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慶元年十月，因剿倭的出色表現，明穆宗下旨調福建總兵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次年正月戚繼光上《請兵破虜四事疏》，針對當時北線的軍事現狀，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整備規劃。

如言果不謬，授臣以十萬之師，假臣便益 … 驅之為戰，則勝算在我 … 問罪匈奴，無不可者。由是冗兵可汰，冗食可裁，移修邊之費以資供需，撤戍邊之兵以資訓練，而買馬之費可省，屯田之政可修，非直強兵，亦以富國，一勞永逸之上計也。
次者與臣五萬，使得一當匈奴，令其不敢南牧，遺中國數十年之安，計之次也。
不得已，與臣三萬，非敢必有功，完繕收保，以待虜來，伺有可乘，因而擊之，計之下也。
如以臣言紙繆，令臣沿襲故事，所將不逾萬人，而緩急無益于事，臣即不自愛。謂國威何？
《戚少保年譜耆編》

上策，練強軍十萬。進可蕩平北虜，退可讓眾夷“虜氣自奪”不敢萌叛逆之心。而且獲取壓倒性的軍事優勢后，也會有條件和時間整頓九邊。無論是減汰冗兵清查空餉，還是裁削軍費恢復屯田，朝廷都能獲取巨大收益。

中策，募五萬精銳。雖難以主動出擊剿敵，但敵人若敢進犯，也有機會打得他們數十年不敢南顧。

下策，備新軍三萬。因軍力不足，就只能輔以堡壘、工事沿邊線被動固守。最多在敵人入侵時，伺機攻敵不備，通過有效消耗，來遲滯和降低敵人的進攻能力。

最后戚繼光更是明言，如果朝廷不愿意規模性地編練新軍，統領已荒頹的軍衛和（因家丁制）山頭化的邊軍，他也干不成啥事。就如他在南方募編戚家軍前，手握上萬衛所“雄兵”也只能徒呼奈何。

注：戚繼光的“所將不逾萬人”說的挺含蓄，明朝一鎮的堪戰精銳（各部家丁）基本超不過這個數。另外這份“請兵疏”一度讓明廷對其態度大變（憂心軍閥），如果不是譚綸、張居正等的支持，怕是要下獄。最終明廷也沒同意奏請，只是讓他負責薊鎮衛兵訓練（可抽調三萬重編）。

戚繼光的核心思路很直白，軍事不僅是政治的延續，還是政治的基礎。無論明廷對北邊采取什么策略，手中都得握有一支，至少能確保不敗的軍事力量（部隊）。幾十年后，大明用自己的覆滅，證明了這一點。

當下在討論明亡原因時，大多集中在內耗（黨爭、起義等）、經濟崩潰等方面。不少人覺得只要明廷不一根筋先懟女真，緩解這些問題后再打，怎么都能贏。大明的精英和皇帝們真的看不到這一點么？

萬歷四十六年為征剿女真，明廷派征了臨時性稅目“遼餉”。但很快原定只征一年的加派，不僅在事實上成為常稅，稅率也由每畝白銀三厘五毫攀升至九厘（崇禎朝又進一步升至十二厘）。

不是明廷嫌民眾負擔太輕或太安逸，也不是明廷被女真刺激的失去理智。而是明軍在薩爾滸、遼沈、廣寧持續大敗、精銳喪盡。別說加稅可能逼反百姓，就算是海內沸騰，明廷也得加稅。

天啟處決熊廷弼的詔令，雖有甩鍋泄憤但也直訴了這種無奈的飲鴆止渴：

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始則托病卸擔，薦袁應泰而遼陽亡；既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萬性命，而征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寧，斯其罪難擢發數矣。
《明熹宗實錄·卷六十二》

軍事上打不贏，政策上就沒什么選擇權。除非有人能說服女真先停手，讓大明緩口氣、調整幾年（沒有足夠的軍事支撐，議和也難維持）。不然換誰上都得繼續加稅募兵構筑防線，總不能在京師坐等女真來滅吧？

其后沉重的遼事負擔，導致財政困頓明廷無力賑濟西北，進而促生流民大起義。為了在防御女真的同時平滅各地流民軍，又不得不繼續加派以募兵，步入流民軍越剿越多的惡性循環。

朝廷很清楚加派之害，但也清楚這些問題只有在保有統治權的前提下才是自己的問題。所以崇禎也只能和他皇兄一樣“飲鴆止渴”。

換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明軍能在薩爾滸給予女真重大殺傷，那么明廷的選擇就很多了。可“安內先攘外”，再勒一兩年褲腰帶，先把后金除掉（或者擊垮打服）。也可“攘外先安內”，利用女真恢復的窗口期，調整收支先緩和內部矛盾 ……

至于明廷的內斗，其實和軍事也密切相關，尤其是南明諸政權。

首先，明末好幾次“朝堂血洗”的觸發都源于戰敗。比如，魏忠賢逼帝師孫承宗致仕，是借“柳河之敗”。閹黨對東林的總攻，也是圍繞“封疆案”（廣寧慘敗）展開。“己巳之變”，不僅導致薊遼巡撫、總督、督師全滅，朝堂中樞也再次被血洗。

不能說沒有“戰敗”就不會有內耗，但也不能說這些內耗不受“戰敗”的影響。

到了南明時期，由于招安各路割據勢力以及流民軍，明廷內部的爭權內耗更為嚴重。不是朝廷的中樞大員不明白軍閥之害，而是丟掉北方軍鎮后，直屬明廷的戰力更為孱弱，為了生存只能飲鴆止渴，尋求外部協助。

注：南明的弘光政權最初想以承認滿清地位、割讓關外等條件換取滿清幫助剿寇，即“聯虜平寇”。但清廷意識到南明的孱弱后，果斷選擇將南明和流民軍一起打。

這些軍閥當然也明白這點，但他們也清楚自己不愿為他人做嫁衣，更清楚只有自己斗爭掌權后，才有資格去解決內耗的問題。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亡國也要內斗。

與之相對，女真能入主中原的主因之一，恰恰是強悍的軍事能力讓他們有更多選擇以及容錯空間。

作為一個山野部族，女真在人丁、物產、財稅等方面與大明有斷崖式的差距。原本明朝無論怎么耗，都能磨滅女真。但軍事優勢不僅讓女真能直接去大明“搬人搬物資”，還能反過來讓明廷耗不起。

至于內亂，女真同樣嚴重。

比如努兒哈赤晚年的各種倒行逆施（如殺無谷人），導致遼東經濟和秩序全面崩潰，“盜賊蜂起，偷竊牛馬，人相殘殺，致國中大亂”。但明廷未能借機剿滅女真，不就受阻于其強悍的軍事能力么。

努爾哈赤死后至順治親政，滿清高層也長期處在殘酷的權力爭斗之中。比如皇太極清洗三大貝勒、皇太極死亡前后各旗的權力爭斗、多爾袞攝政期間與各旗的權力博弈、順治親政后對多爾袞一系的清洗 ……

之所以沒像大明那般越斗越弱，正是得益于軍事實力對自身的保護（比如外敵乘機進攻打擊等），讓女真有足夠的時間去消化和調整處理自身的問題。所以戚繼光的奏請，不僅是他欲平北患的雄心，也是大明最后一次給自己上保險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