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有些內容，是不直接寫出來的。

但它一直在。

這不是隱私，而是一種創作技巧。

作者：艾窩窩

曾著有《康熙的紅票》的歷史學者孫立天，新作一經問世便引發關注，從書名開始就自帶“紅樓”氣質——《真事隱：康熙廢儲與正史虛構》，作為一本現代歷史學規范下的專著，本書以康熙朝西方神父紀理安留下的筆記《北京紀事》為核心線索，結合正史細節對照考證，力圖還原康熙廢儲事件的多元面向與真實脈絡。

有趣的是，本書“昵比匪人”一節展開的考辨，為解讀《紅樓夢》若隱若現的男風敘事，提供了可靠的社會背景支撐與關鍵的歷史佐證。

明清之際，男風盛行。在《真事隱》中，它被視為導致太子胤礽被廢的隱秘誘因之一；在《紅樓夢》里，男風敘事亦非無關緊要的風月點綴，而是深度融入人物命運與家族興衰的重要線索。

當歷史的隱事與文學的隱筆相遇，一條潛藏于清代社會人口買賣暗流之下，男風現象與女性悲劇勾連貫通的隱秘脈絡得以浮現。這種史料與文本的對照互文，為當今讀者理解《紅樓夢》的批判力度與人文關懷，提供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全新回望視角。

廢儲背后的斷袖之癖與狎伶之風

《真事隱》第六章“家之罪魁”，在剖析太子外叔公索額圖對胤礽的惡劣影響時，觸及了清代官方記載中諱莫如深的一面。書中援引康熙“私家密探”王鴻緒的密折，揭示當時蘇州人口買賣這樁大要案背后，真正讓康熙和滿人權貴圈蒙羞的，是沉溺于男色的風氣。

但無論是人口買賣還是男色問題，皆屬廟堂之上絕不敢公開，也無法訴諸官方記錄之事。關于這一點，《清史稿》太子傳記耐人尋味：“有為蜚語聞上者，謂太子昵比匪人，素行遂變。”意思是康熙聽到了流言蜚語，說太子“昵比匪人”，行為都變了。

孫立天認為，這里的“昵”字是春秋筆法，較諸葛亮“親小人”的“親”字意思更進一層。而“比匪人”，可追溯至《商書·伊訓》中“敢有侮圣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的記載，被后世解讀為狎昵孌童的男風行為，至明清時已成了經常使用，大家都明白的詞。

與“昵比匪人”相呼應，康熙朝《實錄》中記載了這樣一段史實：

1697年，康熙在沒有征兆的情況下突然處死了跟在太子身邊的幾個小人物——有廚房、茶房里的人，還有一個哈哈珠子，即滿語伴主子一起玩耍長大的小伙伴，給出的罪名是“甚屬悖亂”。

結合當時社會風氣不難推斷，這些人必然參與了太子身邊不可告人的隱秘之事，而男色糾葛，當為核心誘因之一。

斷袖之癖以及狎伶之風在明末就已經流行開來，到清初更盛。上至王公貴族，下至文人墨客，多沾染此習氣。當時北京城有為士人服務的男色店鋪公開營業，男童稱“小手”，女童稱“玉蛹”，康熙年間的呂種玉曾解釋說：“京師謂之小唱，即小娼也，吳下謂之小手。”

男風在清代并非純粹的地下文化，而是處于合法與非法、公開與隱私之間的曖昧狀態。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傳統的唐明律中，都未對男性之間的同性性行為作出明確規定，也正是在康熙朝，雞奸才被視作犯罪并設立了條例，寫入了清律中。

這一立法變化，恰恰折射出男風之盛已引起統治者的高度警惕與關注，而“昵比匪人”正是對這種風氣的隱晦批判，這與《紅樓夢》中所呈現的男風圖景，形成了高度契合與互文。

《紅樓夢》中的“昵比匪人”

《紅樓夢》雖未直白使用“男風”“孌童”等字眼，卻通過大量曲筆暗示，將這一社會現象融入人物言行與情節肌理。第九回“戀風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頑童鬧學堂”，便是最集中的體現。

書中寫呆霸王薛蟠“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略識幾字”，自借住賈府后，“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來上學讀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曬網，白送些束脩禮物與賈代儒，卻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

“龍陽之興”典出《戰國策》，說魏國有個叫龍陽君的美男子，深得魏王寵愛。有天兩人釣魚，龍陽君釣著釣著就哭了，魏王詢問緣由，龍陽君以魚自比：這魚就像美人，釣到大的，小的就被扔了；天下美人那么多，恐怕自己哪天也會被魏王厭棄。魏王深受感動，當即下令有敢向我推薦美人者，誅全族。而“契弟”在明清市井語境中，正是對孌童的常用稱呼。金榮譏諷秦鐘與香憐“貼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貼燒餅”也是市井隱語，指男性之間的親密行為。

更為露骨的描寫是在巧姐出天花時，賈璉搬出去獨居，

“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便暫將小廝們內有清俊的選來出火。”

寥寥數筆，便將貴族男性對男色的沉溺與平常刻畫得入木三分。再看“家事消亡首罪寧”的東府，賈珍“一味高樂不了，把寧國府竟翻了過來”，結合當時王公貴族蓄養孌童的風氣，不難推測其放縱生活中包含此類行徑。第七十五回賈珍聚賭，席間“有兩個十六七歲孌童以備奉酒的，都打扮的粉妝玉琢”——這些細節在清代讀者眼中，幾乎不需要解釋。

就連賈寶玉與秦鐘的交往，表面是同窗情誼，實則暗藏超越友誼的親密。兩人初見便“一見如故，氣味相投”，在學中“同臥同起”，特別是寶玉“捉奸”智能與秦鐘行不軌之事后，秦鐘央求道：

“你只別嚷的眾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算賬。”

上了床如何算賬？曹公又用隱筆幽了一默，作為記錄者的通靈寶玉被鳳姐塞在自己枕邊，因此“未見真切，未曾記得，此系疑案，不敢篡創”。這種留白結合上面兩人言語間的親昵與縱容，也構成男風情感的隱晦表達。

無論是薛蟠的肆無忌憚、賈珍的放縱無度、賈璉的急不可耐，還是寶玉與秦鐘的曖昧情愫，這些大家子弟親近孌童、狎戲男色的行為，被作者輕描淡寫地揉進日常里，呈現出清代貴族男性生活的真實圖景：他們正是《真事隱》里“昵比匪人”的典型形象。這類行徑既沒受法律追究，也幾乎沒遭遇道德譴責，直到它們跟家族興衰、權力斗爭緊緊捆在一起，才漸漸顯露出破壞性，為賈府的敗落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賈府最終被抄家，罪名之一是“窩藏匪類”，這“匪類”里頭，未必沒有那些出入府中的優伶、孌童與小廝。

康熙蘇州人口買賣案：男風敘事的社會根基

《紅樓夢》中的男風書寫，絕非空中樓閣。其背后，是清代康熙年間猖獗的人口買賣亂象，這也成為男風盛行最現實的社會根基。

據《清圣祖實錄》記載，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蘇州府爆發一起重大買賣人口案，涉案人員達百余人，既有從事人口販賣的牙婆、牙商，也有購買人口的達官顯貴、富商巨賈。涉案人口中，除了大量女性奴婢，還有不少未成年男子，這些男童多被販賣為孌童，供王公貴族、富商大賈狎玩取樂。《蘇州府志》中也有明確記載：

“康熙年間，蘇城內外，牙行林立，多有販賣男女者，男童尤甚，或為奴，或為孌，身價不等，民怨沸騰。”

到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南巡至蘇州時，曾給工部尚書王鴻緒下密諭，命其細查“不肖之人騙蘇州女子”之事。這一細節表明，當時的蘇州不僅是江南經濟中心，更是全國最大的人口買賣集散地。女性的販賣催生了龐大的娼妓與“養瘦馬”產業，而男性的販賣則精準對應著戲班、象姑館（通“相公”）及貴族府邸的需求，形成了一條完整的人口消費鏈條。

《真事隱》進一步揭示，這些被販賣的“俊童”經過專門培訓后，會被轉售至京城，身價不菲，“一童之價，可抵良田百畝”。他們的去向多為貴族府邸——既是供人驅使的家奴，也往往成為主人發泄欲望的玩物。《紅樓夢》中的蔣玉菡，便是這類群體的典型代表。身為忠順王府的戲子，他的行蹤能驚動王府長史官親自上門向賈府索人，足見其與權貴關系的緊密。長史官對寶玉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銜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這番話背后，透露的正是貴族與優伶之間公開的隱秘，也是男風盛行的直接佐證。

人口買賣在清代是暴利行業，拐子敢于“兩家賣一人”，正是因為市場需求巨大且司法形同虛設。在這樣的社會大背景下，賈珍、賈璉可以隨意玩弄小廝，薛蟠可以因柳湘蓮俊美便上前調戲，這些行為的背后，是清代法律對“賤民”階層的徹底剝奪——那些被買來的孌童、戲子、小廝，在法律上甚至不算完整的“人”，只是主人可以隨意處置的財產，他們的命運，從被販賣的那一刻起，便已注定悲涼。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的制度關聯

深入探究會發現，男風的盛行與女性的悲劇，實為同一社會病灶的一體兩面，根源都在于等級制度的壓迫與法律的盲區。

去年出版的《命若朝霜：〈紅樓夢〉里的法律、社會與女性》一書中，作者柯嵐從法律社會史角度對香菱案進行了深度剖析。她指出，香菱的悲劇是清代人口買賣制度下女性悲劇的縮影——她的一生，從被拐賣、被轉贈到悲慘死去，始終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

馮淵與香菱，一個薄命郎，一個薄命女，在命運的渡口短暫相遇，又雙雙被權貴的洪流沖散。這位名字就透著股不祥氣息之人，“酷愛男風，最厭女子”，本是男風場中廝混慣的人，可造化弄人，偏偏遇上了被拐子賣的英蓮——“偏他一眼看上了，立意買來作妾，立誓再不交結男子，也不再娶第二個了”。

男風盛行也好，女性悲劇也罷，說到底都是同一套權力邏輯的產物。馮淵的悲劇恰好站在男風敘事與女性悲劇的交匯點上：他本是男風世界的常客，卻因為對女性的真情送了命。

柯嵐在書末感嘆：翻開《紅樓夢》，我們看見的是千紅一哭、萬艷同悲；合上書，我們應該看見的是那個時代法律對弱者的系統性拋棄。而《紅樓夢》中若隱若現的男風敘事，既是對清代社會世相的真實描摹，也是一種深刻的權力隱喻——那些被玩弄、被買賣、被遺忘的男性“賤民”，與香菱、尤三姐、鮑二媳婦們一樣，都是法律陰影下無聲的犧牲者，他們的苦難，同樣是制度腐朽性的直接體現。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當年密查蘇州女子買賣案，最終卻不了了之。有學者指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康熙自己就是江南女子大買主”。

《真事隱》也提及，康熙中后期最重要的江南漢妃代表王氏，便是蘇州人，來歷神秘。她于1690年入侍，長期為庶妃，直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被冊封為密嬪（康熙朝漢妃中的最高位份），三年誕下三子（皇十五子胤禑、皇十六子胤祿、皇十八子胤祄），這樣的生育頻率，足見康熙對她的偏愛。吊詭的是，王氏并非通過常規八旗選秀入宮，而是依托李煦家族的關系進入內廷。康熙三十八年南巡時，還曾在蘇州織造府幫她尋到失散的父母并促成團聚。這故事極具諷刺意味，當最高統治者本身就是人口消費鏈條的一環，所謂的“查禁”，便只能淪為一場選擇性執法的政治表演，底層弱者的苦難，終究無法得到真正的救贖。

以《真事隱》中“昵比匪人”的史料考證為鑰，結合康熙蘇州人口買賣案的歷史背景，重新審視《紅樓夢》中的男風書寫，便能讀懂那些隱晦筆墨背后的深意。那些被調侃的“貼燒餅”、那些“粉妝玉琢”的孌童、那些“酷愛男風”的貴族子弟，并非曹雪芹的隨意虛構，而是對清代康熙時期社會風氣的真實映射，承載著作者對人口買賣亂象與男風盛行的深刻批判，對底層弱勢群體命運的深切悲憫。這些書寫揭示了一個被遮蔽的真相：在權力與欲望共謀的清代貴族社會，“男風”從來不只是風月閑情，而是權力結構的延伸、是法律盲區的投影、是無數無名者無聲的悲劇。它讓我們在品味文學經典的同時，得以窺見那個時代的隱秘與殘酷，也讓《紅樓夢》跨越百年歲月，依舊能以其深刻的思想價值與強大的藝術力量，震撼著每一位讀者的心靈——這便是經典的力量，也是史料與文學相互成就的真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