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5日，西班牙一個小鎮(zhèn)，人們往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那座七米高的塑像里塞了十四公斤炸藥，點火的瞬間火光沖天，圍觀的人爆出一片歡呼聲。

而且這事不是孤立發(fā)生的，就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北馬其頓也有人試圖縱火焚燒斯科普里的一座猶太教堂。

為什么全世界對猶太人的敵意越來越深？

要知道，猶太人在人類歷史上貢獻過無數科學家、思想家和藝術家，但這個民族卻屢屢成為被排斥的對象，不論是西班牙小鎮(zhèn)炸塑像事件，還是北馬其頓的縱火案事件。

背后藏著的歷史邏輯其實早被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看透了，黑格爾這個人，一輩子沒少琢磨宗教和歷史的關系。

而在他早年的神學著作里，他對猶太教下了個相當不留情面的判斷，那就是“猶太教的精神本質，是與世界相對立的。”

他認為，猶太教把上帝塑造成了一個絕對超越、絕對孤獨的存在。這位上帝不與自然融合，也不與人類的世俗生活交織。

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猶太教的信徒們，實際上被拉進了一個與外部世界割裂的精神空間。

他們遵守的律法、執(zhí)行的儀式，不是為了和周圍的民族打交道，而是為了維護自己與那位唯一真神的特殊契約，久而久之，猶太人的生活方式就跟周圍的社會產生了明顯的區(qū)隔。

比如最典型的例子，安息日。在猶太教教規(guī)里，安息日是一周中最神圣的日子，所有勞作、交易、出行都必須停止。

這本是一種對精神生活的維護，可放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周圍的異族看著猶太人在安息日什么都不干，甚至城門被敵人攻破了也不還手，心里就覺得不可思議。

飲食戒律更是如此。猶太人不吃豬肉，不吃無鱗的魚，不吃帶血的食物。這些規(guī)矩在現代人看來無非是個人習慣問題，但在古代，飲食往往跟祭祀、社交緊密綁在一起。

所以在當時的人眼里，猶太人不參加外族的神廟宴會，不吃外族人準備的飯食，就是在拒絕社交、拒絕融入。

說到底，猶太教的整套儀式體系，從安息日到飲食戒律，其實都在不斷地提醒猶太人，他們和別人不一樣，他們屬于一個被選中的群體，自然與外族之間有一條看不見但實實在在存在的界線。

對猶太人自己來說，這是維持民族身份的精神支柱，可對外部世界來說，這成了一道高墻。

而黑格爾當然不是第一個指出這一點的人，但他把這個問題上升到了哲學的高度。在他看來，猶太教所代表的“自由主體性”，是一種純粹、無限但同時也抽象的主體性。

這種主體性與具體的人類社會生活是脫節(jié)的，它與周圍世界的真實聯系是被切斷的。

而且翻開猶太人的歷史，我們會看到一條斷斷續(xù)續(xù)、遍布傷痕的時間線，猶太民族起源于迦南，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區(qū)。

公元前722年，北國以色列亡于亞述帝國，十個支派在歷史中消散無蹤。公元前586年，南國猶大被新巴比倫王國征服，大批居民被擄往巴比倫，在異鄉(xiāng)度過了半個世紀的囚徒生涯。

隨后轉折發(fā)生在公元70年和135年，猶太人兩次發(fā)動反抗羅馬統治的大起義，史稱“猶太戰(zhàn)爭”。起義被鎮(zhèn)壓后，羅馬軍隊對猶太人進行了大規(guī)模屠殺，據說至少有150萬人喪生。

而幸存者被驅逐出巴勒斯坦，沿著地中海沿岸向西、向南、向北，四散飄零。從那一刻起，猶太人開始了一場長達一千八百多年的“大流散”。

對此，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有個形容很貼切，這是一個“被連根拔起的文明”，人飄到哪里，根就扎到哪里。

然后猶太人就開始散居在歐洲、北非、西亞、中亞，說著不同的語言，長著不同的面孔，甚至演化出了三大支系，阿什肯納茲人、賽法丁人和東方人。

可他們沒有像其他流散民族那樣，慢慢融化在當地的文明里，原因就在那本《托拉》里。律法規(guī)定了他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jié)，從出生到死亡，從飲食到婚姻，從祈禱到經商。

這套嚴密的體系像一根看不見的繩索，把散落在五大洲的猶太人牢牢拴在一起。他們人在巴黎、在倫敦、在巴格達、在莫斯科，心卻始終朝著耶路撒冷。

因此他們生活在歐洲的封建社會時，就成了一個很尷尬的存在。在“一個國王、一種信仰、一個民族”的中世紀歐洲，猶太人成了一個扎眼的例外。

他們不承認基督的神性，不參加教會的禮拜，不在星期天休息，不用十字架祈禱。對教會來說，這群人是拒絕福音的“頑固分子”，對世俗領主來說，這群人是不效忠任何本地君主的“外來者”。

于是矛盾在十字軍東征時期達到了第一個高潮，1096年，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隊伍在萊茵河沿岸大肆屠殺猶太人。

此后的幾百年里，猶太人被驅逐、被隔離、被強迫改宗，成了歐洲歷史上一段反復重演的老劇本。

最極端的案例，毫無疑問是二十世紀納粹德國對猶太人實施的系統性滅絕，600萬條生命從奧斯維辛到特雷布林卡消失，人類文明的底線在那個時代被徹底擊穿。

這段歷史太過沉重，沉重到任何輕飄飄的評價都顯得淺薄，以至于二戰(zhàn)結束后，國際社會對猶太人的同情達到了頂峰。

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國，這段兩千年的流散似乎畫上了句號，猶太人終于有了自己的國家，有了可以自己說了算的土地。

可建國的同時，巴勒斯坦人的命運也被徹底改變了，無數巴勒斯坦人被迫離開家園成了新的難民，而且從1948年到現在，巴以沖突從來沒有真正停過。

每一次沖突都在加深隔閡，每一次流血都在堆積仇恨。也就是說，一個擁有軍事力量的猶太國家，從建國起，就把黑格爾所說的“精神對立”轉化成了更加具體、更加尖銳的政治對立。

以色列在中東的處境，某種意義上就是黑格爾所說的“精神對立”在地緣政治中的現實翻版。在這個維度上，我們看到的已經不是宗教儀式層面的對立了，而是一個主權國家與整個國際秩序之間的對抗。

這種對抗體現在聯合國大會年復一年的投票中，體現在國際刑事法院的起訴中，體現在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抗議游行中，而西班牙小鎮(zhèn)的爆炸聲，不過是這個大背景下的一個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