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茶之心

茶覺先生，食茶交友。

1919年，巴黎時髦的茶敘

“茶為國飲。”中國人喝茶喝了1000多年后，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歐洲商船到了中國，中國茶才進入西方，茶葉才傳入西方，茶入西方的身份最先還是“毒藥”，后來才成為大眾健康飲品。

1890年英國木刻版畫《公園里貴婦和小孩的茶飲 》

茶為何物：直叫人“以茶試毒”

“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中國有著悠久的茶葉飲用史。而茶作為商品的記載，到了西漢時才出現。

《僮約》一文，有兩次提到茶，就是“膾魚氰鱉，烹荼盡具”和“武陽買茶，楊氏擔荷”。《僮約》的作者王褒，是西漢著名的文學家，《僮約》雖是消遣之作，但是它在不經意間為中國茶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烹荼盡具”就是煎好茶并備好潔凈的茶具，“武陽買荼”意為到武陽(今彭山縣雙江鎮)買回茶葉。

從茶史研究的角度，茶葉能夠成為商品買賣，說明在西漢時，飲茶已經相當盛行。中國茶葉又是什么時候傳到西方的？

100多年（1868—1872年）前，一個名叫李希霍芬的德國人，在中國大地上進行過7次考察，他的足跡遍及當時18個行省的13個。在他的《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書中，他把古代從東方向西方輸送絲綢的通道稱為“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成為古代東方與西方之間文化交流的代名詞。之不過讓人納悶的是，在西方并沒有中國茶的記載。

歐洲最早出現“茶”，是在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撰寫的《航海記》一書中，首次提到了茶葉，這與王褒的《僮約》相差了1500多年。在這1500多年的時間里，在西方的文獻中找不到一個“茶”字，更說不上茶葉的交易和消費。在《馬可波羅游記》中，我們也看不到茶葉的只言片語。

1606年，荷蘭人首次從茶葉輸往歐洲。但在此后的100多年間，茶葉并沒有成為輸往歐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國商船“根特”號在廣州購買470擔茶葉，價值14000兩白銀，只占其船貨價值的11%，而所載絲綢則價值80000兩，是茶葉價值的好幾倍。

1716年，茶葉開始成為中英貿易的重要商品，兩艘英國商船從廣州攜回3000擔茶葉，價值35085鎊，占總貨值的80%。十八世紀二十年代后，歐洲茶葉消費迅速增長，茶葉貿易成為所有歐洲東方貿易公司盈利最大的項目，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羅伯特·康斯登說:“茶葉是驅使我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清代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在《中國見聞錄》一書中寫道:“中國有世界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物――棉、絲和皮毛。”

在品茗的歷史中，俄國則比歐洲其他國家要幸運得多。1638年，一名叫斯特拉科夫的沙皇俄國使者受命前往蒙古拜見可汗，貂皮作為晉見禮。可汗向沙皇回贈200包中國茶葉。當時沙皇使者對茶葉一無所知，他將茶葉帶回了圣彼得堡，沙皇命仆人沏茶請近臣品嘗，入口有奇香。從此，俄羅斯人開始了其漫長的飲茶史。

18世紀，英國對茶葉等奢侈品征收重稅，走私利潤巨大，以致不少水手鋌而走險。一位名叫羅伯特·特羅特曼的商販，就因走私茶葉被打入死牢。

時至今日，不少史學家仍常常在徘徊于他的墓前，抄下墓碑上的銘文，上面留著羅伯特·特羅特曼臨終前的一句話：

“一點兒茶葉，我偷的不多。上帝啊，我的血流得冤枉。一邊是茶葉，一邊是人血。想想，就因這殺死了一個無辜的兄弟！”

如果說英國的羅伯特·特羅特曼死得有些“冤”的話，那么瑞典的孿生兄弟“喝茶免死”就顯得“搞笑”了。

1772年，瑞典一大臣向國王古斯塔夫三世報告，從遙遠東方傳過來一種神奇的樹葉，說是可以作飲料，但人們擔心飲用這些東西會被毒死。國王靈機一動，他讓人把一對被判死刑的孿生兄弟押進皇宮，命令他們:“一人每天飲茶，一人每天飲咖啡，即可免去死罪。”60年后，飲咖啡者因病過世，再過了10多年，飲茶者無疾而終。隨后，茶開始在瑞典流行。

1892年德國木刻版畫《一杯中國茶》

茶從何來：紅茶綠茶“另有種乎”？

從十六世紀西方接觸茶算起，在三個多世紀中，茶葉一直被疑為有毒之物。1664年，東印度公司向英王進貢茶葉后，追求時髦的貴族婦女紛紛仿照王室試飲起來，可她們擔心茶葉有毒，于是飲茶之后要喝白蘭地“排毒”。

歐洲人開始飲用茶了，但在歐洲大地上依然找不到一株茶。

茶是怎么生產出來的？歐洲人一直不解，原因是中國不允許歐洲商人進入內地，茶葉是如何生產出來的，他們不得而知。東方茶引起了西方人的極大好奇。1560年，葡萄牙人克魯茲喬裝打扮混入商人隊伍中，他來往于中國貿易口岸和內地，歷時4年，他才搞清了茶的來龍去脈。他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寫入了《中國茶飲錄》，這是歐洲第一本介紹中國茶的專著。

從克魯茲開始，不少西方探險家打起了中國茶的主意。1848年，受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植物獵人”福瓊來到中國考察。

福瓊也經過了一番喬裝打扮，穿上了中國衣服，弄了一條假辮子。后來，福瓊在他《茶國之行》中詳述了這次冒險經歷。

在一家小旅店的花園內，他發現了一株從未曾發現的植物。他從容不迫地走進客棧，在一張桌邊坐下，點了酒菜。吃完飯，福瓊又慢條斯理點上中國煙斗，對店主說:“這些小樹真漂亮，我從海邊來，在那里看不到這些小樹，給我一些種子吧。”善良的店主滿足了他的請求。連哄帶騙，福瓊從江浙一帶收集到了大量的茶樹標本和種子。最后他將23892株茶樹和大約17000粒茶種到了印度，并帶回了8名中國茶工。

福瓊的中國之行還為西方人解開了一個迷團：長期以來，他們一直以為有綠茶樹和紅茶樹之分，而福瓊告訴西方人，綠茶和紅茶的區別，在于制茶工藝的不同。起初受到了公眾的嘲笑，他請印度茶工在英國公眾面前手工制茶，親自驗證后才得到了認可。

福瓊的中國之行，無疑是世界茶史上重要的分水嶺。不久，在印度的阿薩姆邦和錫金，茶園陸續涌現。到十九世紀下半葉，茶葉成了印度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從1854至1929年的75年間，英國的茶葉進口上升了837%，隨后，“立頓”紅茶在全球飄紅，至今依然占據世界茶葉第一品牌位置。相對應的是，中國的茶葉國際貿易量的急劇滑落。

1901年荷蘭發行的明信片《請品中國茶》

食而不化：探秘藏茶“個中滋味”

面對茶葉這片神奇的“綠色黃金”，19世紀下半葉，英國商界迫切要求打開中國西南門戶，目光放在了西藏茶葉消費市場上。又一個英國人來到了中國，他的目標就是川藏茶馬古道，尋找一條在中國和印度之間更短更直接的茶葉貿易通道。

這個英國人叫唐古柏，1867年，唐古柏也進行了一番喬裝打扮，他計劃考察路線是成都—雅安—康定—巴塘—印度。由于受到中國政府的抵制，他走到巴塘受阻，只得沿路返回。雖然考察沒有成功，但他發現了藏茶。在他的《蓄辮著袍的英國貿易先鋒游記——溯長江而上的探索之旅》一書中寫道：

“在進入通往打箭爐的峽口處，我們超過了一隊將近200人的從雅州運茶到打箭爐的隊伍。在路上我已經發現過有著數百人的長長的運輸茶葉的背夫。在陡峭的二郎山山峰腳下的大渡河岸邊的羊腸小道上，長長的運輸隊伍的側影看上去猶如一道風景線。”

唐古柏考察的路線，正是古已有之的川藏茶馬古道。清同治年間，從雅安入藏的茶葉數量達110000引（1引=100斤）。這上千萬斤的茶葉入藏，全靠人力背運至康定后，再由馬馱入藏。

茶葉是藏族人不可缺少的東西，因而也是川藏貿易最重要的商品。唐古柏設法從客棧老板那里打聽到藏茶的制作過程，他對茶葉的產地、采摘、工序、單價、銷售分別作了詳盡的描寫，為印茶仿制雅安藏茶提供了精確的參考數據。

唐古柏認為，在印度阿薩姆邦布拉馬普特拉河谷的坡地上種植的茶葉，就能夠取代中國內地的茶葉而占領西藏的市場。一旦印度茶葉入藏，印度茶葉在與雅安茶葉的競爭中可輕易獲勝。

盡管印茶較雅安藏茶低廉，但印茶并不受西藏人民歡迎，因為印茶在“口感”上也不被西藏人所接受。從1870年后，英印政府不斷地派人雅安、打箭爐一帶考察川茶種植和藏茶貿易。唐古柏考察的價值在于向官方提供了有關雅安邊茶入藏的詳細情況和相關數據。但在生產加工上，還缺乏“技術”支撐。

1905年，又一個叫哈奇森的英國人出現在雅安街頭。他以雅安為中心，考察茶山（蒙頂山）、茶路（茶馬古道）、茶城（雅安、打箭爐）、茶人（吳理真）、茶事（蓮花山會）等。在他的筆下，蒙頂山茶產區的概況和歷史、管理和稅收、生產和加工、運輸和銷售等內容全部囊括，他們還考證了吳理真的生平和皇茶園七株茶樹的來歷，哈奇森稱吳理真是“雅州茶行業的守護神”。

哈奇森的《供應西藏的印度磚茶：四川任務報告》考察報告，為印茶入藏提供了茶樹栽培及磚茶生產加工技術依據。時至今日，印度茶業依然重視當年文獻資料的價值，2013年，印度一出版社重印了此書，并公開發行。

在史海中打撈碎片，還原中國茶走向世界的過往，為我們打開了一道“認識自己”的獨特窗口。這對于中國茶的復興，以及以茶文化為代表的生態文化旅游融合發展，無疑有著巨大的作用。（本文作者為雅安日報社記者高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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