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國歌歌詞的作者是田漢，可對田漢的生平卻很少有人細致了解。

田漢先生一生創(chuàng)作，涵蓋了戲劇、戲曲、小說、詩詞等等不同的題材，在文藝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不僅如此，田漢1929年領導南國電影劇社發(fā)起“新戲劇運動”時期，就已經(jīng)開始參與政治活動。

當時的田漢可謂是炙手可熱，不僅是在上海文藝界，根據(jù)丁言昭所著《安娥傳》記載：

“當南國社發(fā)起新戲劇運動時，田漢在上海文藝界已經(jīng)很知名，是一個與各派都有關系，各派也都要爭取的人物。

圖|田漢、安娥夫婦

安娥是田漢先生的夫人，也是一個聞名的作家、戲劇家、音樂家、詩人、翻譯家。

不過，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安娥還有另外一重身份不為人所知。

這個身份就是中共地下黨情報人員。

《安娥傳》也明白無誤的記載了一件事，即當時中共地下黨為了爭取田漢，于1929年冬派安娥接近田漢，爭取他“左轉(zhuǎn)”。

當時所有人都沒有想到，這一舉措反而促成了兩人相戀。

早年經(jīng)歷

1905年10月11日，安娥（原名張式遠）出生于河北獲鹿縣范譚村的一個書香門第家庭，比他后來的丈夫田漢小7歲。

也因為出身條件好，安 娥幼年時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當時的中國正值水深火熱中，于是在北京國立北京美專讀書的安娥后來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并且參加學生運動。

1925年，安娥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并在同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巧的是，安娥在國立北京美專求學期間，“龍?zhí)度堋敝坏?span search-type="3" search-href="newsapp://nc/search?entry=articleKeyword&word=%E9%92%B1%E5%A3%AE%E9%A3%9E">錢壯飛也在那所學校執(zhí)教，負責教授解剖學。當時錢壯飛還不是一名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錢壯飛1926年經(jīng)內(nèi)弟介紹，與妻子張振華一同入黨）。

從這個情況來看，安娥與錢壯飛，當時應該并不熟悉，至多可能也只是認識，他們也許想不到，后來會身處同一戰(zhàn)壕內(nèi)工作。

就在錢壯飛入黨這一年6月，安娥被派往大連從事工人運動工作，不過時間并不長。

圖|安娥

因為安娥所在的黨支部有成員被捕，為了安全起見，時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兼大連地委書記的鄧鶴皋派安娥到上海去尋找黨中央?yún)R報工作。安娥到了上海以后，結(jié)識了周恩來。

1927年1月，安娥被派往蘇聯(lián)，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當時還是周恩來親自把她送上去往蘇聯(lián)的船只。

安娥在蘇聯(lián)留學的情況如何，我們不得而知，可后來陰差陽錯，她卻進了蘇聯(lián)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工作。

蘇聯(lián)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的前身就是我們俗稱的“契卡”（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

根據(jù)資料記載，當時蘇聯(lián)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需要一個年紀小、俄文還可以、工作努力，不愛出風頭、不說大話的人到他們的東方部工作，而安娥正好符合這些條件。

經(jīng)負責黨電訊工作的鄭家康推薦，安娥被安排進入蘇聯(lián)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東方部中國局工作。

應該指出的是，安娥的工作調(diào)動，是受到黨組織批準的，后來安娥在履歷表上填寫在蘇聯(lián)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工作這段經(jīng)歷時，也明確寫了證明人是周恩來。

當時的安娥應該還算不上是一名紅色特工，她在進入東方部中國局工作，擔任的是中國局首長的助手，主要工作是整理有關中國“反革命分子”的資料，承擔筆譯，偶爾擔任審案口譯。

不過也是在這里，安娥見識了“血腥”。

圖|《安娥傳》

1929年4月，蘇聯(lián)開始展開大規(guī)模的“清黨”，意在揭露、清除隱藏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反黨集團的支持者，當時蘇共中央還派了專員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對在那里的中國學生進行審查，盡管沉重打擊了所謂“托派”分子，但也造成了大批的冤案。

這一切給當時還年輕的安娥對此印象極為深刻，也促使他的思想向著一個革命者迅速轉(zhuǎn)變。

也幾乎在同時，安娥提出了回國申請。

1929年11月，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安娥回到了上海。

也許是因為在蘇聯(lián)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工作的這段經(jīng)歷，安娥回國后不久，即被安排到中央特科工作，隸屬陳賡所屬的情報科。

地下暗戰(zhàn)

安娥初入特科工作，就被陳賡安排了一項重要的工作，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diào)查科”（中統(tǒng)前身）駐上海特派員楊登瀛的秘書，與時任特科情報科長陳賡單線聯(lián)系。

至此，安娥正式打入敵人內(nèi)部，成為一顆楔在敵人心臟上的釘子。

楊登瀛即是鮑君甫，對于這個人，過去我們聊得也比較多了，他執(zhí)掌國民黨中統(tǒng)在上海的特務機關后，為我黨做了不少工作，不僅送出了大量的情報，還幫助紅隊鏟除了不少危害極大的叛徒。

也是在楊登瀛、安娥的幫助下，錢壯飛才打入黨務調(diào)查科，并成為徐恩曾的秘書。

不過，這期間安娥發(fā)揮的作用卻并不為人所熟知。

圖|中央特科機關舊址

作為楊登瀛的秘書，安娥除了負責他與陳賡之間的聯(lián)絡外，最主要的一條，就是要甄別楊登瀛所收集起來的各種情報，把其中最重要的及時安全地送到黨組織手中。

有意思的是，解放后，陳賡曾對安娥的兒子田大畏說：

“我和你媽媽都是“格柏烏”！”

“格柏烏”就是蘇聯(lián)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的俄文縮寫。

出于保密的需要，陳賡并沒有深談，只是言語間不難看出，他對安娥的贊賞。

這里也要強調(diào)一點，楊登瀛在土地革命時期，特別是對中央特科，有極大的貢獻，可他本人并不是共產(chǎn)黨員，而是一個有著復雜背景經(jīng)歷的人，他后來隨著地位的提高，對給予我黨幫助，也就沒有那么熱心，因此當年楊登瀛所接觸我黨組織也被受到了嚴格限制。

1931年4月，顧順章被捕叛變，楊登瀛受牽連入獄，還同后來被捕的陳賡在獄中有過碰面。楊登瀛還算顧念朋友情誼，在獄中一言不發(fā)。

楊登瀛后來出獄后，基本上脫離了國民黨特務系統(tǒng)。

建國初期鎮(zhèn)壓反革命，楊登瀛因當年在中統(tǒng)，后來還投靠過日偽，被直接逮捕，在陳賡出面下得以保住性命，在被管制一年出獄后，楊登瀛受到陳賡的照顧。

1956年3月，楊登瀛受邀到北京參觀游覽，陳賡還特意安排他與安娥、陳養(yǎng)山等熟悉的人見面，安娥也很關心楊登瀛，時常接濟他，他為此還特意寫了封感謝信：

“您的相贈，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

安娥在從事楊登瀛秘書工作期間，還干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之前提過的爭取田漢。

只是誰也沒想到，兩人后來一見鐘情。

田漢后來承認，他的思想“左轉(zhuǎn)”同安娥的影響有關，據(jù)現(xiàn)代詩人、著名社會活動家王禮錫（1938年病故于抗日一線）回憶：

“有一回，寧波某學校請壽昌（田漢原名田壽昌）講演，她伴著去，中途幾次談話就使他的思想轉(zhuǎn)變了。壽昌是個性很強的人。只有他自己的才是對的，而他的個性竟為一個女性所克服，這女性的魄力就真可驚了。”

在安娥的影響下，田漢開始關注社會現(xiàn)實問題。

1930年3月2日，田漢作為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發(fā)起人之一出席成立大會，并被選為”左盟“執(zhí)行委員，會后田漢發(fā)表了有十數(shù)萬字的《我們的自己批判》，對自己過去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當然，與此同時，田漢與安娥的感情迅速升溫。

1930年6月，田漢創(chuàng)辦的南國社被查封后，他被迫轉(zhuǎn)入地下，黨組織特意委派安娥做他的聯(lián)絡人，在頻繁的接觸交流中，兩人逐漸從過去彼此仰慕對方才情，轉(zhuǎn)為托付終身。

圖|田漢

1932年3月，田漢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田漢選擇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可以說是受安娥的影響，也可以說是他思想的選擇。

據(jù)夏衍先生回憶：

“1931年冬（據(jù)我的記憶），光慈告訴我，田漢已經(jīng)決定申請入黨。請記住，三一年這一個年頭，是上海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期，而田漢，就是在這一個年頭申請入黨的。同時他還發(fā)表了長達數(shù)十萬言的自我檢討，對過去的生活、思想、作品作了深刻的自我解剖。田漢當時已是文藝界知名人士，敢于這樣做是難能可貴的。”

圖|1938年安娥在武漢

不過在1932年12月，負責與安娥單線聯(lián)系的領導姚蓬子被捕叛變，安娥也就此成了脫線的風箏，盡管她在后來歲月里始終致力于同黨組織接上關系，卻始終沒能如愿。

1933年，安娥同任光共同生活了四年，至1937年分手。也是在這一年，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安娥在撤往后方的船上偶遇了田漢，兩人才重新走到了一起。

1948年10月，當時已經(jīng)結(jié)婚的田漢夫婦經(jīng)上海轉(zhuǎn)到天津，準備出席即將召開的新政協(xié)大會，也是在西柏坡，安娥重新入黨。

晚年經(jīng)歷

安娥意外與黨組織失去聯(lián)系后，便致力于文藝創(chuàng)作，她的創(chuàng)作有著鮮明的時代背景，后來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2008年，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收集了安娥生平所著的歌、劇本、小說、戰(zhàn)地報道及文藝評論等作品，出版了三卷本的《安娥文集》。

不過終其一生，安娥都沒有透露當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經(jīng)歷。

就連田漢先生，也對夫人的生平一無所知。

王禮錫曾在《戰(zhàn)地日記》中談到過有趣的一幕。

一次，王禮錫問田漢：

“張小姐（安娥原名張式遠）是怎樣一個人？”

田漢笑：

“到俄國留過學，就算姓張吧。”

王禮錫后來但凡逮住有留俄經(jīng)歷的人，就要詢問安娥的情況，但始終也沒有問出個所以然。

“不但來歷探不出，她和壽昌的關系探不出，就連她的職業(yè)姓氏也探不出。她曾在新華藝專教過社會意識學，后來據(jù)她自己說在一個很奇怪的人家有點小職務。什么職務呢？她不說。就壽昌也似乎不甚清楚。許多人因為她的蹤跡不明，懷疑她是參加了某組織的秘密工作，而某組織中人又正在懷著驚疑去探問她。‘據(jù)說她姓李，是北平的一個大族。’伯奇說。這使我更增加許多幻想，是富室的逃妾嗎？是不滿意于家庭婚姻而逃出來的故家舊族的小姐嗎？這真是迷陣。”

安娥寫《歷史思想自傳》，在談到在中央特科的工作經(jīng)歷時，只有簡單的一句話：

“請問陳賡同志。”

事實上，安娥的生平經(jīng)歷之所以能如此清楚，還要感謝陳賡等一大批當年同在中央特科工作過的人，他們在寫回憶文章或者是傳記時，會提到與安娥有關的事兒。

安娥與田漢育有一子田大畏。

田大畏出生于1931年8月，后來他回憶起自己的父母時坦言：

“對父母的經(jīng)歷我也是后來才了解，他們幾乎不和我談過去。”

田漢事實上并不避諱自己的感情經(jīng)歷經(jīng)歷，后來他在自己的作品《三葉集》中，曾有很詳細的描述。

天寒早年同舅父易梅臣的女兒易漱渝情投意合，后來易梅臣便將女兒許配給他，可兩人還未來得及成婚，易漱渝便已經(jīng)先病故。

易漱渝在臨終前，介紹了自己的同學黃大琳，然而當時田漢已經(jīng)有了新的戀人，他和黃大琳的婚姻本身談不上有多幸福。

沒過多久，田漢在婚外開始和一位遠在新加坡的女教師林維中有了聯(lián)系，兩人一通信就是三年，

1929年前后，田漢與黃大琳和平分手。

也是在此時，安娥走進了田漢的生活。

嚴格意義上講，田漢當時正處于單身時期，所以當時他對林維中、對安娥，都是在一個正常追求中，只是比較來看，安娥在精神上更加契合田漢，兩人都彼此傾心對方，這才跳過林維中。

不過問題就是，林維中這個人是比較強勢的，特別是在與田漢感情中。

在林維中心目中，安娥就是搶走他丈夫的女兒，是破壞他們家庭的女兒，所以她追了過來，聯(lián)合了田漢的家人，逼迫田漢與之結(jié)婚。

無奈之下，田漢與林維中成婚。

這么一來，安娥反而成了第三者。

當時安娥還在中央特科工作，根據(jù)組織紀律，她是不可能結(jié)婚的，因此選擇了主動放手，在聽說田漢結(jié)婚沒有房子時，還四處給他張羅，渾然不顧懷有身孕。，

后來安娥把兒子田大畏送到上海母親家里，還更田漢說，兒子已經(jīng)死了，意在讓田漢沒有牽掛。

1937年，安娥與田漢在武漢重逢，當時她告訴田漢兒子尚在的消息，使得田漢激動異常，但同時他內(nèi)心又很苦惱，畢竟他和林維中也已經(jīng)成婚多年，而且育有子女。

在田大畏看來，父親田漢是一個特別傳統(tǒng)的人，在當時這種境地下，也不可能毫無顧忌的選擇離婚：

“畢竟也是一個家庭，我父親在這個問題上很傳統(tǒng)。”

田漢在后來數(shù)年時間里，始終被這種情緒困擾，以至于后來他對好友說：

“婚姻是一條繩索套上了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結(jié)婚，用情人制。”

一直到1946年3月，林維中才在這段感情中選擇了放手。

田漢與安娥于1948年結(jié)婚，婚后二十多年，夫妻始終相濡以沫，只是有時難免聚少離多，以至于田大畏忍不住抱怨：

“我感覺我父親是為了戲劇來到這個世界的，而母親是為了革命和理想，他們無論環(huán)境怎么惡劣，怎么困難，只要跟這些事情有關，都不知疲倦，把物質(zhì)和權(quán)勢完全拋之腦后。”

田大畏也是多年后翻閱自己母親給母親寫的信，才意識到他們之間細膩的感情有多么深。

圖|田大畏

1956年，安娥突患中風半身癱瘓，從此徹底告別文壇。

也是在這一年，田漢不知道從哪兒聽說妻子安娥生氣了，還專門寫了一封情感真摯的信：

“……你昨天回去以后生了氣，不吃飯，生了誰的氣了呢？應該始終保持心境平和，樂觀，這樣對于病情才有好處……兩三天后再回來開會，同你到萬壽山玩玩兒吧！”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田漢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響，終于1968年含冤逝世，在丈夫去世八年后，安娥也追隨丈夫而去，享年7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