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賴劍文

作者簡介： 賴劍文 博士 （Harryanto Aryodiguno, Ph.D） 系 印尼總統大學國際關系副教授 。

近期，印尼與美國簽署《重大國防合作伙伴關系協議》（MDCP），在國內引發廣泛關注。其中，最受輿論關注的問題，是美軍飛機是否可能進入印尼領空，這一議題直接觸及國家主權的敏感神經。

對此，印尼國防部迅速作出澄清，強調有關美軍飛機空域通行權的安排并未納入MDCP協議范圍。同時，政府也重申，任何形式的國際合作都必須以國家主權與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為前提。

然而，在官方表態之外，印尼戰略界亦發出更為審慎的聲音。印尼外交政策協會（FPCI）創始人 Dino Patti Djalal 提醒政府，在推進與美國的防務合作時，尤其是在涉及空域控制等敏感議題上，必須保持高度謹慎。他指出，當前協議仍處于草案階段，政府應避免給外界一種“對美國要求迅速響應”的印象。

與此同時，印尼國防部發言人 Rico Ricardo Sirait 也明確表示，關于美軍飛機進入印尼領空的問題并不屬于MDCP的內容，目前相關提議仍在評估之中。

這一“澄清—提醒—評估”的政策節奏，反映出印尼在防務合作問題上的基本立場：開放合作，但保持戰略謹慎。

從雙邊合作到區域結構：問題的真正含義

從表面上看，MDCP似乎只是印尼與美國之間的一項雙邊防務協議。然而，從國際關系理論的角度來看，這一事件所揭示的，是當代亞洲區域主義的深層結構特征。

傳統理論往往將區域主義視為國家擺脫全球體系、實現自主性的路徑。然而，亞洲的發展經驗卻呈現出不同邏輯。與歐洲一體化不同，亞洲區域主義并未走向高度整合，而是表現出碎片化、重疊化與多層并存的特征，即所謂的“分層區域主義”（layered regionalism）。

在當前亞太地區，多種區域框架并行運作。東盟（ASEAN）構成東南亞合作的基礎，亞太經合組織（APEC）連接跨區域經濟網絡，而東盟加三（ASEAN+3）與“印太”框架則形成不同層級的合作維度。在這一結構中，并不存在單一主導體系，而是多種機制交織運行。

MDCP與“重疊性區域承諾”

在這一背景下，MDCP不應被簡單理解為雙邊合作，而應被視為嵌入在更廣泛的“印太區域主義”結構之中。

印尼一方面維持其在東盟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參與由美國主導的安全合作體系，同時又未退出其他區域安排。這種現象體現了“重疊性區域承諾”（overlapping regional commitments），即國家在多個區域機制中同時運作，而不形成排他性依附關系。

這種多重參與模式，既提供了戰略靈活性，也增加了政策協調的復雜性。

區域主義：全球結構的延伸而非替代

從理論層面來看，這一現象呼應了Andrew Hurrell的觀點：區域主義往往并非全球秩序的替代方案，而是對既有全球結構的再生產。

在亞太地區，美國仍然是主要的安全提供者，而“印太戰略”等區域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為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體系的延伸。

因此，MDCP并不意味著印尼正在脫離這一體系，而是體現其在既有結構中的戰略性調整。

謹慎的戰略邏輯：對沖與校準

在這一背景下，Dino Patti Djalal 所強調的“謹慎”，并非簡單的政策保守，而是一種深層的戰略邏輯。

印尼當前所采取的，可以被理解為“戰略對沖”（strategic hedging）：一方面加強與美國的防務合作，另一方面繼續維持與中國的經濟與政治關系，同時在關鍵主權議題上保持明確邊界。

然而，從更深層來看，印尼已不僅僅停留在“對沖”階段，而是進入“戰略校準”（strategic calibration）。即通過對不同合作領域的選擇與限制，主動調控國家的戰略參與程度。

例如，對美軍飛機進入領空議題的謹慎態度，并非技術性問題，而是一個明確的政治信號：國家主權具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主權紅線與“主權敏感型區域主義”

在所有合作討論中，主權始終是不可觸碰的紅線。

印尼政府多次強調，任何合作都必須經過嚴格評估，并確保不損害國家利益。這種模式可被稱為“主權敏感型區域主義”（sovereignty-sensitive regionalism），即在區域合作中始終保持國家對安全與政策的最終控制權。

這也體現出亞洲與歐洲路徑的根本差異：前者強調主權優先與靈活合作，后者則更傾向于通過制度整合實現權力共享。

區域主義作為大國競爭的場域

此外，亞太區域主義本身也是大國競爭的重要場域。

在中美競爭不斷加劇的背景下，各類區域機制往往承載著戰略意圖。MDCP可以被視為美國強化其印太戰略布局的一部分，旨在深化與印尼的安全合作。

然而，印尼既未完全靠攏，也未明確拒絕，而是維持一種“戰略模糊”的狀態。

筆者認為，MDCP所反映的并非政策搖擺，而是印尼外交一貫的結構性特征。

印尼并不屬于傳統的軍事同盟體系，而是長期堅持“自由—主動”（bebas-aktif）的外交原則。這意味著印尼既保持開放合作，也避免被任何單一力量所綁定。

因此，謹慎并非猶豫，而是一種必要的戰略工具。如果印尼被外界視為“輕易接受大國要求”，其在東盟及更廣泛國際體系中的信譽將受到影響。

當前，印尼正在從“對沖”走向“校準”，即通過精細化管理不同合作領域，確保自身的決策自主性（decision-making autonomy）。

未來，隨著區域合作網絡的不斷擴展，印尼面臨的壓力也將持續上升。在這種環境下，關鍵不在于是否參與，而在于如何參與。

換言之，印尼需要成為“積極的平衡者”（active balancer），而非被動的參與者（passive participant）。

綜上所述，MDCP并不意味著印尼“選邊站隊”，而是其在復雜國際結構中進行戰略定位的體現。印尼參與全球體系，但不完全依附；參與大國互動，但不喪失自主空間。在這一過程中，謹慎不是弱點，而是成熟戰略的體現。這也揭示了當代亞洲區域主義的真實面貌：

不是走向絕對獨立，而是在結構之中尋找平衡，在壓力之中塑造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