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樂 / SkyCastle Music、黃偉哲 - 陷阱

聲音導演 / 五仁老師

什么時候開始，“愛自己”這三個字已經被說舊了。似乎太輕，毫不費力就能說出口。但Rupi這首詩，讓我重重地停了一下。她不是在宣讀口號，而是在做一件更具體的事——清理。

你不會突然變得更愛自己。你只是某一刻意識到，身體里一直有聲音在運轉：“我不行”，“我不能”，“我不夠好”，它們很熟，很順口，像你自己在說話。但其實不是。

詩人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這些話從身體里拎出來，放在你面前。不反駁，不和解，而是承認：這些東西存在，而且它們可以被處理。

沒有協商。她直接把這些聲音排好，然后消滅。這是在干什么？

詩人不再承認這些聲音的合法性，不再默認它們有權定義她。不是改變它說什么，而是拒絕它有說話的資格。

好激進的語言策略！一旦這些句子停止運作，那個一直被它們定義的“自我”，也會暫時松動。

而當她說思想“無形又無處不在”，你會發現，“自我”原來不是一個可以被找到或成為的清晰的核心，而是一種彌散的環境，一個被不斷覆蓋的空間。你很難找到它的邊界，也很難區分哪些是“你”，哪些只是經過你的東西。

因此，詩人不再試圖“認識”自我，而是直接對自我“下手”。擊斃、沖洗、擦拭、刷掉；決絕的、暴力性的、原始的——“自我”不是一個需要被溫柔理解的對象，而是一個需要被不斷處理的過程。

你感到一絲怪異嗎？似乎她是厭惡自己的。但二十多歲的時候，我也習慣這樣對待自己。很長時間的每一天，有一股力，在我體內不斷擰緊，以至于我感到我的生命是鉗，是兩片金屬。一個深冬的早晨，我醒來，拿起一張紙，幾乎沒有思考，就寫下了“除了矛/我還有刀、劍和戟/不用來殺戮敵人/而是將自己挑起/鮮紅的血肉/在冰冷的刀尖/隨風飄舉”。

在詩人的另一首“self-hate”（《自恨》）中，她說“在途中的某個地方/我失去了自愛/并成為自己最大的敵人……我甚至試圖把自己活埋/但泥土退縮了/它說：你早已腐爛/我已無事可做。”

這就是為什么那一連串意象如此重要：頭發、布、水、嘴、辮子、后腦、膝蓋、淤青、肺、呼吸、骨頭。整首詩的路徑，是從語言一路下沉到肉身，再深入到骨頭。它在告訴你，傷害并不只停留在“想法”里，它會沉積，會物質化，會變成身體的一部分。

這首詩最不容易被認真對待的地方，恰恰是它的“身體性”。

頭發、嘴、膝蓋、肺、骨頭，這些都不是中性的部位。尤其是“頭發”和“跪下”。

“頭發”在女性經驗中，一直是一個被文化高度編碼的部分：它可以是裝飾、羞恥、控制、性別身份。但在這里，它被“織成布”。也就是說，身體的一部分，被重新用途化了。不是為了被看，而是為了工作。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向：身體從被觀看的對象，變成執行修復的主體。

再看“跪下”。“跪”這個動作，在很多文化里都帶有服從和羞辱的意味。但詩里沒有任何祈求對象。她不是向誰跪，而是為了擦拭自己的大腦而跪。

這就產生了一種很微妙的反轉：一個傳統上被理解為“屈從”的姿態，被重新占用，變成一種主動的勞動姿態。

詩人不再把身體當作承受創傷的地點，而是讓它變成處理自身創傷的場所。

我們本就是足夠滿足自己全部需求的根源了。不是嗎？

所以最后那句 “it exposed love” 才這么關鍵。這幾乎改變了整個問題的方向。她沒有說 “created love”、“found love”，她說的是 “exposed”。

“自愛”并不是建構性的，而是剝離性的。它并不是歷經千辛萬苦被造出來的東西，而是你終于把別的東西清掉之后，剩下的部分。

愛，是從一種被遮蔽的狀態中顯形。 Rupi曾說：“宇宙早已給予我們光與種子。也許有時我們聽不見，但音樂始終在，只是需要被調得更響。只要肺中還有一口呼吸，我們就必須繼續跳舞。”

在另一首詩中，Rupi寫道“那個夏天/我把所有鏡子從墻上擰下來/不再需要’看到自己’/才能感到被看見……我把重量從頭發中梳走”。

她想告訴我們，如果你真的想靠近一點點“自愛”，你可能要做一些很重復、很具體、甚至艱難的事情。

她討論的也不只是“愛自己”，而一個去殖民化的內心過程：你是否愿意停止維持那些讓你受傷的內部結構？

它更不是在生產一個更積極的自我，而是在拆除一個被否定性語言、思想和行為占領的自我；它也不是在歌頌治愈，而是在承認治愈其實是一種苦工，一種緩慢而近乎屈辱的勞動。

二十一天，膝蓋淤青，跪著擦拭。這不是勵志。這是一個人，為了重新擁有自己，所付出的真實的磨損。

而這也正是它動人的原因。它不輕，不甜，不圓滿。它有點冷酷。但它讓人看到一件事：人也許不能一下子學會愛自己。但人可以先開始，把那些并不屬于自己的東西，慢慢清出去。

詩人也用更“溫和”的方式表達過類似的意思，在另一首詩中，她說“療愈/意味著你必須/抵達傷口的根部/然后一路親吻/讓它愈合。”

Rupi Kaur曾明確說過，她開始寫作，是因為：“I wanted to find a voice, because I had been voiceless for so long.” （我想找到一個聲音，因為我已經沉默太久了。）

這句話可以當作“self-love”的隱形前提。她寫，是為了找回自己本來擁有、但卻失去了的聲音。

Rupi Kaur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詩人之一，同時也是插畫家。她1992年出生于印度旁遮普，幼年隨家人移民加拿大，在多倫多長大，完成了修辭學學位。五歲時，母親遞給她一支畫筆，說：把你的心畫出來。她把一生都看作這段創作的延續。

她最特別的地方，不在于傳統文學路徑，而在于她幾乎是從社交媒體直接進入詩歌世界。2014年，她通過Instagram發布短詩和配圖迅速走紅，后來自己出版詩集《milk and honey》，成為現象級作品。

她如此講述這本書成型的經過（分享在此，是因為我隱隱感到，它是詩人如何“愛自己”的最好演繹）：

“我第一次在舞臺上朗誦詩歌是在2009年。那時我17歲，剛剛逃離一段持續了三年的虐待關系。 分手幾周后，我偶然看到一張本地開放麥活動的海報。在觀眾面前表演，正是我極其內向的性格所抗拒的事情，但不知為何，我還是報名了。我迫切想成為一個不同的人——不再是那個被他傷害的女孩。我想成為一個他再也無法觸碰到的人。

開放麥那天晚上，我很緊張。觀眾大約有20人。當我走上臨時搭建的舞臺時，手和膝蓋都在發抖。當我對著麥克風說話時，我內心發生了一些變化。我難以相信觀眾正在回應我的文字。他們在傾聽我的聲音。如果我能夠把詞語編織在一起，我就可以講述故事。他們讓一個破碎的女孩重新有了相信自己的意志。也許我所說的話，真的值得被傾聽。

從那天之后，我抓住每一個機會寫作和表演，直到四年后，我21歲，在大學讀書，并決定出版一本書。我向很多人請教如何找到出版社。他們告訴我：’沒有人出版詩歌——它沒有市場。’于是我又問是否應該考慮自費出版。一位教授說：’如果你選擇自費出版，你將永遠不會被文學界接納。’

我在2014年11月13日自費出版了《milk and honey》。那是，也仍然是，我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創作經歷。

（你看到詩人是如何分辨、并消滅掉那些外部聲音了嗎？）

工作日我在滑鐵盧大學上課，周末則離開城市，到各地參加不同的活動進行表演。我的弟弟妹妹會陪我一起去演出。當我表演時，他們會在房間后面擺一張桌子，售賣這本書。

Andrews McMeel出版社的編輯Patty Rice注意到，在短短四個月內，《milk and honey》售出了大約18,000冊——在詩歌出版行業中，售出5,000冊已經算是非常了不起但仍不常見的成績……該版本于2015年10月出版。很快，它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并在那里停留了將近四年。《milk and honey》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銷量超過600萬冊。2018年，我醒來看到《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說《milk and honey》的銷量超過了荷馬的作品，’取代了《奧德賽》成為最暢銷的詩集。’”

很了不起，對不對？2017年，Rupi出版了第二本詩集“the sun and her flowers”（《太陽與她的花兒們》），繼續書寫愛、失去、創傷、療愈、女性、遷徙與改變。本詩正出自這本書“falling”的部分。此后，她的創造力依然持續，出版了《home body》《healing through words》和最新的《love poems》。

Rupi的寫作有幾個非常鮮明的特點：全部使用小寫字母（受旁遮普語書寫習慣影響）；語言和修辭極簡；每首詩常配有她自己的線描插圖。

我們能看到她為“self-love”畫的那張插圖：女人跪著，擦拭，地上全是鐵釘般的尖刺。她說過“visual art was my first love”。插畫不是裝飾，而是她的“初戀”，是“第二語言”。

有一些批評的聲音，說她“太簡單”“太像雞湯”，但正是極端的可讀性，才她的詩進入了一個更廣泛的人群。這種“bite-size”的語言，是一種刻意的選擇，因為她不是為了文學精英寫作，而是為正在學習語言的人而寫，為了那些移民和非母語讀者。你可以走進美國一家沃爾瑪超市，然后從貨架上抽出一本她的書。

這是最可貴之處。她讓詩變成了一種日常表達方式，把詩從需要被理解的文本，變成了可以被直接使用的語言。

閱讀Rupi的詩集時，我常被她的大膽和誠實震驚。她曾說，她寫作時不考慮觀眾，只看自己是否有反應。她不是為了說服別人，而只是想說真話。也正是這種本能的誠懇，才讓它后來對那么多人同樣有效。

當然，這些讓這首詩成功的要素，其實也是它最容易被詬病的地方：它把“自愛”處理成了一系列可以實踐的動作，認為深層的心理結構可以通過意志和重復動作被清除。然而，事實上，有些創傷不會被清掉，有些內部聲音不會停止，有些結構長期共存、無法被移除。

換句話說，這首詩提供的是一種高度理想化的“清理模型”。它有效，是因為它簡單。但也正因為簡單，它可能忽略了經驗的頑固和復雜。

在現實生活中，那些需要被處理的對象往往來自重要關系、與生存策略相關、并有其歷史功能，也就是說，它們不只是“敵人”。

而這首詩選擇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立場：它們是需要被消除的東西。這種處理方式很有力度，很清晰，但也有風險：它切斷了人與自身歷史的關系。你不再問：為什么我會這樣？這些聲音從哪里來？

但我想，有趣的就是在這里。如果它這么“簡化”，為什么依然有那么多人覺得它有力量？為什么它有這些問題，卻仍然有效？

答案可能是：它提供了一種非常罕見的東西：一種勇氣，一種不需要解釋就可以開始的模型。

Rupi Kaur的詩可以立刻進入、立刻識別，因此是立刻可用的。它不是深度的替代品，它更像是一種入口。

在另一首詩中，她說“去恨/是一件輕易而懶惰的事/但去愛/需要力量/這種力量/每個人都有/只是并非所有人/愿意去練習。”

你可以說“self-love”并沒有深度解析自我，但它做了一件更小、也更實際的事：在一個人被淹沒到失語和失愛的時候，它給出了一種自救形式，一種可以暫時對抗它們的執行方法。

也許這也是最“偉大”的事。

薦詩 / 張若軒

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畢業

暫居美國，教書，寫作，偶有詩譯

加鄭艷瓊姐姐，帶你入讀睡群聊詩 / 擴列

第4783夜

守夜人 / 小范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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