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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個月里,只要稍微觀察一下特朗普總統的表現,就會得出一個結論:他已經完全力不從心。
特朗普正在艱難應對自己行為帶來的后果,并且因為這樣一個事實而暴怒不已:盡管美國火力強大,卻依然無法靠轟炸迫使伊朗屈服。特朗普發動這場“短期遠征”時,本以為這會像上一屆曾在中東發動戰爭的共和黨政府里一名五角大樓官員所說的那樣,是一場“輕而易舉”的勝利。
但正如特朗普自己的情報機構告訴他的那樣,這個判斷錯了。如今,他被困住了。而且他既缺乏足夠的技巧,也缺乏足夠的耐心,無法為這場自釀的災難找到出路。面對無法僅憑意志就把更好的結果變成現實這一點,畢竟積極思維的力量終究有限,又因自己的無能為力而愈發沮喪,他作出的反應,任何安撫過幼童情緒的人都不會陌生:大發脾氣。
過去幾天里,特朗普因媒體對這場戰爭的報道,痛斥“假新聞媒體”“瘋了,或者干脆就是腐敗透頂!”他還在一通荒唐咆哮中攻擊教皇利奧十四世,稱他“打擊犯罪軟弱無力”,又說他“外交政策糟糕透頂”。此外,他還發布了一張人工智能生成圖片,把自己塑造成耶穌,周圍簇擁著信眾,正在醫治一名未具名的 男子。
這既不是一個能控制自己的人,也不是一位能掌控自己所處局勢的總統。
我之前寫過,一位強人型總統對治理國家如此漠不關心,以至于將權力拱手讓給少數幾個副手,這本身就極具諷刺意味。特朗普在伊朗問題上遭遇失敗后的表現,又凸顯出另一層同樣的諷刺。
在特朗普贏得第二個任期的數月之前,甚至早在他正式就職之前,最高法院就已把“單一行政權”的韁繩交到他手中。這一構想所許諾的,是一種積極主動、行動有力、擺脫法院所認定之不必要限制的政府運作方式。總統動用這種權力恣意妄為,踐踏憲政秩序。但與此同時,他也顯露出自己是近年來最軟弱、最無能的總統,與其說是一個擁有統御權威的人,不如說到底,只是個小丑。
這并不是說特朗普無足輕重,也不是說他沒有主導對聯邦政府許多部門的大舉拆毀,更不是說他沒有把國家機器的鋒刃對準這個國家中最脆弱的人群。
先是在“政府效率部”名義下推進,后來又在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拉塞爾·沃特(Russell Vought)的主導下,這屆政府徑直清算了若干關鍵機構。其中包括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美國國際開發署、美國和平研究所、國家人文基金會以及公共廣播公司。特朗普的白宮還大幅削減了用于新藥和新技術研發的數億美元納稅人資金,對美國科學研究構成沉重打擊。
在白宮副幕僚長、總統遣返計劃設計者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的領導下,特朗普政府利用法院授權,打造出一支由武裝移民特工組成、四處機動、秘密警察式的執法隊伍,既用來恐嚇總統的政治對手,也用來盡可能多地把移民驅逐出境,而不問其法律身份為何。
但特朗普執政期間的這些嚴峻事實,不應讓我們忽視:他的單邊行動恰恰暴露了其統治體系的弱點。特朗普幾乎完全依靠行政命令行事,這類總統指令被用來設定聯邦官僚機構的優先事項。這使他能夠迅速行動。但他的權力也有邊界。在那些他無法強迫政治行為者服從其要求的領域,也就是他的權力缺乏法律依據的地方,他很難做成任何真正有分量的事情。
以他試圖強加新的投票公民身份要求以及全國性的選民身份證明制度為例。他發布了兩項行政命令,聲稱要改變聯邦選舉,以符合自己的要求。但這兩項命令幾乎都沒有真正的法律效力。總統權力并不延伸到選舉管理。倒是有一項《保障美國選民資格法案》,可以把這些限制寫入成文法;但除了在自己的社交媒體網站上發帖之外,特朗普幾乎沒有為推動這項法案在國會通過做過任何實質性努力。
說到底,在與國會打交道這件事上,他幾乎毫無作為。他幾乎沒有采取任何措施,與那群俯首帖耳的共和黨多數派合作,通過立法來鞏固他對行政部門的改造。其中一部分當然可能是策略,即把破壞先做成既成事實。但更大一部分反映的是,他根本無力進入并駕馭立法程序。我們在海外看到的軟弱,也正是我們在國內看到的軟弱,反之亦然。
從政治上看,總統的單邊主義一直是一場災難。他的全面關稅政策,與其說是一項經濟方案,不如說是一項虛榮工程,同時拖累著經濟和他的支持率。
他的移民政策也是如此。這些政策同樣始于對行政權力的廣泛主張。隨后,它們引發了美國民眾的強烈反彈,因為這些人遭到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和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圍攻。尤其是明尼蘇達州的抵制,更凸顯出特朗普根本承受不住足夠有力的反擊。最終,這迫使他解雇國土安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Kristi Noem),將這場行動的門面人物格雷格·博維諾(Greg Bovino)邊緣化,并實施了一次戰略性撤退。
沒有什么比對伊朗的戰爭更能凸顯特朗普作為行政首長的軟弱無力了。這并不是要淡化他繞過國會、幾乎不向民主決策表示絲毫敬意便發動戰爭這一決定。這是一項帶有帝國色彩的工程,出自一個意欲成為威權統治者的人。但如同歷史上許多類似工程一樣,它也集中展示了這一統治體系自身的病態與失能。最初的作戰成功,如今已經讓位于本質上近乎僵局的局面,而特朗普除了對著世界咆哮,似乎也不愿做更多事情。
盡管特朗普尤其不適合掌握其職位所擁有的巨大權力,但同樣真實的是,“單一行政權”的觀念本身就建立在對美國政治體制的根本誤解之上。它設想政府可以由一個人來管理,把行政部門的每個部分都當作其個人意志的延伸來指揮。但美國的制度立足于共識與合作。它依賴三權之間的積極互動,三者都在共同引導國家事務,也都理應擁有各自的影響力。
盡管特朗普如此軟弱,但任何一位總統能否僅憑單方面意志成功治理這個國家,其實都并不明朗。即使是美國歷史上最強勢、最具進取性的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便是首先想到的例子,也都是與國會中的多數派以及聯邦政府內外的盟友聯手合作來施政。他們明白,美國式治理是一種伙伴關系;若想留下持久而穩固的政治遺產,協作不可或缺。
這就引出了迄今為止特朗普時期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他的政治遺產能否持久?它是否代表了美國未來治理的新模板?還是說,它更像是一段不幸的岔路,把我們帶進一條黑暗的小巷?
特朗普很可能只是某種變革的開端,而不是終點。但如果我們能夠完整地度過這些年,并作出恰當回應,我們或許會發現,特朗普與其說是一個范例,不如說是一個警示故事,提醒人們:當我們擁抱不受問責的單邊權力時,會發生什么。
歸根結底,這一套根本行不通。
賈梅爾·布伊(Jamelle Bouie)自2019年起擔任《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此前曾任《Slate》雜志首席政治記者。他現居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及華盛頓特區。
作者專注于從美國政治史視角探討政治與法律問題,認為歷史有助于對當前處境提出有益的問題。其研究重點為美國歷史上結構性政治改革的關鍵時刻——從建國、重建時期到新政時期。作者深入研讀美國政治理論,寫作融匯眾多思想家、觀察者和實踐者的觀點,旨在為讀者提供關于美國歷史的新穎且實用的知識。
作者不僅以記者的眼光,還以歷史學家的視角和分寸感報道新聞,從而不斷加深人們對政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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