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致姚石倩書信三題索解 ，齊白石傳人齊良芷弟子湯發周發布

“飽諳世味思餐菊，深省交情慎寄書”，定居北京前的齊白石曾在詩句中，含蓄委婉地表露過自己每與旁人通信時的一份謹慎克制，可謂是他在即將步入天命之年前閱世識人的真切感懷[1]。然而，北京畫院所藏1919-1950年間齊白石致弟子姚石倩的總計41封書信，卻鮮活記錄了一位“硯田老農”身處20世紀上半葉中國紛繁復雜的世情世相中，于師生通信間所展現出的隱秘多變的內心世界、復雜性格與日常生活真貌。這是迄今所知傳世最多，且最為系統連貫的齊白石書信手稿之一，系1919年至1950年間由在北京的齊白石向在外省的姚石倩寄出，分別寄往成都、安徽、上海、重慶等地。目前齊白石研究學界缺乏對于這批私密手稿的關注、解讀與利用，遺留下若干未發之覆，仍有可待進一步深入探討開掘的研究空間。

2015-2016年，筆者曾針對這批書信手稿寫作或寄出的具體年份日期缺失、排序前后顛倒與內容釋讀斷句錯訛等情況，逐封進行了詳細的箋證、考釋與推定[2]。但由于信札這一書寫文體的日常性與私密性，導致其中所包含的片段信息與史實細節分散各處，頗為瑣碎，不利于研究者將其集中考察，統而論之。本文將在筆者前期基礎性的考證層面之上，進一步運用新近思考的藝術社會史視角與方法，重新擇取齊白石致姚石倩書信中的三個史實面相，再次加以整體性闡釋與重構，從而借助這些湮沒無聞的吉光片羽，以其生活空間、藝術交游與酬酢周旋的人際網絡為線索，揭示齊白石暗含于私密文字之間的坦露衷腸與所思所感。

1917年，寓居成都的安徽桐城人姚石倩(1877-1962)北上拜師齊白石[3]，2年后師徒兩人的來往已然十分密切，此時正值齊白石衰年變法初期，同在北京的姚石倩也親歷了老師人生境遇與藝術創作的關鍵轉折。姚石倩尤其服膺老師的篆刻，對此齊白石印象深刻，稱贊其“喜余刻印，倒篋盡拓之，大好大慚，不憐作者，且屬余為記之”[4]，這一時期齊白石對外接受的求字刻印之請，亦偶由姚石倩代筆完成，可見對學生有相當的信任[5]。

齊白石弟子姚石倩(1877-1962)

《姚宜孔小傳》 載上海書畫會《神州吉光集》1925年第8集

1920年后，回到四川的姚石倩一度與齊白石中斷了近十年的聯系，后曾出任國軍第二十八軍秘書、四川北川縣知事等職。直至1929年年初，兩人才恢復了通信，在此后的整個20世紀30年代，姚石倩長期住在國軍第四十四軍軍長、國民政府財政部四川鹽運使王纘緒的重慶公館之中，為其所購藏的書畫篆刻整理編目，并一直在齊白石與王纘緒之間，扮演兩人書畫交易酬應的牽線中介角色。這一時期師生之間往來信件頻繁，北京畫院所藏手稿的絕大部分內容，就集中于這一時段。目前我們只能看到由姚石倩一方粘貼成冊的齊白石歷次來信，而姚石倩的回信則未被齊白石所保存。

1930年齊白石為姚石倩所書潤格序言

收入《白石詩草》(丙寅至辛未)第14頁

齊白石致姚石倩書信信封之一

從最直觀的外在面目上看，齊白石致姚石倩的41封書信寫作時間橫跨他57歲至90歲之間，這正涵蓋了齊白石在20世紀中國藝壇逐步由寂寂無聞邁向名滿天下的人生歷程，我們從信札原件墨跡這一所謂書法的日常書寫之中，也能隨著書信寫作時間的線性演進和作者心緒遭際的不斷起伏，真切感受到齊白石在自覺借鑒吸納如李北海、金冬心、鄭板橋、何紹基、吳昌碩等前人風格之后，于書風上所磨礪出的那份縱逸峻拔與蒼勁老辣。同時，由于信札文體具有“辭若對面”的特殊功用[6]，是一種一對一、點對點的信息傳遞方式，這就使得其書寫風格、筆墨形態與日記、手稿、詩稿、賬簿等其他更加私密化的文本有所不同。此外，和齊白石那些精心創作的楹聯、扇面等正式的書法作品，或是講求畫面構圖規制的款識跋語相比，信札的書寫在張弛力度與空間布局上又顯得較為恣意簡率，呈現出一種介于正式創作與私密文稿之間的書體面貌，這無疑有助于我們去重新審視齊白石書風在不同類型文本之間的多元風格與微妙差異。

現存1919年9、10月間齊白石定居北京初期致姚石倩的第一封便箋

現存1950年7月30日齊白石生前致姚石倩的最后一封信

一、“為戚人謀一枝之棲”：20世紀30年代初齊白石的求職信

20世紀30年代初，在湘潭的齊白石女兒齊菊如一家屢受當地匪害之亂，外孫鄧平山因故加入了清鄉隊，生活極不安定。齊白石得知后，便有“為戚人謀一枝之棲”的打算，隨后他多次向姚石倩去信，希望弟子能夠代為向此時新近結交，且不斷邀請他赴川一游的四川將領王纘緒引薦自己的外孫鄧平山，為其在王氏的軍隊中安排工作。在寫于1932年的兩封信中，齊白石大體介紹了鄧平山的基本情況和文化程度，并表示自己不愿直接給王纘緒寫信，“使人作厭看待”，而是希望姚石倩和四川著名金石家吳秋士等人，能夠婉轉地代為向王纘緒轉達讓鄧平山遠離湘潭，前往四川工作，以此避難落腳，“許賜一飽”之意[7] 。

實際上，齊白石一向自視甚高，不愿輕易開口求人。1921年齊白石長子齊良元曾請求父親托人介紹其到湖北謀事，當年6月20日，齊白石特向齊良元回信，嚴厲地批評道：“翁少時之氣骨聞于遠近，真知余，謂為真高士。今為汝輩求人，或求而不答，何以對人?汝等不能光前，本未讀書，翁不加怪，勿使翁老年無氣骨也”[8]，言辭之中可謂不無原則與底線。然而此次竟能夠三番五次地聯系四川友人弟子，為外孫找尋工作，與其說是對兒孫戚誼的看重，毋寧說是在時局混亂之際，對自己早年遁逃生活的歷歷在目和手足喪命的前車之鑒。

1915年后，由湖南人蔡鍔在云南發起聲討袁世凱稱帝的護國運動浪潮，逐漸開始波及由袁世凱手下愛將湯薌銘主政的湖南，1916年護國軍黔軍一部一度從貴州攻入湖湘，于是“軍聲到處便凄涼，說道湘潭作戰場”[9]。當年5月間，擔任湖南礦警督辦的齊白石好友郭人漳，在省城長沙率領礦警衛隊爆發兵變，企圖推翻湯薌銘的都督一職而自任。6月，袁世凱在北京謝世，護國軍第一軍湖南總司令程潛率軍將失去靠山的湯薌銘圍困在長沙，湯只得落魄而逃，護國運動在湖南宣告結束。1917年7月初，安徽督軍張勛又以調停“府院之爭”為由，率辮子軍入京，趕走大總統黎元洪，解散國會，擁戴廢帝溥儀復辟。隨后，皖系軍閥段祺瑞誓師討伐張勛，復辟失敗，擔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又與代理大總統、直系軍閥馮國璋形成了對峙局面，北洋派系的內部沖突日益加劇。當年8月，孫中山在廣東組織護法軍，反對段祺瑞解散國會和《臨時約法》，然而實權卻被以陸榮廷、唐繼堯為首的桂系軍閥所把持，這導致南北軍閥政府由此對立，而湖南正地處南北交通的要沖，戰略地位極其重要，自然也成為了軍閥的主要戰場，戰火一度持續了2年之久。

1917年6月，齊白石便因這一時期的“湘中軍亂，草木疑兵”而“復遁京華”避難[10]，寄居郭人漳在北京前門外排子胡同的家中，自嘆“一時除竄計都無”[11]，誰料此時恰逢張勛復辟，段祺瑞以討逆軍總司令的名義討伐張勛，率軍沿津浦鐵路攻入北京城。齊白石又隨郭人漳一家輾轉逃往天津租界避難，此時段祺瑞手下的討逆軍東路副司令李長泰正率部與辮子軍激戰，于是齊白石在北京至天津的路上親身經歷了“飛車親遇燕臺戰”[12]、“青鞋草笠奔風塵”[13]的驚險局面，足見奔波之苦。1918年年初，湘潭當地的土匪更是公開揚言要綁架此時因賣畫治印而略有積蓄的齊白石，他聽聞后匆忙于當年3月底攜全家隱匿于湘潭南境紫荊山下的親戚唐澤湘家中，“幸于分居，同為偷活。然猶恐人知，遂吞聲草莽之中，夜宿露草之上，朝餐蒼松之陰”[14]，直到當年8月底全家才返回寄萍堂中。由此他下定了要徹底定居北京的打算，“知道家鄉雖好，不是安居之所”[15]。1919年2月底，57歲的齊白石便“仍遁燕京”，第三次孤身北上闖蕩，從此“把家鄉反倒變為作客了”[16]。

更為觸動齊白石的是，1928年他時年50歲的五弟齊純雋正是死于持續不斷的湘潭匪亂之中，齊白石從齊良元處聽聞后，很覺凄然，直呼“驚聞故鄉慘，客里倍傷神”[17]。因此，湘潭家中先后發生的一連串不幸遭際，使他始終存有一種“避難偷活”的危機意識，感慨自己“生此無此擾亂之湖南，居此無此毒害之鄰里”[18]，可謂“無憂無患要無家，北竄南逃感物華”[19]，因而只能像友人朱悟園形容他的那樣，“去父母，離妻子，背鄉井，而北走燕”[20]。與此同時，成名后的齊白石回顧過往，也認為自己正是由于護國戰爭爆發后逃離湖南，定居北京，才“始得中外皆知”[21]。因此，當我們在梳理了齊白石身處動蕩生活中先后經歷的情感變化之后，也就不難理解他為何會屢次向學生和友朋請求，為同樣飽受湖南匪亂的外孫鄧平山找尋一份遠離湘潭的安穩工作了。

1932年10月間，在得知外祖父齊白石要為其介紹工作后，鄧平山便立刻由湖南動身前往北京，為此，齊白石向姚石倩修書一封，“即使之見弟及秋士君，求引見王將軍也”，并希望姚石倩或吳秋士問明鄧平山“能作何事”，以便“求王將軍看體裁衣”。隨后，鄧平山攜帶齊白石的推薦信趕赴重慶投靠姚石倩，并在姚石倩、吳秋士的引薦下，由王纘緒安排在其身邊工作。齊白石聽聞消息后，還特意為吳秋士寄贈了畫作和顏料，以表示對吳秋士“代璜外孫求枝棲于王運使”的感謝，并請姚石倩“當勸吳君勿客氣，吾心所安也”[22]。然而，在王纘緒軍中工作的鄧平山卻對這份差事并不十分滿意，在一次回到北京探親時，他向外祖父齊白石介紹了自己和姚石倩等人在重慶的生活狀況，并希望齊白石能夠讓姚石倩從中撮合，代求王纘緒將自己調離重慶，或是跟隨姚石倩工作。齊白石因而在鄧平山返回重慶前向姚石倩再寄一信，說明用意，表示“弟有高遷時，能可帶去尤妙”，并向他贈送帳額、毛筆、顏料等畫材答謝[23]，他還細心囑咐姚石倩要提醒外孫在重慶務必節省開銷，以便“稍有積蓄為幸”[24]。

二、“橫寇磨人，合當一死”：抗戰前后齊白石在北京的心緒起伏

齊白石在與姚石倩的往來書信中，多次自覺不自覺地表露出對于20世紀30年代后國內政局與百姓安危的觀察與感受，字里行間無不展現出一位普通老人對于國勢維艱、居無所安的心緒所憂與無奈惆悵。早在1909年結束“五出五歸”壯游，安居茹家沖寄萍堂時，齊白石的人生愿望還是期待過著置地蓋房、買山造田的恬淡生活。黎錦熙就曾直言：“大約清末民初數年間，是白石鄉居清適，一生最樂的時期。他那時也實有‘終焉’之志”[25]。因此，連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廷覆滅、民國建立的改朝換代，似乎都沒有給偏居湖湘小山村的他和周遭，帶來多么大的沖擊與震動，他的自述、年譜等公共領域文字中也鮮有對這一影響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大事的評論與回憶。而自從1917年后，因護國戰爭南北軍閥混戰湖南之故，齊白石的平靜生活才終于被打破，尤其是在1919年定居北京之后，齊白石在作客他鄉，疲于逃命之際，已經再也不能像在湖南鄉居期間那般“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了[26]。實際上，齊白石正開始以一個出身寒微的歷史親歷者身份，對于20世紀上半葉中國現代社會轉型進程中的共和初創、帝制復辟、政治角逐、遺老情結、國家離亂、民族危亡等諸多紛紜復雜的世情世相，都作出了自己層層細微多樣的深入思考，絕不局限在一個傳統中國畫家書畫治印的關注視野，表現出一種冷靜深邃、深憂國運的歷史長程眼光，為后人留下了一份來自平民視角，頗為鮮活難得的20世紀中國社會史材料。反過來，那些在被時代漩渦裹挾之下的困頓、掙扎、情愛與新生交織纏繞，都融入進齊白石的藝術表達之中，為他的繪畫與詩文提供了諸多艱深刻骨、豐富細膩的表現題材與情感體驗，使其創作面貌大為增益，眼界思路更加開闊，對包括“衰年變法”在內的藝術變革產生了潛移默化的結構性影響。

齊白石《萍翁重游北京及歸后詩文草》(1917-1918年) 北京畫院藏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此前占領東北的關外日軍開始不斷向關內進逼，東北軍節節撤退，隨著包括錦州在內的熱河大部的淪陷，日軍勢力逐步擴張到了長城一線，華北局勢告危，北京、上海等地的反日運動也日漸高漲，齊白石此時面對“世變致極”、家門不保的現狀，只得深居簡出，“竊恐市亂，有剝啄叩吾門者，不識其聲，閉門拒之”[29]。而這一時期王纘緒則開始通過姚石倩的關系，多次邀請避居家中的他前往四川游歷鬻畫，而齊白石卻對政局極為憂慮，擔憂平津局勢的惡化會影響他在北京的家庭生活。1931年夏天，齊白石長子齊良元夫婦和長女齊菊如三人自湘潭家中北上前來北京侍奉父親，秋季齊良元夫婦又因家事返回湖南，此后齊良元連續三年與父親相約再次北上卻未能成行，齊白石便因這一時期北京家中無人照看為由，連續致信姚石倩多封，屢次婉拒和推遲了王纘緒的邀約，將自己不能立即動身前往四川的緣由，歸因于“中國與外交未清，吾出矣，恐北平不安”，但同時他也寬慰姚石倩道：“此時之中華，無安靜地。北平暫安，患難亦有天命，弟勿耿耿于懷”[30]。隨后王纘緒為表示邀請之誠意，又不斷從衣食起居、潤金錢財等各方面對齊白石予以饋贈和照顧，甚至在1931年底特意贈送一名十多歲的婢女壽華前往齊家為其服侍生活。王纘緒的多次示好表現，讓齊白石對動身四川之行一事左右為難，他在1932年1月給姚石倩的信中失望地表示：“蜀游之興敗矣，不與王君言及，恐生厭聞”[31]。在4、5月間的另一封信中則推辭道：“吾決欲于王君一相識，只是南方家人來函，暫無人來京。吾出矣，或京津有亂事，待中日交涉清再說。拙妾幼子不免離散，吾在渝亦難安也”[32]。當年8月前后，齊白石特作山水力作《山水十二屏》寄贈王纘緒，以表達這一時期王氏對其關照的感謝。

1933年因關外日軍再次逼近華北，平津局勢進一步緊張，3月后日軍開始沿長城一線對中國軍隊發動進攻，北京局勢日益告急，“人心很感恐慌”[33]。5月31日，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關東軍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停戰協定》，實際上承認了日軍占領東北和熱河的事實，為日本進一步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埋下了伏筆，平津兩地也由此成為了中日交鋒的最前沿。當年年末，姚石倩又致函老師，表達自己希望再次赴北京游歷學習的計劃，但此時受時局影響的齊白石卻不免落寞無助，他在回信中向弟子發出了“此時之京華，殊非昔比”的唏噓，但同時表示對于身處“寂寞之地”，從事“寂寞之道”的自己來說，卻依舊會是“決計不移”，“欣然作畫，聽天不移”[34]，表現出動亂之際對于藝術理想和個人生活的一份堅定與淡然。

齊白石 寂寞之道

雜石 2.9cm×2.8cm×3.2cm 無年款

北京畫院藏

此后，隨著財大氣粗的王纘緒不斷向他匯款高額潤金和路費，齊白石在1936年年初終于明確松口道：“諺云：話說三次惹人嫌。余之約來渝，足說過三百次矣。俟夏秋之間(交秋之時)，若大兒能來平，余決來渝也”[35]，正式開始了四川之行的準備。4月28日晚，齊白石攜側室胡寶珠、五女齊良芷、六子齊良年一行，乘火車沿平漢鐵路啟程南下，經漢口轉搭輪船前往四川。在四川期間，齊白石尋親訪舊、祭拜先人、游觀賞景、酬應鬻畫、舉辦講演、接受專訪，結識了諸多蜀中名士，收入了一批川籍弟子，留下了豐富的書畫金石力作，可謂收獲頗豐。而在寓居成都時，齊白石仍然密切關注著華北局勢的發展，8月2日他在接受成都《新新新聞》記者專訪時，堅定地強調“氣節兩字，是人生首應留神之事”，并發誓“想到山河零落，受侮日深，愿爭一口氣，不作畫與仇敵”[36]，其堅定的民族氣節與人格操守，由此確也可見一斑。就在四川之行結束一年之后，北京故都便告城破，度過九年淪陷生活的齊白石，也的確是“柴門常閉院生苔”[37]、“壽高不死羞為賊”[38]，這無疑為他畢生所留神的“氣節”之事，作了一個絕佳的人生注腳。

1936年8月2日齊白石在成都接受《新新新聞》專訪報道

(系該報16篇系列報道之一)

四川大學圖書館古籍部晚清民國報刊庫藏

2014年3月筆者拍攝

1936年8月25日清晨，齊白石一行在王纘緒、余中英、姚石倩等十余人的送行下離開成都，9月5日回到了北京家中，而就在齊白石一家離開成都的前一天晚上，成都城內爆發了民眾反抗日本擅自在成都設立領事館的反日愛國運動“蓉案”，事后導致了中日兩國之間嚴重的外交糾紛，中日矛盾開始進一步激化[39]。這一事件自然也引起了剛剛回到北京的齊白石的震動，在9月21日致函姚石倩表達對弟子在成都照料的感謝信中，便不無擔心地關切道：“無論老年人答與不答，只要知弟平安(平安函不用答可矣)。成都治亂，已免懸懸”[40]，表現出對學生個人安危的掛念，那師生之間的一份殷殷垂念與脈脈溫情，以至讓老師發出了“歸后之魂夢，猶在竹葉巷也”的喟嘆[41]。在10月18日、10月26日的兩封信中，他又主動勸說姚石倩遷來北京避居：“弟可脫離少城來故都客居否?此地遠勝成都耳”[42]，“能來北平長住否?余甚念之，愿弟長有報告也”[43]。

而自1937年8月北京城徹底淪陷之后，齊白石也不得不辭去教職，閉門家居，與遠在川渝大后方的姚石倩徹底失去了聯系。直到1946年1月間，“得見升平”的齊白石才再次收到了學生的來信問候。在當年2月6日寫給姚石倩的回信中，筆下難掩劫后余生的激動之情。他感慨兩人“喜怒哀樂，俱如目見。可哭者，感予亦欲哭;可笑者，感予亦欲笑”，可謂“同病相憐”。在歷數自己八年的故都淪陷生活遭際之后，齊白石向學生坦言，在那個“勞倦難堪”、“橫寇磨人”的苦難歲月中，老身衰頹的他也曾想過“合當一死”，了卻凡塵，卻又不得不“三思父母遺體”，無奈放棄了輕生的念頭，“轉哭作強笑”，而淪陷期間繼室胡寶珠的撒手人寰，又讓時年84歲的齊白石不由感到身旁無人的落寞與寂寥，故而慨嘆“不能再續冤家”[44]，折射出極為鮮活的思想糾葛與情感掙扎。

三、“聞罵之者甚眾”：1946年齊白石一場失敗的重慶畫展

在1946年2月齊白石于抗戰勝利后寫給姚石倩的兩封信中，他還向學生抱怨“去年(乙酉)冬，因不覺賣畫，失敗，可見后紙，不一一”，這無意透露了1945年(陰歷乙酉年)年末至1946年年初齊白石在重慶一場失敗的畫展[45]。1945年8月抗戰結束之初，一位由重慶飛赴北京淪陷區負責戰后接收事務的湖南籍國軍軍官“某甲”，曾極力拉攏齊白石，聲稱其畫在重慶售價甚高，頗受追捧，進而向齊白石懇求道：“我有重慶友人，求我帶畫多幅，以供同好”，齊白石奈何不得，便將自己“強湊”的二十幅三尺畫作和十開冊頁交予此人。誰料當此人返抵重慶后，又因公務所致，再次折回北京，故而“未及分應畫事”，并將這批畫作匆忙轉交給此時尚在重慶擔任中國美術學院院長的徐悲鴻，齊白石事后在信中向姚石倩稱“徐君不知某甲欲分應何人，只好為予展覽”。

1946年1月初，徐悲鴻和時任國民政府監察委員的沈尹默，在重慶兩路口的國民黨社會服務處為齊白石舉辦了這場個人畫展。1月9日，徐、沈二人在重慶的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機關報《和平日報》上聯名刊發了《齊白石畫展》的啟事：“白石先生以嵌崎磊落之才從事繪事，今年八十五歲矣。丹青歲壽，同其永年。北平陷敵八載，未嘗作一畫，治一印，力拒敵偽教授之聘，高風亮節，誠足為儒林先光。勝利以還，畫興勃發，近以杰作數十幀送渝展出，邦人君子景慕先生絕詣，得此機緣，以資觀賞，信乎所謂眼福不淺者，謹為綴言以介。日期：元月七日至十日。地點：兩路口社會服務處”[46]。啟事中稱齊白石“勝利以還，畫興勃發，近以杰作數十幀送渝展出”，應可與信中所稱的湖南籍國軍軍官“某甲”索畫之事相照應。

據筆者依目前所見史料推斷，“某甲”似為時任國軍第九十二軍政治部主任的湖南人侯吉暉(1911-1956)。1945年10月，國軍第九十二軍移駐北京，負責包括北京城在內的第十一戰區日軍受降與接收工作，軍長侯鏡如(1902-1994)同時兼任北平警備司令，是此時城市的絕對掌門人。在北京光復后不久，侯鏡如軍中的政治部主任侯吉暉便和侯鏡如的中校秘書呂宜園(1907-2001)、軍政治部副主任余倜、時任九十二軍《掃蕩簡報》總編的齊白石女婿易恕孜(1923-2004)等人一道前往齊家探望。在抗戰剛剛勝利，政權易手，城市秩序尚且動蕩之際，家大業大的齊白石自然深知與此時接管北京的九十二軍高層，尤其是與其中的湖南同鄉疏通關系的重要性，他的同鄉們也的確常常能在關鍵時刻向他施以援手。這一次，齊白石請求侯吉暉以接收大員的身份，幫助自己解決淪陷期間與敵偽人員在北京西城的房產產權糾紛，以及子女、弟子的工作問題[47]。對此，這幾位湘潭同鄉均“表示竭力設法”，隨后，執掌一方大權的侯吉暉、余倜果然將西城房屋產權收歸齊家，又安排齊白石四子齊良遲、五子齊良已兩人分任九十二軍政治部科員、政治隊隊員，齊白石弟子婁師白任政治部第二科科員，齊白石故友黎錦熙的兒子黎哲閎任校級科員(此人在抗戰期間曾任偽北平大學副教授，因而在抗戰勝利后希望借加入國軍的機會洗清身份)，齊良遲的姨妹紀玉良任部隊司書，從事文書工作。

國民黨第九十二軍軍長、北平警備司令侯鏡如(1902-1994)

需求解決之后，早已深諳與民國政壇軍界人士應酬之道的齊白石，也多次以金石書畫或宴請邀席的形式，向包括侯鏡如在內的九十二軍高層予以交換和感謝，如1946年中就為侯鏡如作花卉立軸《大富貴亦壽考》[48]，為侯鏡如的湖南平江籍夫人李嵩蕓作立軸《葡萄蜜蜂圖》[49]，甚至還頗為“主動默契”地很快將自幼喜愛書畫的侯鏡如的秘書、與侯早年同為河南中州大學同學好友的呂宜園收為弟子，并表示連拜師禮都不必舉行[50]。此后，得到北京城實權在手的九十二軍照拂有加的齊白石，生活狀況和賣畫銷路可謂陡然好轉，弟子呂宜園更成為了齊白石、侯鏡如與接管北京的國民黨軍政高官圈子之間的聯系人之一。呂宜園自稱“此后，我成了齊家的常客，一些軍政巨公們常給侯軍長寫信要齊老的畫，都是著我辦理，并且都是隨去隨畫。按齊老的潤格是每方尺法幣6萬元，我都是照數付給，從不短少分文，前后大概買了20幅;當然，錢都是向軍需處領取的”[51]。齊白石這種一貫以畫界名流身份與政界官場往來逢源，以達到自己實際目的的應酬交際方式顯然并非個例，與抗戰前他在以王纘緒為中心，以姚石倩等弟子為中介的四川軍政高層圈子中的酬酢周旋簡直毫無二致[52]。

侯鏡如的中校秘書、齊白石在北京光復后所收弟子

河南商丘人呂宜園(1907-2001)

1946年齊白石贈送給侯鏡如夫人、湖南平江人李嵩蕓的

《葡萄蜜蜂圖》 立軸 紙本設色 尺寸不詳 李嵩蕓自藏

據余倜回憶，1945年12月間，九十二軍政治部的幾個湖南同鄉合訂酒席一桌，祝賀齊白石85歲(實為82歲)壽辰，此時政治部主任侯吉暉正在重慶開會，而“齊老托侯吉暉帶來些畫在重慶開畫展” [53]，這正可與齊白石寫給姚石倩的信中聲稱“某甲”“帶畫多幅，以供同好”的時間節點相吻合。然而，這次畫展雖然是抗戰勝利后齊白石作品在國統區大后方較早的一次公開亮相，不料最終卻招致了重慶輿論界的負面評價，“聞罵之者甚眾，如是失敗”，這自然在當時公開的新聞報道中無處尋覓。而齊白石在寫給姚石倩的信中則主動道出了真相，坦言他交給軍官“某甲”的畫作“乃湊合之物，未能盡工”，并無奈評價此人“無益反有損”。于是，無法僅就區區此事就與九十二軍方面翻臉的齊白石，只能寄望于在重慶的姚石倩一旦遇到批評此次畫展者時，一定要將事件的緣由真相詳細告知，以此為他申辯，可見齊白石在自身聲名與現實生存之間的兩難抉擇與進退維谷。

總而言之，一場本意甚好，卻在多道經手人的自作主張下屢屢出錯，亦并非齊白石有意為之的重慶畫展，可以說給剛剛親歷抗戰勝利，賣畫重回正軌，“眼前又見太平來”的他，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而他又有苦不能明言，令人不禁感嘆歷史細節的吊詭與無常。通過對這樣一起齊白石與彼時北京國民黨軍界高層酬應往來的個案梳理，顯然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其有別于古代文人畫家的身份認同、處事原則、交際風格，及其對“應酬”性質書畫交易流轉方式的認知心理，體現出一位現代藝術家對于自身公眾形象的有意管理與強烈珍視。

四、余論——“人的消失”：藝術社會史視角下的“日常生活”研究反思

借助信札這一極為個人化的信息溝通與人際往來方式，我們得以在文本的表層敘述之下，重返齊白石師生交往的歷史現場之中，不啻是一部中國現代藝術家的日常生活史。在師生之間的書面交流中，老師和學生要說什么，不說什么，能說什么，不能說什么，亦都值得反復揣摩玩味，這形成了一種既非公開而精心的言說塑造，又非私密而體己的個人寫作與表達方式，而其背后皆反映出20世紀上半葉中國多元復雜的政治環境、動蕩時局、文化氛圍對齊白石藝術心態和創作經驗的共同影響與形塑，體現出20世紀中國藝術家中少有的能夠將庶民視角與文人理想上下勾連、交融合一的鮮明色彩。美國藝術社會史家托馬斯·克洛(Thomas Crow)曾在評價18世紀法國畫家華托(Jean-Antoine Watteau)、格勒茲(Jean-Baptiste Greuze)、大衛(Jacques-Louis David)三人與彼時巴黎公共文化生活之間的關系時指出，藝術家的繪畫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圖像和(政治、文化等)社會實踐之間不斷的意義交流”的結果[54]。新文化史家楊念群則引入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R.K.Merton)的“中層理論”概念，批評當前中國史研究中對“日常生活狀態下人的蹤跡”的忽視，進而“人變成了冷冰冰的趨勢與規律的符號表征”[55]。因此，對齊白石與姚石倩師生往來書信的鉤沉與細讀，我們得以將歷史拉回到以人物為主體、主線的敘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齊白石生活真貌的缺位，使得一個具有獨立藝術人格、復雜性情與身份認同的“職業藝術家齊白石”形象呼之欲出，正如郎紹君所言：“他(齊白石)是位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家庭煩惱和偉大追求的平凡又杰出的人。不肯或不能面對他這個復雜真實的人，就無法理解他的藝術”[56]。

1951年4月齊白石與姚石倩(左一)、張冠英夫婦在北京合影

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關注作為“日常生活文字”的書信史料能否言情?如何言情?所言何情?這些情感表達的維度與容量，又與齊白石的詩文作品有所不同。可見，任何建立在單一史料類型基礎之上的靜態敘述與歷史解釋，似乎都難以切實勾畫出人物的完整全貌。法國思想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強調：“重新建立某個時代情感生活的目標確是極具魅力，但同時也很艱難。然而，我們別無選擇，歷史學者無權對此視而不見”[57]。20世紀30年代以來，隨著西歐“社會科學史學化”浪潮的出現，法國“年鑒史學”(école des Annales)系統提出和論述了日常生活與社會環境一體兩面與雙向形塑的互動關系。年鑒派創始人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提出：“人是父親的兒子，但更是時代的兒子”，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則更進一步申說：“人既是自己這個時代的兒子，也是父親那個時代的兒子”[58]。在此基礎之上，“個人僅僅存在于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網中，而這種紛繁復雜同時也為個人的發展提供了天地。只有了解社會，才能觀察一個個人如何確立他的社會地位并生活在社會之中”[59]。

筆者認為，藝術家無疑也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個人與社會不可分離。未來我們更需要進一步重返齊白石等20世紀中國藝壇大師們的心靈深處，立足“日常生活”冰山下或急或緩，卻斑斕多彩的情感波動，窺探個體生命的心跡轉變與思想世界，將這些微觀的個體人物與宏觀的時代風貌加以聯系，由個案考察發展至群像書寫，正所謂“知人論世、論世知人;人能弘道、道亦弘人”，從而在中國近現代藝術史研究中，形成一種基于“藝術社會史”視角的思考理路與研究范式，重新激活舊有圖像與文獻材料，超越“題無剩義”的沉滯狀態，展現出20世紀中國現代藝術與社會運動、文化思潮、精英思想、民眾生活等方面交融勾連的鮮明特點，擴展許多開闊豐富的研究視野與思考空間，重構一幅較為完整、動態、宏大的近代中國文化與藝術發展轉型的歷史圖景。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后、清華大學博士)

(文章選自《齊白石研究》(第十輯))

注釋：

[1]齊白石：《蕭齋閑坐，因留霞老人贈詩，次其韻》，收入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詩稿》(上)，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第73-74頁。

[2]參見韋昊昱：《齊白石<瀕翁手札>研究(上)》，《齊白石研究》第3輯，廣西美術出版社，2015，第161-182頁、韋昊昱：《齊白石<瀕翁手札>研究(下)》，《齊白石研究》第4輯，廣西美術出版社，2016，第43-65頁。

[3]1933年齊白石在為姚石倩出版的《渴齋印集》所題序言中稱：“門人姚石倩前丁巳年始從予游”，見齊白石：《齊白石論藝》，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第188頁。姚石倩早年活動詳見《姚宜孔小傳》《潤格》，上海書畫會：《神州吉光集》第8集，1925，第5-6頁;《北川縣志》卷九“北川官師表”，民國二十一年(1932)石印本;《姚石倩書畫展》，《新新新聞》1940年10月25日，第7版;高甜心：《蜀中印人記?姚石倩》，《申報》1946年10月4日，第11版《春秋》副刊。

[4]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上)，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第192頁。

[5]目前已知1919年9、10月間齊白石與同在北京的姚石倩的第一次通信便條，即為齊白石托姚石倩代書隸體祝壽詩文，以相贈友人一事，收入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第15頁。

[6](梁)劉勰著、郭晉稀注譯：《文心雕龍?書記》，岳麓書社，2004，第233頁。

[7]同注[5]，第46頁。

[8]齊白石：《白石雜作》，收入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日記》(下)，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第277頁。

[9]齊白石：《丙辰四月十一日，聞南北軍約戰于湘潭，有友人避兵來借山，偶觀<借山圖>及諸題詞，因懷唐叟傳杜》組詩之一，收入郎紹君、郭天民：《齊白石全集》第10卷《詩文》第1部分“齊白石詩詞聯語”，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第4頁。

[10]齊白石：《白石詩草自序(草稿)》，收入北京畫院：《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詩稿》(下)，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第496頁。

[11]齊白石：《兵后雜感》，同注[1]，第141頁。

[12]齊白石：《京師雜感》(十一首組詩之五)，同注[1]，第143頁。

[13]楊度：《題齊山人<借山圖>》，收入《楊度集》第2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第619頁。

[14]齊白石：《白石詩草自序(草稿)》，同注[10]，第496頁。

[15]齊白石口述、張次溪筆錄：《白石老人自述》，廣西美術出版社，2014，第113頁。

[16]同注[15]，第119頁。

[17]齊白石：《戊辰秋貞兒來京省余，述故鄉事，即作畫幅一，題句以記之》，同注[9]，第59頁。

[18]齊白石：《祭妻弟陳春華文》，收入郎紹君、郭天民：《齊白石全集》第10卷《詩文》第2部分“齊白石文鈔”，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第75頁。

[19]齊白石：《三月初四日夜夢到家》，同注[10]，第331頁。

[20]朱悟園：《齊白石山人南歸序》，同注[4]，第197頁。

[21]齊白石在1924年至1925年間，為自己16年前所畫舊作題寫跋語時，曾回顧道：“余年五十四，畫名不出長沙。因丁巳鄉亂，余避居京華，始得中外皆知”，同注[10]，第302頁。

[22]同注[5]，第55頁。

[23]同注[5]，第72-73頁。

[24]同注[5]，第75頁。

[25]胡適、黎錦熙、鄧廣銘：《齊白石年譜》，商務印書館，1949，第22頁。

[26]魯迅：《自嘲》，收入《魯迅散文·詩全編》，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第172頁。

[27]有關中原大戰時張學良調停各方、東北軍占領北京，導致北京政局變動的過程，詳見李新、韓信夫、姜克夫：《中華民國史大事記》第五卷(1928-1930)，中華書局，2011，第3676-3679頁。

[28]同注[5]，第23頁。

[29]齊白石：《癸酉秋自記印草》，收入齊良遲：《齊白石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第155頁。

[30]同注[5]，第24-25頁。

[31]同注[5]，第49頁。

[32]同注[5]，第37頁。

[33]同注[15]，第156頁。

[34]同注[5]，第58-59頁。

[35]同注[5]，第70頁。

[36]《白石山翁口中的成都之夏》，《新新新聞本市增刊》1936年8月2日，第1版。

[37]同注[9]，第75頁。

[38]齊白石：《答家鄉故人》，同注[9]，第58-59頁。

[39]關于“蓉案”一事始末詳見肖康志、陳勵冰：《成都“大川飯店事件”紀實》，成都市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成都文史資料選編?抗日戰爭卷》(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第3-15頁;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四川省志?外事志》，巴蜀書社，2001，第483-484頁。

[40]同注[5]，第80頁。

[41]“竹葉巷”是這一時期姚石倩在成都的住處，齊白石在信中代指成都。

[42]同注[5]，第81頁。

[43]同注[5]，第83頁。

[44]同注[5]，第86頁。

[45]同注[5]，第86頁、第88-89頁。

[46]徐悲鴻、沈尹默：《齊白石畫展》，《和平日報》1946年1月9日。

[47]余倜晚年回憶齊白石主要請求解決兩件事，“一為齊在抗戰前，曾于北平西城買了兩三幢舊式小平房，日軍侵陷北平時被敵偽人員占用，迄未收回產權。二為請我們介紹幾個親友參加第九十二軍政治部工作”，見余倜：《我所知道的齊白石二三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河南文史資料》第41輯，內部發行，1992，第228頁。

[48]1946年齊白石為侯鏡如作《大富貴亦壽考》，立軸、紙本、設色，尺寸不詳，題跋云：“大富貴亦壽考。鏡如先生之雅，丙戌八十六歲之齊璜制”，鈐印“白石”、“悔烏堂”、“湘潭人也”、“人長壽”，新加坡秋齋藏。

[49]1946年齊白石為侯鏡如的湖南平江籍夫人李嵩蕓作《葡萄蜜蜂圖》，立軸、紙本、設色，尺寸不詳，題跋云：“嵩蕓夫人雅意。侍齊璜白石八十六歲時畫于京華”，鈐印“借山翁”、“歸夢看池魚”，李嵩蕓自藏。齊白石在名字署款前特意加一“侍”字，其彼時的恭謹謙卑姿態，于此可見一斑。

[50]呂宜園晚年在回憶自己拜師齊白石的緣起細節時，則并未道明當時齊白石積極主動收他為徒的現實目的，他稱在兩人相識之初，齊白石曾作有一首七律，表達自己對親歷抗戰勝利，北京光復的喜悅之情，詩云：“蓬門長閉院生苔，多謝諸君慰老懷。高士慮危宜學佛，將官識字本多才。受降旗上日無色，賀喜樽前鼓似雷。莫道年高無好處，眼前又見太平來”。呂宜園讀到后和詩一首，詩中最后兩句自稱“若許樽前稱弟子，不辭旦暮叩門來”。齊白石立刻心知其意，頗為默契地主動表示可以馬上收他為徒，且不必拘泥于什么拜師儀式，見呂宜園：《我與齊白石的一段交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河南文史資料》第29輯，內部發行，1989，第7-8頁。

[51]同注[50]，第3頁。

[52]在北京城光復之初，社會秩序一片混亂，物價飛漲，通貨膨脹，當時的齊白石確實和接管城市的國民黨軍政官員多有交際，借以解決自家的生活問題，如李宗仁在晚年的口述自傳中，就曾回憶自己在抗戰勝利后擔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北平行營主任期間，齊白石因“無法買到米、煤而來看我。我無善策可想，只得在行營人員配額中酌量撥出一些米、煤奉送給他。白石先生居然認為我能‘禮賢下士’而萬分欽佩，特地繪了一壽桃橫幅，親自送來，以為我夫婦壽。這幅杰作現在還懸在我客室之內”，見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第605頁。

[53]同注[47]，第230頁。

[54](美)托馬斯·克洛(Thomas Crow)著、劉超、毛秋月譯：《18世紀巴黎的畫家與公共生活》，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21，第436頁。

[55]楊念群：《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第5頁。

[56]郎紹君：《齊白石研究》，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第8頁。

[57](意)P.史華羅(Paolo Santangelo)著，莊國土、丁雋譯：《明清文學作品中的情感、心境詞語研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前言”第1頁。

[58](法)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著、許明龍譯：《圣路易》“引言”，商務印書館，2017，第16頁。

[59]同注[58]，第13頁。

編輯 | 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