不準”帶來的不確定性太過微小，可忽略不計；但世界的無窮變化恰恰誕生在這微末之間。個體對社會的影響亦如此，看似微弱，卻葆有無盡的可能性，人類世界的希望正孕育于此。而這，遠遠超越了理性能夠考量的范疇。

當謝里夫執著于以理性解釋早年經歷時，他并未意識到這行為背后的非理性沖動。在洞穴實驗中，他通過對現象的剪裁、拼合、闡釋，構建了一套“沖突—救贖”的世界觀架構，得以將自己揮之不去的創痛和焦慮安放其中。對此，佩里犀利地評價道：“科學面具的背后，是敘述的藝術；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敘述被想象和修辭所驅動，正如其被邏輯和理性驅動一樣。”這也揭示出社會科學研究難以逾越的困境：任誰都無法跨過闡釋去直接呈現事實和真理，人們唯有盡全力向它們趨近。本文提到的種種理論、實驗，提供了各式各樣認識、解釋世界的途徑，但無論撰寫多少著作、進行多少實驗，我們永遠無法把繁蕪叢雜的現實和人心完全而整飭地納入理性框架。那些不能被規律和秩序馴服的幽微留白，給了人性和自由生發的空間。

而人性和自由，是變革與希望的所在。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劉丹亭；編輯：西西、何安安；校對：翟永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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