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國出生人口再次下滑至792萬人，同比減少162萬人，出生率創1949年有記錄以來最低。60歲及以上人口已達3.23億，占全國人口的23.0%。人口持續萎縮與老齡化加速，構成了中國社會未來發展最嚴峻的挑戰之一。與此同時，一種論調卻在網絡空間和公共輿論中悄然蔓延——“生孩子得不償失”“養孩子太虧了”。說這話的人，要么是沒算清賬的“蠢”，要么是故意帶節奏的“壞”。

人口危機已至，不容坐視

中國的人口形勢已經到了必須高度重視的地步。總和生育率降至1.0左右的超低水平，遠低于人口更替所需的2.1。2025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2.41‰，全年人口減少339萬人，已是連續第四年人口負增長。若維持當前生育率，每一代人的出生人口將減少一半以上，這是完全不可持續的生育狀態。

有數據顯示，基于對全國近3萬名在校未婚大學生的調查，52.3%的人將來不想生育孩子。當“不想生”成為一種主流心態，我們必須追問：這種心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那些鼓吹“生孩子吃虧”的聲音，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何謂“蠢”：只見成本，不見價值

一些人熱衷于計算生養孩子的經濟賬：把孩子養到18歲的全國平均成本約53.8萬元，一線城市更可能超過100萬元。再加上女性因生育遭受的職場“工資懲罰”——每生育一個孩子，工資率下降12%到17%——從純功利角度看，生孩子似乎確實“劃不來”。

但這種算計恰恰暴露了其短視與淺薄。人生的意義從來不只是一本經濟賬。 牛津大學演化人類學家保拉·謝潑德指出，人口學家的視角立足于整體人口，而忽略了內部差異——社會中哪些群體的生育數量在減少？他們不愿生的具體原因是什么？將生育簡化為投入產出比的功利主義思維，本身就是在消解生命的意義感。

調查顯示，年輕人不愿生育的原因主要包括個人偏好、工作經濟和照料負擔，而非對生育價值的根本否定。正如人口學家丁金宏所主張的，新時期中國生育價值需要再建構，應從情感價值尋求突破，倡導“為愛而生，以生養愛”的婚育價值觀。八孩媽媽史曉明在35歲前甚至“討厭小孩”，生育后卻坦言“這種被孩子包圍的幸福無可比擬”，并提醒女性“實際的生育體驗往往能消解事先的過度恐懼”。

何謂“壞”：制造焦慮，暗中使絆

如果說“蠢”是認知局限，那么“壞”則是別有用心。當下一些網絡博主、自媒體賬號，熱衷于傳播“生孩子毀一生”“不婚不育保平安”等極端言論，在年輕人本已脆弱的生育信心上再踩一腳。一些商業廣告甚至借“花費人生最珍貴的20年養育孩子到底值得嗎”等文案制造焦慮，將社會痛點當作營銷賣點。這種“焦慮營銷”雖非單純的生育議題討論，卻與生育焦慮的輿論生態密切相關，折射出當下社會情緒被商業邏輯裹挾的現實。

更深層次的“壞”，可能來自某些域外勢力的推波助瀾。當中國正面臨人口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一些境外輿論刻意放大育兒焦慮、制造性別對立，意圖瓦解中國社會的基本單元——家庭。史曉明等有識之士直言：“在養育孩子這件事情上負面的信息太多，加劇了年輕人的恐懼，需要很多正面的引導”。那些成天在互聯網上給年輕人灌輸“生不起”“養不起”觀念的人，究竟是在“替年輕人著想”，還是在暗中配合某些勢力遏制中國發展的長遠戰略？

正視困難，但不可因噎廢食

必須承認，當代年輕人面臨的不只是“生不生”的選擇，更有“敢不敢生”的現實困境。調查顯示，51.8%的大學生認為擁有婚姻不重要，59.4%認為擁有子女不重要。經濟壓力、職業發展、住房成本、教育焦慮等，構成了年輕人婚育意愿低迷的真實背景。

但正視困難與因噎廢食是兩回事。國家層面已密集出臺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從2025年起對3周歲以下嬰幼兒每孩每年發放3600元育兒補貼，2026年力爭全國基本實現政策范圍內分娩個人“無自付”；自2025年1月起，各省份已將輔助生殖項目納入醫保，30個省份將分娩鎮痛納入報銷。截至2025年底，全國生育保險參保人數達2.6億人，生育津貼已基本實現直達個人。這些“真金白銀”的政策，正是為了解決“生不起”的痛點，讓生育不再是家庭的獨力負重。

中國人民大學王水雄教授指出，除物質層面的支持外，還需要從文化根基上喚醒生育的社會價值和群體意愿。生育文化的重塑并非朝夕之功，需要兼顧應急舉措與長期的系統性建設。

生育不是個人“得失”，而是民族“存續”

當一個社會把生育簡化為個人的投入產出計算，這個社會就已經走在衰落的路上。從宏觀角度看，兒童是重要消費群體，生育率下降對中國經濟的短期影響是國內消費疲弱、產能過剩，長期則會導致勞動人口不足、經濟活力下降。人口學家黃文政更直言：若生育率持續維持在1.0左右，“未來是每出生一人，去世六七人”。

生育，不僅是家庭的事，也是國之大者。它不是一項可以用金錢精確衡量的“投資”，而是關乎民族血脈延續、國家長遠發展的根本大計。 “生孩子得不償失”這種論調，蠢在只算小賬不算大賬，壞在揣著明白裝糊涂。 對年輕人來說，生活壓力是真實的，生育焦慮需要被理解，更需要被政策和社會系統性地化解。但若有人將一時的困難渲染成終身的恐懼，將個體的顧慮上升為普遍的否定，那么他不是愚蠢的短視者，就是居心叵測的破壞者。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倡導積極婚育觀，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真正該做的，不是爭論“生不生”的得失，而是全社會共同努力，讓“想生”的意愿能夠轉化為“敢生”的行動，讓每一個新生命都能在愛與希望中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