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仙子狗尾巴花

監制 - 她姐

又一個讓全網膽寒的瘋女人出現了。

她外表不修邊幅，說話唯唯諾諾，但殺人時卻手起刀落，動作決絕又利落，陰郁而偏執的目光，尤其讓人不敢直視。

觀眾要花上好幾秒才能認出，這個瘋狂到丑陋的角色，是一向以優雅高智感著稱的袁泉。

在這部遲到了10年的電影《蜂蜜的針》中，她飾演的中年女性支寧，在長久的壓抑之下，因極度自卑而漸生偏執，最終爆發出強烈的毀滅欲望。

“瘋女人”在銀幕上并不罕見，但大多作為獵奇的形象存在，她們的瘋癲被放大為一種表演，然后像馬戲團似的供人欣賞、消費，最終被遺忘。

她們不被允許說話，她們的故事也無人在意，當大幕落下，瘋女人們又迅速被鎖進閣樓上的房間。

如今，時代變了。

從《簡愛》中那個只作為情節催化劑的前妻，到如今能在鏡頭前自述過往的“支寧”，越來越多創作者開始將目光聚焦于“瘋女人”。

這些殺盡一切的瘋子，沒有遭受來自觀眾的道德審判，不少人為她們拍手叫好，甚至可憐、心疼她們。

一些古早電視劇里的瘋女人也被重新打撈出來。拋開恐怖濾鏡，越來越多人主動走進她們的故事，發出追問：她們為何而瘋？發瘋之前她們到底經歷了什么？她們癲狂的表象之下，藏著怎樣未被傾聽的吶喊和求助？

女人們，殺瘋了

袁泉扮演的“瘋女人”和以往很不一樣，不再是裝瘋賣傻，而是真正擁有著毀天滅地的力量。

她大多數時候沒什么表情，一臉冷靜地做盡瘋狂的事情，殺人后能有條不紊地處理尸體。

她擁有超強的計謀和行動力，跟蹤、偷窺、設計殺情敵，步步為營地將男主圈到自己身邊。

支寧，農科院的研究員，孤僻自卑，幾乎沒有朋友，整日與昆蟲和農作物打交道，活得像一片貧瘠的土地。

對風度翩翩的大學教授寇逸一見鐘情后，她沒有搭訕，而是選擇了偷窺，悄悄跟在男人身后，監視他的一舉一動。

為了獨占寇逸，她陷入偏執，殺掉寇逸身邊一切跟他有關系的女人：對他糾纏不休的前妻、和他關系曖昧的閨蜜，和寇逸有過婚外情的人妻。

如果寇逸是四處探枝的紅杏，支寧就是手起剪刀落的園丁，悉心將對方修整得乖馴。

在這樣的敘事下，瘋女人的“瘋”不再是夸張的視覺表演，她擁有席卷和毀滅一切的恐怖力量，是吞噬一切的深淵。

可在這場堪稱恐怖的發瘋行為中，許多人的第一反應不是害怕，而是理解甚至共情這個可怕的瘋女人。

同樣令人擁有這股毀滅力量卻被無限共情的瘋女人，還有《珀爾》中的主角。

僅僅因為母親阻攔她參加舞蹈面試，珀爾便在沖動中殺死了母親。接著又將癱瘓、被她視為拖累的父親一并捂死。

可她付出如此血腥代價，卻依然未能獲得舞團名額。盛怒之下，珀爾再次舉起斧頭，砍死了那個入選的女孩。

然而，珀爾的癲狂，卻在當下獲得了部分觀眾的理解。

事實上，生活早已將一步步將她逼入絕境。

珀爾是一名生活在農場的年輕女性，被迫與母親和癱瘓的父親住在一起，每天忙于打理農場，有做不完的繁重勞動。

身體的勞累尚能恢復，更致命的是母親對她的精神控制。她不被允許穿漂亮的裙子，出去玩的時間被嚴格控制，偷看一場電影的懲罰是禁止吃晚飯。

生活越是壓抑，珀爾對逃離的念想就越是執著。

壓抑的珀爾對著稻草人抒發感情

為了逃離，珀爾做過很多努力。

她先寄希望于婚姻，結果新婚丈夫被一紙征兵令調去了戰場；她又把希望放在一個偶然認識的、曾環游世界的男人，然而對方在得知珀爾的殺人暴行后，被嚇跑了；

最終，她把全部的希望放在教堂的舞團面試上，如果能成功，她就能跟著舞團的女孩們一起離開小鎮，到全國各地巡演，享受這個年紀應得的精彩且豐富的青春。

不幸的是，她的希望再一次破滅了，而失敗的理由極其荒誕——她不是金發。

逃離的希望一次次破滅，珀爾的精神也漸漸被逼至失控的邊緣，讓人恐懼的毀滅欲望從她的身體里爆發。

穿著一身艷紅長裙的珀爾在投入地舞蹈

而影片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除了殺戮場景，便是珀爾徹底的失控。

在此之前，珀爾是對母親言聽計從的乖乖女，懂事地幫家里分擔家務，照顧癱瘓的父親，母親不準她穿漂亮的裙子，她就乖順地脫下來，母親限制她出去玩的時間，她也沒有過反抗。

當她人生第一次放下全部尊嚴，跪地哀求母親準許她參加舞團面試時，母親卻用一句“自私”親手捅穿了她對自由最后的希望。

原來在母親眼中，她從來不是女兒，只是自己蒼白人生的鏡像，是唯一可及的報復對象。在那一瞬，有什么在她體內碎掉了。

“瘋女人”之所以令人恐懼，恰恰在于這種失控。

其實，很多被冠以“瘋女人”之名的女性，其瘋狂從來不是出于意識的昏昧。恰恰相反，正是她們過于清醒——清醒到無法繼續承受那份壓抑的痛苦，最終選擇沖破理智，將滿腔痛苦化作一股讓世界也為之痛苦、為之畏懼的力量。

貪嗔癡怨恨，執念的背后，其實藏著她們更深的處境。

誰逼瘋了她們

沒有女人生來就愿意發瘋，瘋癲的背后，她們都曾經歷殘酷的現實。

電影《某種物質》就向我們展示了，一個女明星如何在社會的審美規訓下，為了追求年輕而陷入瘋癲。

減肥節目的主持人伊麗莎白為了變年輕，嘗試了一種能返老還童的注射藥物，但新身體存活時間是有限的，超出期限便會透支母體的生命。

一開始，伊麗莎白還能聽話的遵守規則，但在她享受過年輕身體帶來的喜悅后，她逐漸失控了，一次又一次強行延長時間，哪怕母體已經松弛下垂、皺紋橫生，蒼老得如同100歲，都不肯停下。

表面上看，伊麗莎白的瘋狂注射乃至走火入魔，似乎是出于個人對年輕的執念。然而深層細看，這一切實則源自文化審美對女性身體長久而苛刻的凝視。

仔細觀看伊麗莎白曾經主持的減肥節目會發現，它的鏡頭喜歡頻繁掃過表演者的臀部，而她們僅穿著內褲泳褲長短的連體服。

那些觀看節目的主體，也并非真正有減肥需求的人群，而是渴望窺探女性身體的男觀眾。他們想看的從不是高效的減肥運動，而是節目上那些女孩們年輕緊致的肉體。

這些人的目光成為一種帶著權力的凝視，伊麗莎白不自覺地將他們眼神中的欲望，內化為對自己的要求。

特別是，當這些要求還與自己的生存息息相關的時候，變年輕這件事于伊麗莎白而言，便很難做到適可而止。就如那些醫美上癮的人一樣，她們只會不斷透支身體的健康，換得更盡可能長久的美麗。

最終，伊麗莎白的身體徹底變成一個怪物，無法忍受的她帶著武器沖進演播廳，大開殺戒，與這個逼瘋自己的環境同歸于盡。

很多時候，壓迫與傷害，往往并非暴烈的巨浪，而是彌漫在“習以為常的空氣”中。我們常常只看見女性最終的“瘋”，卻難以辨認那個將她們逼至絕境的、“隱形”的罪魁禍首。

在英國電影《前程似錦的女孩》中，女主從一個前程光明的醫學生，淪為輟學后流連夜店的“復仇者”，轉變的根源正是閨蜜被性侵后離世的悲劇。

而這場悲劇最諷刺的回響，是校領導一句輕飄飄的質問：“你要為了這件事，毀掉這些男孩的大好前程嗎？”

通過這句臺詞，電影尖銳地剖開了一種“可怕的社會共識”：當性侵發生時，社會天平的傾斜竟如此理所當然，受害者所承受的毀滅性創傷，其重量竟比不上施暴者那虛幻的“似錦前程”。

系統性的不公，正是將女主角逼向瘋狂的根本原因。

并且，這種壓迫從不孤立存在，其背后是一套精密、無形且無處不在的運行邏輯，它將個體的苦難合理化，將結構的暴力常態化。

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就以近乎以顯微鏡級別的視角，巨細靡遺地呈現了一個原本清醒、正常的女性，是如何被一整套系統性的壓迫制度，毫無退路地逼向徹底的瘋狂。

鞏俐扮演民國女性頌蓮，因家道中落，不得不輟學嫁入富豪家庭做四姨太。

封建婚姻制度對女性的壓迫，在這里被具象化為一套大宅內通行的獎懲制：燈籠。

老爺在誰的房間里留宿，誰房前的燈籠就被高高掛起，她也因此能獲得更多優待，可以自行決定喜歡吃的飯菜，也能享受嬤嬤的捶腳服務。

在這場事關生存的資源爭奪戰中，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作為接受過新式教育的女大學生，剛進入大宅的頌蓮，努力堅守著自己的尊嚴和驕傲，但最終逐步被這套規則所馴化，加入大宅中女人們你死我活的競爭，對上，假裝懷孕爭奪寵愛，對下，時刻提防著房里的丫鬟篡位。

可即便如此費盡心機討好權力，女人的命仍舊輕賤。大宅頂樓那間用來吊死不聽話姨太太的小黑屋，成為逼瘋頌蓮的最后一根稻草。

頌蓮從青澀少女到深宅婦人

深宅的高墻圍成孤島，將女性困鎖其中。檐下的燈籠映照著權力的恩寵，而那間幽閉的小屋，既是懲戒的暗室，也是人命如草芥的昭示。

而幸運的是，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把瘋女人當作一種嘲笑取樂或是敬而遠之的奇觀，而是真正看見瘋女人背后，那些被長久忽略的否定與壓迫。

當瘋女人被看見

估計夏洛特·伯朗蒂本人也不會想到，她在《簡愛》中隨意創造的一個配角——閣樓上的瘋女人，會漸漸發展成文化領域一個不可忽視的女性形象。

1979年，《閣樓上的瘋女人》一書出版，學界開始將目光投向以伯莎為代表的、在文學中被視作反派和背景板出現的瘋女人們，試圖探究她們所受到的精神束縛。

最近幾年，國內外越來越多的影視創作者，開始將鏡頭對準瘋女人，給她們一個講述自己的機會。

《蜂蜜的針》以支寧的視角展開，透過她的眼睛、嘴巴和內心獨白，讓觀眾得以靜下心來，看清一個在社會評價體系中邊緣女性的遭遇與感受。

支寧的發瘋源自于她內心被愛的渴望，但周圍人對相貌平平的獨身女性的惡意加劇了她的自卑，她不愛自己，更不會愛別人，愛的匱乏加速了欲望的變質。

電影中，支寧殺的幾個人都是或多或少曾輕視她的人，朋友闞天天嫌棄她沒有魅力，澹臺櫻將她對寇逸的愛定性為不自量力，反而是對她表達了友善的作家蘭若心，成為這段多角戀中唯一的幸存者。

支寧和好友闞天天

某種程度上，支寧就是那個從閣樓里爬出來的瘋女人，帶著怨恨與憤怒，一把火毀滅了曾經被自己仰望的“羅切斯特”，和那個困住自己的城堡。

在創作者們重新講述瘋女人的故事時，如今的觀眾也在試圖超越固有文本，重新審視我們看到的那些瘋女人角色。

其中的代表，有《至尊紅顏》的徐盈盈，《小魚兒與花無缺》中的江玉燕。

這兩個被無數人奉為“童年陰影”的女瘋子，前者從善良的小白兔，逐步成為為了爭奪皇帝的寵愛，對自己的朋友動起手來也毫不手軟的狠人；后者瘋癲的程度更甚，一路殺光了所有阻擋她走上權力巔峰的其他角色。

她們不是女主角，沒有從天而降的“金手指”，受盡了生存的苦，過夠了命運不由自己掌握的日子，當最后一線光被抽走，她們便以近乎報復性的激烈姿態開始反擊。

那些瘋狂、失序、甚至殘忍，不僅僅是為了自我生存，也發泄著她們對命運的憤怒。

徐盈盈《至尊紅顏》

其實，我們關注“瘋女人”、剖析“瘋女人”，并非要為她們的惡行辯護。

她們更像是一類被文學與影像所需要的特殊形象——透過她們沖決人倫道德的癲狂，我們得以看請女性在結構性困境中所承受的壓抑、撕裂與無聲的吶喊。

她們的故事也從來不是一出“爽劇”。

《前程似錦的女孩》中，主角的復仇并未成功，而是在力量懸殊的搏斗中被施暴者用枕頭捂死，以一種近乎潦草的方式戛然而止。但即便復仇成功，她也難逃法律或死亡的終極裁決——這與無數“瘋女人”的故事一樣，從來不是勝利的凱歌。

“瘋女人”的敘事，粗看是癲狂的釋放，細看卻是悲劇。

她們留給世界的所謂“反抗”，往往只是一道用自己生命劃出的、血色的裂痕，讓墻縫里的光照進來。

江玉燕《小魚兒與花無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