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都
文︱鄧飛
香港未來的重要發展路徑之一，是強化與大灣區內地省市的融入，這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切入點。而融合要走深走實，則必須落實到具體的制度和規則銜接，目前在特區政府和內地各級政府的大力推動下，這種銜接逐步涵蓋法律服務、專業資格互認、跨境民生等多個范疇。
其實，可能好多人都未必意識到，教育也是最值得優先推進制度銜接的范疇之一。現時在大灣區內的城市已設有港人子弟學校或港人子弟班，而運作經年的“港籍學生班”計劃學校總數已增至超過十所。到2025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與考學校總數亦已達4所，還有數量可觀的由香港辦學團體開辦或參與興辦的民辦學校等等，這說明跨境香港課程教育已經逐步成形，學生、課程教學和公開考試都在跨境延伸，教師專業制度就更應及時跟上。
因此，特區政府應優化香港教師的教學年資計算規則，明文訂明香港教師在內地港人子弟學校任教、并教授香港課程所累積的年資，可計入認可教學年資，從而既從制度上促進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教育融合，亦促進香港教師的職業及專業發展路徑可延伸至內地大灣區。
這里必須講清楚：在現行制度下，教育局就教師任教年資計算所公布的規定，并沒有明文規定認可的教學年資，只限于在香港任教。根據歷年公布的《資助學校則例》所訂：“教師取得資格后的認可工作經驗，必須有文件佐證，方可用以計算增薪。在香港以外地區學校任教的經驗，會按個別情況評審是否用作增薪的用途 。”
而根據教育局2025年版《薪金評估指南》的“附件三”也有同樣規定：
“Teaching experience overseas /in Mainland and in Others (e.g. recognised local tertiary institutions and registered Day Schools offering formal curriculum courses to own registered full-time students) will be considered on an individual basis.”
同樣是按個別個案考慮，既沒有完全否定認可，但亦不是常規化制度化認可。換句話說，現時的問題不是在規則上拒絕承認香港老師在內地的任教年資，而是認可教學年資的機制仍然是個案式酌情處理，不是予以明確的認可保障。因此，應修訂規則，明確承認內地任教年資。
這項修訂，至少有兩個重要意義：
第一，對推動陸港兩地教育融合可以起到先行先試的作用。既然香港學生可以在內地修讀香港課程、參加香港公開試，那么香港教師的專業年資也應該可以跨境銜接，這是落實兩地教育融合最快捷、最簡便的措施。
第二，有利于為香港教師拓展更廣闊的專業發展空間，有利于穩定本港教師隊伍。教育局早已指出，本港學齡人口正出現結構性下降，2024至2030年間，居港6歲小一適齡人口預計由四萬九千多人下降至三萬四千多人呢，12歲中一適齡人口則由六萬八千多下降至五萬一千多。面對人口減少帶來的縮班壓力，實事求是地說，香港本地對教師人手的需求，的而且確在減少。因此，如果把大灣區視為香港教師另一個可以發展教育專業的空間，那么既有利于舒緩教師失業或者不得不轉行的危機，也有利于加強香港老師和內地同行（港人子弟學校同樣有內地老師）的彼此交流了解。
第三，根據特區政府去年所提，香港基礎教育界將在原有教師注冊制度基礎上，引入“教師執業證”制度。而決定是否發放“教師執業證”的一個重要要求，就是教師需要在三年內完成不少于一百五十小時的專業進修時數。現時回內地港人子弟學校任教的香港老師，除了面對內地教學年資能否得到香港認可的不確定性之外，也同時面對這個進修時數是否需要完成的困惑。如果明確認可前者，那么后者也自然順利成章要予以完成。
另外，現時未有“回內地任教的香港教師”完整統計，教育局關于教師的統計數據，主要是本地學校體系的人數、流失率和比率等，并未見有跨境任教教師的獨立統計項目。既然政府要推動大灣區教育融合，就不能沒有回內地任教的香港教師的統計數據。
或許有意見認為，目前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港人子弟學校能吸納香港教師人數有限，對于解決香港教師剩余人手幫助有限。筆者認為，制度上的認可是實現融合的第一步，更是促進未來發展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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