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里有一句話，大意是：

人類的時間不是循環(huán)運轉，而是直線飛速前進。正因如此，人無法幸福：幸福是對重復的渴望。

我把這句話引申一下：

道德的敗壞，也不是循環(huán)的，它是有方向的。每一次小的失信，每一次集體性的道德妥協(xié)，每一次“大家都這樣”的正當化，都是向某個方向邁出的一步。

這步的方向，正在到來：

這個話題我寫了很多遍，起因是陜西丹鳳縣一中學舉辦校園文化藝術節(jié)，八年級某班二十名學生家長，在淘寶上統(tǒng)一購買了表演服。

孩子們穿著這批服裝彩排、正式上臺演出，留下了完整的視頻記錄。

活動結束后，二十個家長里有十一個提交了退貨申請，理由五花八門：

尺寸不符、天氣原因活動取消、質量問題。

浙江湖州的店主徐先生，在社交平臺上翻到了那些彩排和演出視頻。

他打電話給學校，學校說是家長行為，與學校無關。

他打給退貨家長，家長說，有事找平臺。

他收貨收到的褲腳和袖口臟得不行。

這就是全部的事實。

事后，教體局出面，要求學校講明誠信處事原則，家長們取消了退貨申請，全額支付了服裝款項。

一直強調過一個觀點。

任何一項規(guī)則的正常運轉，都建立在使用者基本誠信的前提之上。

無理由退貨的無理由，從來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可以有任何理由，而是不需要向平臺解釋理由——里面有一個基本預設：

你是因為商品本身不符合你的真實預期而退貨，而不是因為商品已經完成了它的價值、你想白嫖一次。

這事明晃晃就是，規(guī)則給了窗口，有人把窗口用成了漏洞。

這些行為的道德失守，早已是電商生態(tài)的頑疾。

但這事的嚴重性在于

一群家長的退貨，在一個有具體名單、具體班級、具體活動背景的小圈子里，十一個人做了同一件事，然后在電話里統(tǒng)一回答“有事找平臺”——這種一致性，是巧合？

社會心理學里有個概念叫責任擴散，就是當一群人共同實施某個行為時，個體對自己那份責任的感知會顯著降低。

不是我一個人退的，是十一個人退的，我只是其中之一，那份說不過去的感覺就被稀釋到了幾乎感知不到的程度。

這是集體的恥感倒退！

魯迅在《論“他媽的！”》里寫過一個心理機制，從心理機制中我看到同一件事，就是當一種越軌行為被足夠多的人實踐，它就從越軌變成了慣例，從慣例變成了傳統(tǒng)，最后你甚至無法再從道德角度去質疑它，因為它已經是“大家都這樣”的了。

大多數家庭的教育停留在口頭層面——譬如“不能說謊”、“要誠實”。

但真正塑造孩子道德直覺的，從來不是父母說了什么，而是父母做了什么。

父母的行為是孩子觀察世界運作邏輯的第一個窗口。

通過這個窗口，孩子學到的如果不是規(guī)則，而是規(guī)則背后真實的游戲方式，有多可怕？

如果孩子從這件事里學到的是規(guī)則是可以用的，平臺是可以糊弄的，說謊是有收益的，集體做了就沒有責任——那這個教訓，比任何說教都更毒害，也更持久。

對一個中小電商來說，十一套退貨意味著什么？

不難想象，退回來的臟衣服無法二次銷售，處理退貨的時間成本，店鋪評分可能受到的影響，以及更難量化的那種感受，你認真做了這筆生意，對方用完了東西然后告訴你有事找平臺！

從結果來看，這是一個圓滿的結局，商家拿到了錢，事情處理完了，各方握手言和。

但這不是第一次了，如果沒有媒體曝光，沒有教體局介入，家長們大概率會完成退貨，拿回服裝款，繼續(xù)生活，不會有人覺得有什么問題。

誠信在這里不是內在的約束，它是外部壓力的產物。

當外部壓力消失，約束也隨之消失。

用行政力量來維持基本的商業(yè)誠信，是一種文明層面的返祖。

它的背面，是道德自律的萎縮。

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里描述的那套以自我為圓心逐漸向外擴散的倫理秩序，本質上是一個內外有別的道德體系。

家人之間要誠信，朋友之間要誠信，但對于陌生人、對于“外面的人”，規(guī)則是不同的。

網絡交易把這個外人的范圍無限擴大了。

商家和消費者，他們永遠不會見面，他們沒有任何社會關系的牽連，他們在同一個平臺上只是一筆交易的兩端。

對這樣的人，差序倫理的約束幾乎為零。

再加上平臺規(guī)則提供的形式合法性，是在正常申請退貨，我沒有違反任何規(guī)定，這種合法性的外殼，把本質上的占便宜行為包裝成了一種權利行使。

我不是在做壞事，我只是在用我的消費者權利。

規(guī)則的善意，終究需要使用者的善意來承接。

當使用者的善意不能被指望，規(guī)則就只能被用作工具，直到外部力量介入。

一個社會，如果大量的基本誠信問題都需要外部力量來兜底，需要媒體曝光、需要行政介入、需要輿論壓力，那這個社會的道德自律，我想已經虛弱到了某個危險的臨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