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印度德里街景。（攝影 喬振祺）

2023年，印度總人口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然而印度內政部近日公布的報告顯示，印度的總和生育率已降至1.9（所謂“總和生育率”，即女性一生中預計生育孩子的平均數量，本文所提生育率均指總和生育率）。

研究認為，該數據只有達到2.1，才算達到人口更替水平，又稱“世代更替水平”，即總人口不至于減少。這是印度生育率首次低于人口更替水平。

這一消息還受到了埃隆·馬斯克的關注，他在X平臺上表示，在印度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體中，生育率在許多年前就已經低于更替水平了。

媒體、學者相關分析認為，教育普及、養育內卷、新思潮的興起等多重因素交織，導致了印度乃至全球更大范圍內國家和地區生育率的降低。

不過生育率低不代表人口將立刻減少，出生人口的減少轉化為總人口的萎縮需要一定的時間。據估計，印度人口將在大概20年后達到16至17億的峰值，然后在本世紀末急劇回落。

不同地區差異巨大，德里生育率低于芬蘭

《印度斯坦時報》關注到，盡管印度全國整體的數據顯示人口增長放緩，但報告顯示出了巨大的地區差異。德里錄得印度全國最低生育率，僅為1.2，比芬蘭（1.3）還要低。在南部的幾個邦和西部地區，生育率同樣保持在極低水平。泰米爾納德邦、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的生育率均為1.3。安得拉邦、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馬哈拉施特拉邦以及旁遮普邦錄得1.4（同挪威相當）。

而在天平另一端，比哈爾邦錄得全印最高的生育率，達到2.9。緊隨其后的是北方邦（2.6）、馬德拉邦（2.4）和拉賈斯坦邦（2.3）。這些是目前僅存的幾個生育率高于人口更替水平的大邦。

女童教育普及、教育開銷增大是印度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經濟學人》文章表示，雖然有觀點認為，如果父母能夠確信孩子們都能長大成人，他們就不需要生那么多，但人口學家早就表示，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女童的教育。接受學校教育意味著女孩能夠獲得更多的自主權，并在人生的重大抉擇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絕非巧合的是，在20世紀90年代，印度和非洲大部分地區的女童入學率都出現了大幅的飆升。只有在大多數女孩仍無法接受正式教育的個別地方——如尼日爾、尼日利亞等國，生育率才幾乎沒有任何變化。

文章還認為，教育開銷增加也壓低了印度的生育率。父母對孩子未來的期望越高，他們需要對每個孩子投入的精力和資本就越多。當公立學校質量糟糕時，這個過程就會加速。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有39％的印度兒童就讀于收費的私立學校，高于2015年的32％。父母們陷入了一場“教育軍備競賽”。如果你的鄰居生的孩子不多并且把更多錢花在他們的教育上，那么你也應這樣做，否則你自己的孩子就會在競爭中被淘汰。

多子家庭減少，導致傳統養老觀念被弱化

《印度時報》文章稱，2014年，第一胎（長子／長女）占印度活產嬰兒的43％；到了2024年，這一比例升至66.4％。與此同時，第三胎及以上的出生比例從25.9％驟降至10.8％；第四胎及以上的比例則從10.8％萎縮至3.5％。這意味著目前的生育行為，正越來越多地集中在第一胎和第二胎。過去那種“生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的多層生育階梯正在變得極為單薄。這所帶來的社會變革，遠比表面上看起來要大得多。孩子變少意味著父母會在每個孩子身上投入更多，教育變成了一場賭注更大的博弈。而過去那種“孩子會自動成為父母晚年養老保障”的潛在社會共識，也開始弱化。

不只是印度：全球超三分之二國家的生育率已低于人口更替線

《經濟學人》文章表示，如今不僅是富裕地區的家庭才選擇少生或不生孩子。目前，全球超過三分之二國家的生育率已低于人口更替線。像巴西、伊朗、泰國和土耳其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多年來一直遠低于這一水平。較貧窮的國家也正在逐步加入這一行列。斯里蘭卡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3；突尼斯為1.6；摩洛哥已跌破更替線；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也可能接近這一臨界點。在許多地方，盡管結婚依然幾乎是全民普遍的選擇，且很少有女性擁有正式工作，但出生率依然暴跌。

在印度，其生育率跌破人口更替線時所處的發展階段，遠低于大多數國家：在其處于同一人口拐點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還不到馬來西亞、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一半。這并不一定會阻礙經濟增長，但會使政策制定變得復雜。特別是類似印度的國家，將被迫比預期更早地將稀缺的公共資源轉移到養老金和老年護理等事務中。

全球范圍內正在發生深層價值觀重塑

《印度快報》文章表示，根據人口轉型理論，當社會從低經濟增長和低教育水平邁向繁榮時，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會下降，從而導致總人口趨于穩定。然而，在短短幾十年內全球范圍發生如此廣泛的生育率驟降的現象，迫使學者們開始尋找傳統理論之外的其他因素。

澳大利亞人口學家彼得·麥克唐納認為，20世紀下半葉以來，有兩大主要趨勢：首先是“社會自由主義”的興起，其特點是個人開始重新審視社會傳統規范，只挑選符合自己利益和生活方式的選項，并極度聚焦于個人抱負的達成；另一個趨勢則是許多西方經濟體中“福利國家”體制的逐步退潮。這些趨勢帶來的共同副產品，就是生兒育女不再被視為過上美好生活的必選項。與此相伴的另一個大趨勢，則是單身人口的大幅增加以及結婚率的持續走低。

印度面臨“未富先老”，未來15至20年是最后的“人口紅利”期

印度觀察家基金會文章稱，鑒于生育率已跌破人口更替線，印度正面臨“未富先老”以及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前景。2023年，印度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的比例為66％，該比例將在2035至2045年期間達到峰值，隨后開始萎縮。印度的老年撫養比（即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需要撫養的老年受贍養者人數）2021年約為16，預計到2050年將升至30。

文章稱，留給行動的窗口期十分短暫，在接下來的15至20年里，印度必須將自身的“人口紅利”轉化為“生產率紅利”；到21世紀40年代，（老年人口）撫養比率將會上升，財政空間將會收窄，每位勞動者都將承擔更沉重的經濟與社會福利負擔，人口結構將不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引擎。倘若無法在生產率、創新能力和制度效能上取得快速突破，印度的發展進程可能會陷入停滯，因此，印度的增長模式當前必須加快演變，以確保在人口見頂之后，依然能夠保證長期的發展慣性與增長動能。

即將老齡化的印度正毫無準備地邁入退休陷阱

《印度教徒報》文章稱，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數據，到2050年，幾乎每五個印度人中就有一個年齡在60歲以上。在未來30年里，印度的老年人口可能會從今天的約1.5億激增至3.4億以上。與此同時，醫療保健成本持續急劇上升，而通貨膨脹則在無形中蠶食著家庭儲蓄。印度正在向老齡化發展，而大多數家庭在財務上對此毫無準備。

文章認為，印度傳統的養老策略已經無法跟上現實的步伐。長期以來被視為最安全的養老工具的“定期存款”，在漫長的歲月里往往無法跑贏通貨膨脹；房地產的流動性極差，且并不總是能提供穩定的租金收入。與此同時，印度的養老金覆蓋面也十分有限。與此同步發生的是，印度社會結構也在悄然轉型。城市化、人口遷移、小家庭化以及職業模式的變化，意味著許多退休人員可能不再擁有像前幾代人那樣穩固的家庭支持結構。在漫長的退休生涯里，人們需要的，是能夠在一輪輪通貨膨脹、市場牛熊周期和不斷攀升的醫療成本中存活下來的動態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