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身名門，與徐志摩曖昧，出軌英國詩人，89回國，90與夫合葬

她應該是民國最復雜的女人了，就出身來說，出身名門，父親是清末重臣。

就才華來說，她才華橫溢，無論是文學才能還是繪畫，都非常了不起。

但是，她的復雜在于個人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

結婚后，與徐志摩鬧過曖昧，后來干脆玩了一把大的，竟然出軌英國詩人，此事鬧得極其震驚。

直到1989才回國，第二年，即90歲時去世，與夫合葬。

一：世紀末的降生。

1900年3月25日，北京史家胡同24號的大宅院里，傳來嬰兒的啼哭聲。這是凌家第十個孩子，一個女嬰。接生婆抱著孩子向凌福彭報喜：“老爺，三姨太生了，是個千金。”

凌福彭點點頭，臉上沒什么表情。他剛過五十，已是清朝重臣——順天府尹，相當于今天的北京市長。書房墻上掛著他與康有為同榜進士的功名牌匾，桌上攤著天津教案的卷宗。窗外，義和團正在京城聚集，八國聯軍即將兵臨城下，這個古老帝國正處在崩潰邊緣。

女嬰被取名凌瑞棠，后來以筆名“凌叔華”聞名于世。她的生母李若蘭是凌福彭的第三房姨太，廣東番禺人，識得幾個字，會唱幾句粵曲。在妻妾成群的凌府，一個庶出的女兒并不特別受重視。

凌家大宅有九十九間房，前門開在干面胡同，后花園連著史家胡同。這是典型的京城官宦府邸，青磚灰瓦，雕梁畫棟，院子里種著海棠、丁香、紫藤。但1900年的北京并不太平——六月，義和團攻打東交民巷；八月，八國聯軍攻破京城，慈禧太后攜光緒帝西逃。

凌府緊閉大門，一家人躲在深宅大院里。外面槍炮聲時遠時近，仆人們竊竊私語：“洋鬼子打進來了。”凌福彭換上便服，將重要文書藏進密室。他經歷過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深知亂世中保全家族的不易。

小瑞棠在襁褓中度過她人生的第一個夏天。她不知道，自己降生在一個王朝的末日，一個新時代的前夜。

二：深宅里的童年。

凌府的日常生活，是晚清官宦家庭的縮影。清晨，各房姨太向正室請安；上午，孩子們跟著先生讀書；下午，女眷們做女紅、聽戲、打麻將。府里養著十幾個仆人，廚子能做滿漢全席，車夫備著兩輛馬車。

瑞棠六歲那年，發生了件小事。一天，她在后花園的白墻上用木炭畫畫——山、水、花、鳥，雖然稚嫩，卻頗有章法。恰巧山水畫家王竹林來府上拜訪，看見墻上的畫，驚訝地問：“這是誰畫的？”

仆人指著瑞棠：“十小姐畫的。”

王竹林仔細端詳，對凌福彭說：“令千金有天分。這山石的皴法，雖不成熟，但氣韻生動。若能得名師指點，將來必成大器。”

凌福彭這才注意到這個不起眼的女兒。他本人酷愛書畫，與齊白石、陳師曾、陳半丁等畫家交往甚密，家里常辦“北京畫會”。文人雅士聚在一起，吟詩作畫，品茗論道。瑞棠常躲在屏風后偷看，看那些長衫先生如何運筆，如何題款。

不久，凌福彭為瑞棠請了三位老師：慈禧太后的御用畫師繆素筠教她工筆花鳥；王竹林教山水；郝漱玉教蘭竹。同時，還請來文壇怪杰辜鴻銘教英文和古典詩詞。

辜鴻銘是個奇人——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他能把彌爾頓的《失樂園》一字不差背下來，上課時卻穿著長袍馬褂，留著辮子。他教瑞棠英文時，總愛說：“你要學英文，但更要懂中文。一個中國人若不懂自己的文化，學再多洋文也是白搭。”

瑞棠學得很用心。早晨練字，上午學畫，下午讀英文，晚上背唐詩。她最喜歡的是繪畫——在宣紙上暈染開墨色，看著山水漸漸成形，有種說不出的快樂。

但深宅大院也有陰影。母親李若蘭地位不高，常受正室和其他姨太的氣。瑞棠記得，有一次母親生病，想請大夫，管家卻推三阻四：“三姨太就是小病，熬熬就過去了。”最后還是瑞棠跑去求父親，才請來醫生。

這種庶出的身份，讓瑞棠早早懂得察言觀色，也讓她對女性的處境有了深刻體會。后來她在小說里寫“高門巨族的精魂”，寫舊式女性的壓抑與掙扎，源頭就在這深宅里。

三：新時代的少女。

1915年，瑞棠十五歲。外面的世界正在劇變——袁世凱稱帝失敗，新文化運動興起，《新青年》雜志創刊，“德先生”和“賽先生”成為流行詞。

凌福彭決定送女兒去新式學堂。他對瑞棠說：“如今是民國了，女子也要讀書明理。”于是，瑞棠進了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

這是她第一次離開深宅大院，接觸外面的世界。學校在天津河北區，紅磚樓房，玻璃窗戶，教室里掛著黑板。同學們剪短發，穿藍布衫、黑裙子，說話帶著各地口音。

瑞棠的同班同學里，有后來成為革命家的鄧穎超、許廣平。鄧穎超比瑞棠大四歲，已經是學生領袖，組織讀書會，討論婦女解放。許廣平則文靜些，但文章寫得極好。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游行抗議巴黎和會。消息傳到天津，女師也沸騰了。鄧穎超站在講臺上演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女子也要救國！”

瑞棠被選為學生會的秘書，負責寫標語、擬演講詞。她第一次拿起毛筆不是為了畫畫，而是寫“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還我青島”。同學們舉著標語上街游行，路人們圍觀，有的鼓掌，有的搖頭。

五四運動改變了瑞棠。她開始讀《新青年》，讀魯迅的《狂人日記》，讀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她發現，文學不僅可以吟風弄月，還可以批判社會，喚醒人心。

1921年，瑞棠決定考大學。當時全國招收女生的大學寥寥無幾，燕京大學是其中之一。她復習功課，準備考試，心里有個念頭越來越清晰：我要當作家，用筆寫出女性的心聲。

1922年秋天，二十二歲的凌瑞棠走進燕京大學校園。她給自己取了個筆名——凌叔華。叔，是家族排行；華，是中華。這個名字，預示著她將走上一條不同于傳統女性的道路。

四：燕京歲月與周作人。

燕京大學在盔甲廠胡同，是美國教會辦的學校。校園里有西式樓房，也有中式庭院，種著銀杏、松柏。學生不多，女生更少，個個都是天之驕子。

叔華讀的是外文系，主修英文、法文，副修日文。同班同學里有謝冰心，比她小兩個月，已經發表了不少作品。兩人常在一起討論文學，冰心寫母愛、寫童心，叔華則更關注女性命運。

1923年秋天，叔華在選課表上看到一門新課——“新文學”，授課老師是周作人。周作人當時已是文壇名家，與魯迅并稱“周氏兄弟”，他的散文平和沖淡，提倡“人的文學”。

叔華想選這門課，但學分已滿。她猶豫再三，決定給周作人寫封信。信是這樣寫的：

“周先生鈞鑒：學生凌叔華，燕京大學外文系二年級生。這幾年來，我立定主意做一個將來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文上。我大著膽，請問先生肯收我做一個學生不？中國女作家也太少了，以中國女子思想及生活從來沒有叫世界知道的，對于人類貢獻來說，未免太不負責任了。如果您不同意，就是阻止這個世界了解中國女性的所思所想……”

這封信大膽又巧妙，既表達志向，又暗含激將。周作人收到信，頗感意外。他后來回憶：“一個女學生這樣直白地要當作家，倒是少見。”

周作人同意叔華來聽課。每周三下午，叔華從燕京趕到北大，坐在教室后排。周作人講課不疾不徐，從《詩經》講到白話文，從日本俳句講到希臘神話。他強調文學要寫“平常人的平常生活”，要“說自己的話”。

課后，叔華常向周作人請教。她拿出自己的習作——短篇小說《女兒身世太凄涼》。周作人仔細看了，提了幾點意見：“寫得太直白，要含蓄些。女子的痛苦，往往在沉默中更深。”

在周作人指導下，叔華進步很快。1924年1月13日，《女兒身世太凄涼》在《晨報》副刊發表，署名“瑞唐”。這是她第一篇正式發表的小說，寫一個舊式女子被包辦婚姻毀掉一生的故事。

小說引起關注。有人評論：“這個女作者不簡單，把深宅大院的悲哀寫透了。”魯迅后來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里說：“凌叔華的小說……使我們看見世態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

周作人對叔華的影響是深遠的。他教她如何觀察生活，如何用細節表現人物，如何平衡中西文化。更重要的是，他給了她信心——在那個女性作家鳳毛麟角的時代，這種支持尤為珍貴。

多年后，叔華在給朋友的信里寫道：“周啟明先生（周作人）是我文學上的引路人。沒有他，我可能還在深宅大院里畫畫，不會想到用筆寫人生。”

五：泰戈爾與愛情抉擇。

1924年春天，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在北京掀起一股“泰戈爾熱”。北大指派陳西瀅和徐志摩負責接待，燕京大學則派凌叔華作為學生代表參加歡迎活動。

5月6日下午，燕京大學女子學院舉行茶話會歡迎泰戈爾。叔華第一次見到陳西瀅——三十出頭，戴眼鏡，穿西裝，說話帶著英國口音。他是北大英文系教授，曾留學愛丁堡大學、倫敦大學，主編《現代評論》的“閑話”專欄。

也就在這次茶會上，叔華第一次見到徐志摩。徐志摩比陳西瀅小四歲，風流倜儻，詩名正盛。他剛與張幼儀離婚，正在追求林徽因。

幾天后，泰戈爾在凌家大書房參加畫會。這是叔華的主意——她家常有文人聚會，書房寬敞，適合辦沙龍。出乎意料的是，泰戈爾在徐志摩、陳西瀅陪同下真的來了。

面對世界聞名的大詩人，叔華不怯場，直接問：“敢問您也會畫畫嗎？”泰戈爾笑了，即興畫了幅佛像，對她說：“想要學寫詩，不單單白紙黑字才是書，要多到大自然中去。”

這次畫會后，徐志摩和陳西瀅成了凌家常客。凌家大書房成了京城最早的文化沙龍，比后來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廳”早了近十年。每周六下午，文人學者聚在這里——除了徐、陳，還有胡適、郁達夫、沈從文等。

叔華與徐志摩走得很近。徐志摩欣賞她的才華，稱她為“中國的曼殊菲兒”（英國女作家）。兩人通信頻繁，討論詩歌、繪畫、人生。女兒陳小瀅后來證實：“母親曾追求過徐志摩，但徐志摩只把她當朋友。”

徐志摩當時心系林徽因（后來追求陸小曼），對叔華的感情沒有回應。叔華失望之余，把目光轉向了陳西瀅。

陳西瀅與徐志摩不同——他更理性、穩重，甚至有些刻板。他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在《現代評論》上寫時評，主張漸進改良，反對激進革命。這與魯迅等左翼文人形成對立。

1925年，爆發“女師大風潮”。學生反對校長楊蔭榆，魯迅等教員聲援學生，陳西瀅則在《現代評論》上批評學生運動。魯迅與陳西瀅展開筆戰，成為現代文學史上一段公案。

在這場論戰中，叔華處境微妙。她敬重魯迅，又與陳西瀅交往。最終，她選擇了愛情。

1925年10月，叔華陷入“抄襲”風波。有人指她的小說《花之寺》抄襲契訶夫，《酒后》抄襲外國作品。陳西瀅為維護女友，反指魯迅抄襲，使矛盾激化。

這場風波讓叔華看到文壇的殘酷，也讓她更依賴陳西瀅的保護。

六：婚姻與出軌。

1926年6月，叔華從燕京大學畢業，獲金鑰匙獎。7月14日，她與陳西瀅結婚，婚禮簡單，只請了親友。

新婚不久，兩人赴日本旅行。叔華留在京都一年，研讀菊池寬、芥川龍之介、夏目漱石的作品，學習日本藝術。這段經歷影響了她后來的創作——她的小說常有日本文學的細膩與含蓄。

1928年，陳西瀅受聘為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叔華隨丈夫來到珞珈山。武大在武昌東湖之濱，山清水秀，但叔華的生活并不如意。

陳西瀅怕人閑話，始終沒讓叔華在武大教書。她成了“院長夫人”，每天應酬、打牌、參加茶會。這與她當作家的理想相去甚遠。

在武大，叔華結識了兩位女作家——蘇雪林和袁昌英。三人常聚在珞珈山上，談文論藝，被稱為“珞珈三女杰”。這段友誼給了叔華些許慰藉。

1930年4月21日，女兒陳小瀅出生。叔華初為人母，既歡喜又焦慮。她不想重復母親的人生——困于家庭，失去自我。

1931年，徐志摩空難去世。叔華陷入“八寶箱事件”——徐志摩生前將日記、信件存在她這里，死后林徽因、陸小曼都來索要，胡適也介入調解。叔華想自己出版這些資料，引發爭議。這件事暴露了她性格中固執、占有的一面。

1935年，英國詩人朱利安·貝爾來武大任教。

他是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姨甥，年輕、熱情、浪漫。叔華與他發生婚外情。

這段感情驚世駭俗。陳西瀅發現后，給叔華兩個選擇：要么分居，要么與朱利安分手。朱利安選擇離開中國，但叔華偷偷去廣州、香港與他見面。

1937年，朱利安在西班牙內戰中陣亡。消息傳來，叔華悲痛欲絕。這段婚外情成為她婚姻中永遠的裂痕。

七：戰爭與離散。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武大西遷四川樂山，叔華帶著女兒隨行。

樂山生活艱苦。住的是簡陋民房，吃的是粗茶淡飯，還要躲日軍空襲。但叔華沒有停止創作——她寫散文，畫畫，還在成都、樂山辦畫展。

1943年，陳西瀅赴英國，在中英文化協會工作。叔華帶著女兒留在國內，直到1946年才赴英團聚。

在英國，叔華幫助李四光擺脫政府阻撓回國。這件事顯示了她愛國的一面——盡管長期生活在國外，她始終心系祖國。

1946年，陳西瀅被任命為國民政府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常駐巴黎。叔華選擇住在倫敦——她說巴黎物價太貴，但更深層的原因可能是她想保持獨立。

1949年，新中國成立。陳西瀅和叔華面臨選擇——回國，還是留在海外？他們猶豫了。

葉君健（作家、翻譯家）回憶，1949年9月他回國前向陳西瀅告別，暗示他們可以回國看看。陳西瀅沉默良久，說了兩個字：“但是……”就沒再說下去。

葉君健猜測，陳西瀅可能想起了與魯迅的論戰，擔心回國后處境尷尬。這個顧慮，讓他們錯過了回國的時機。

八：海外歲月與《古韻》。

1950年代，叔華一家定居英國。陳西瀅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退休后，生活拮據。叔華不得不到處教書——在新加坡南洋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中國文學。

1953年，叔華的英文自傳體小說《古韻》（Ancient Melodies）由英國荷蓋斯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寫她的童年，寫北京的風物，寫深宅大院的生活。出版后引起關注，成為暢銷書。

《古韻》的成功讓叔華在西方文壇獲得聲譽。但她內心是矛盾的——用英文寫作，向西方介紹中國，這讓她有文化傳播的使命感；但遠離故土，用外語寫作，又讓她有漂泊的孤獨。

1960年代，叔華在巴黎、倫敦、波士頓舉辦畫展。她的畫屬“文人畫”傳統，山水花卉，墨跡淡遠。法國作家莫羅瓦稱贊她“心靈剔透”。

1970年3月29日，陳西瀅在倫敦病逝。叔華想將丈夫骨灰帶回臺灣安葬，但最終未能成行。這件事讓她對臺灣當局產生不滿。

晚年叔華常回憶往事。她對朋友說：“我這一生，好像總是在兩個世界之間——中國和西方，傳統和現代，家庭和自我。”

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叔華多次回國訪問，看到祖國的變化，既欣慰又感慨。但她始終沒有回國定居——也許是因為年紀大了，也許是因為近鄉情怯。

九：落葉歸根。

1989年12月，八十九歲的凌叔華坐著輪椅回到北京。女兒陳小瀅、女婿秦乃瑞（英國漢學家）陪同。

她回到史家胡同24號——那個她出生、長大、出嫁的地方。如今這里成了“史家胡同博物館”，但院子里的海棠還在，紫藤還在。

叔華撫摸著院墻，輕聲說：“我回來了。”

1990年春天，叔華病重住院。在病床上，她常陷入回憶——想起童年學畫，想起燕京讀書，想起周作人講課，想起泰戈爾畫佛像。

5月22日，凌叔華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歲。骨灰安葬在無錫惠山腳下，與陳西瀅合葬。

臨終前，據說她一遍遍念叨徐志摩的名字。那個她曾愛過、最終錯過的詩人，成為她生命最后的回響。

十：兩個世界的女兒。

凌叔華的一生，是20世紀中國知識女性的縮影。她出身傳統仕宦家庭，卻接受新式教育；她深愛中國傳統文化，卻用英文寫作走向世界；她渴望愛情與家庭，又追求獨立與自我。

她與周作人的交往，是師生，也是文友。周作人教她文學，她則以自己的才華證明，女性可以成為優秀的作家。這種跨越性別的 intellectual friendship，在那個時代尤為珍貴。

她的作品——無論是小說《花之寺》《女人》，還是散文《愛山廬夢影》，或是英文自傳《古韻》——都貫穿著一個主題：女性的命運。她寫深宅大院的壓抑，寫新舊時代的沖突，寫女性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掙扎。

魯迅說她寫的是“高門巨族的精魂”，這評價精準。叔華確實最擅長寫她熟悉的那個世界——那個正在消失的、傳統的中國。但她不是懷舊，而是批判；不是贊美，而是反思。

今天，當我們走進史家胡同博物館，走在凌叔華曾經走過的院子里，或許能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氣息——一個女性如何從深宅大院走向廣闊世界，如何在兩個文化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

凌叔華不是最耀眼的民國才女，但她的故事，她的作品，她的掙扎與追求，構成了那個時代豐富而真實的一頁。她是史家胡同的女兒，也是兩個世界的女兒——這個身份，定義了她的文學，也定義了她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