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在處理兩浙蠲減秋糧的奏請時，有感于各朝官吏常借收稅之名盤剝鄉里。一時腦洞大開，萌生出個想法 – 如果不讓官吏負責征糧，是不是大明就可以更美好？

上以郡縣吏每遇征收賦稅，輒侵漁于民。乃命戶部令有司，料民土田以萬石為率，其中田土多者為糧長，督其鄉之賦稅。且謂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民，必無侵漁之患也。
《皇祖四大法》

太祖的“算盤”不僅是不給官吏騰挪的機會，還有厚黑的“風險轉移”。

受限于落后的生產力，古代糧稅還附有高昂的“耗羨”，比如輸送成本、儲運損失、管理會計投入等，而且這些耗羨不僅數倍于正稅，還由稅農自行承擔。所以各朝看似不高的賦稅經耗羨的疊加，已將底層民眾逼近“造反紅線”。

這既是各朝不主張加稅，也在初期盡可能息兵寬政（攢錢）的主要原因。但這也限制了朝廷的財政彈性（尤其是短期支付能力），進而阻擾皇帝和朝廷的一些政策謀劃，比如大軍征伐、大型工程等等。

為緩解這種困境，朱元璋的辦法之一是 -- 增加中間人和背鍋俠。

朝廷負責公布各地正稅額度，征收過程的耗羨朝廷不認，由各地糧長（即士紳富戶）自行和農戶去清算。糧稅收不齊就抄糧長的家來補，如果征糧把農戶逼急了，那自然也是糧長的錯，朝廷會砍了他們的頭再換新的。

注：結合朱元璋分權三司、拆解大都督府、廢除丞相制度，將征稅權賦予不直接隸屬朝廷的“糧長”也有弱化地方財權，進一步加強皇帝集權的目的。

《大誥續編》里有不少相關案例。除了個別糧長用做了手腳的量具敲詐農戶，其余糧長均犯“多科”，例如船水腳米、裝糧飯米、車腳錢、脫夫米、造冊錢、糧局知房錢、棕軟篾錢等等。明廷是沒允許征收這些“耗羨”，但糧長有理由和資源，自掏腰包為明廷干活么？

如果這還不明顯，再來看看“郭桓案”。一個未能深耕朝廷的戶部侍郎，憑什么勾連數千糧長貪墨朝廷近一年的賦稅？是能力逆天，還是錦衣瀆職，亦或是這些“賦稅”大多是不能少的耗羨？

而且這么做，對明朝真有好處么？

由于將征稅分散轉移給糧長，加上明廷沒有統一的轉運部司。缺乏協作的數千糧長，不僅會讓耗羨進一步攀升，也降低了明廷匯聚地方資源的能力和效率。這也是明朝中后期，朝廷窮得拿不出軍餉但民眾已不堪重負的主要原因。

另外看似將鍋甩給了糧長，但朝廷也放棄了監管和責任（朱元璋甚至不允許官員下鄉監察）。權力滋生腐敗，糧長們又憑啥不像官吏一樣萌發貪腐呢？“良民治良民，必無侵漁之患”，只是想當然。

可能朱元璋覺得把糧長當韭菜好處更多，所以他沒在意這些，還留下了“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的祖訓，導致問題繼續積累。

永樂遷都后，即便有大運河，南直隸征糧成本也直線飆升（稅糧需運至通州核銷）。甚至達到了一石正稅，需加征四五石耗羨的地步。其結果是農戶繳不起、糧長運不起，至宣德元年僅蘇州府就累欠八百萬石（一年額繳二百八十萬石）。

注：以蘇州府為代表的江南八府（平均六成以上是官田）嚴重欠稅，除了耗羨高之外，不合理的重稅也是主要原因（蘇州一府的稅額就相當于整個浙江布政司）。

明廷被迫委派周忱至南直隸搞賦稅改革，但祖訓讓他騰挪的空間很小（太子太師郭資和戶部尚書胡濙就彈劾他“變亂成法，沽名要譽”），只能從外圍入手來弱化問題。

第一，正式承認耗羨并納入正稅（稱其“轉輸費”）。這樣即可抑制加派上限（最初一石正稅統一加派二石），防止問題進一步惡化。也可以轉輸費為基礎設置“濟農倉”，平衡各地區的耗羨負擔（距離近的補貼距離遠的）。

第二，由南直隸布政司和漕運軍統一協調和組織稅糧的北運。此舉大幅降低了稅糧北上的運費和損耗。運河沿岸各起運口岸的運費，平均下來一石正稅降到了0.66石。

但這并不代表南直隸地區的征稅平均耗羨也能降到0.66石，因為周忱只能管運河到京畿這段對應的費用。他無法變革糧長制，自然管不了由糧長負責的田地到運河的這段耗羨。

以嘉靖十七年，吳江縣（屬蘇州府）的夏糧核銷奏報為例。該縣正稅為米10.59713萬石，對應的耗羨（至鎮江）折米9.9203萬石。如果再加上運河至京師的費用，大概正稅一石仍要加派1.5~1.6石的耗羨。

而且這種改革對于明廷而言，也不是沒有代價的。

首先，為了降低南直隸稅農的耗羨負擔，明廷將起運數額降低了300萬石。雖說納稅總額沒變，但朝廷的口袋縮小了（明廷歲入從3000萬石降至2700萬石）。

其次，想讓各地糧長積極配合朝廷，不給好處讓他們白干是不可能的。所以自永樂朝開始，明廷將官員（含退休）才能享受的部分徭役豁免特權，向整個士紳階層普及。

注：明朝賦稅征收后會分成“起運和留存”兩部分，起運為入朝廷府庫，留存為入州府、布政司庫。明朝徭役大致可分為，“里甲役”和“雜役”。里甲役為協助朝廷管理地方（推行政令、捕盜、征稅等），雜役多為體力勞作（修筑、運輸、守備等），朝廷允許士紳減免的一直都只是雜役。

但這是典型的拆東墻補西墻，因為徭役對于明廷的重要性并不弱于糧稅。

洪武、永樂兩朝之所以在進行大規模征戰的同時還能上馬大型工程（修筑王城要塞、營建兩都、疏通運河等），除了征斂地方（如濫發寶鈔），還有朝廷尚能大量抽取和使用徭役資源。

隨著明廷逐漸將徭役攤入田畝折糧折銀，下放給士紳的徭役特權之害就逐步凸現。為了減輕徭役支出，普通民戶或被迫或主動將田產投獻（或售賣）于士紳名下，這又導致明廷的財政進一步緊縮。

度支越來越困難的明廷，于萬歷朝再次針對財稅征收進行改革，即“一條鞭法”。折銀的征收成本確實遠低于實物，但明廷卻難以享受到這方面的好處。

其一，折銀并不能觸及稅賦征收的核心 – 朝廷不負責前端實征。換句話說，明廷征稅的前端損耗還是由各地糧長控制。稅農負擔難以有效減輕，朝廷也難以通過降本來增收。其二，折銀并不代表拋棄實物稅，因為白銀不能直接當飯吃。

萬歷改制后，為滿足京畿需求，南直隸每年仍需輸送300萬石糧北上（加上耗羨差不多750萬石）。同樣各布政司為官府、宗藩（郡王以下的宗祿由所在地布政司負責）的需要，也需下屬縣鄉大量供應糧食。

其三，一條鞭法并不能讓明廷出現一個統一的“轉運部司”。明廷糧食調運效率低、成本高的問題依舊存在。何況一條鞭法帶來的白銀不足，又導致糧食轉運成本(由南向北)進一步攀升。所以大明依舊是朝廷度支拮據而百姓負擔沉重....

只能說朱元璋創立了大明，也帶著子孫給大明挖出了財稅困頓這個深坑。

編者附：

明廷的徭役派發原則是，大戶多出、小戶少出，“各府州縣官凡賦役，必驗民之丁糧多寡，產業厚薄以均其力”。所以嘉靖朝出臺的《優免則例》并不是加大士紳階層的稅賦徭役減免，而是劃定減免上限（原本為雜役全免）。比如“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指的是可免相當于納糧三十石的民戶對應的徭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