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狂飆，人口首次負增長：全國第二強省怎么了？

江蘇，出現了一個標志性變化。

2025年末，常住人口8518萬，同比凈減少8萬人——這是自1978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

幅度不大，但性質已經發生轉變：從“增量競爭”進入“存量博弈”。

如果把時間線拉長，這一結果并不意外。

過去五年，江蘇人口增量持續走低：從2021年的28.4萬回落至2024年的零增長，直至2025年轉負。

趨勢早已形成，只是在這一刻被正式確認。

但更值得關注的，不是“是否減少”，而是：為什么在經濟持續領跑的情況下，人口開始掉頭向下？

一、經濟在加速，人口卻在收縮：錯位從何而來

表面看，這是一個典型的“經濟—人口背離”。

一邊是經濟體量持續擴張：2024年GDP突破13.7萬億元，2025年站上14萬億元，連續兩年增量全國第一；另一邊則是人口增長動能持續減弱，最終轉為負值。

但拆開來看，這種錯位并不神秘。

人口變化，本質上由兩股力量決定：自然增長（出生—死亡）與機械增長（流入—流出）。

江蘇的問題，集中體現在前者。

2025年，江蘇出生人口35.8萬，死亡人口66.5萬，自然減少達30.7萬。與此同時，人口凈流入22.7萬，勉強對沖部分缺口，但仍不足以扭轉整體趨勢。

換句話說，江蘇并非“沒人來”，而是“來的人，填不上減少的坑”。

這也是當下多數發達地區共同面臨的結構性困境。

二、生育率下行的深層約束：老齡化與代際效應疊加

進一步追問，自然增長為何快速轉負？

首先是老齡化的提前到來。

2025年，江蘇65歲及以上人口達到1621萬，占比19.03%，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部分城市已經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南通更是超過25%。

當人口結構向高齡傾斜，死亡規模擴大幾乎是必然結果。

其次，是更難逆轉的“代際傳導”。

江蘇在過去幾十年的計劃生育執行中處于較嚴格梯隊，獨生子女比例較高。

這意味著，當前進入生育年齡的人口基數本身就偏小。即便生育意愿不變，出生總量也難以回升。

人口問題的關鍵，在于它具有“滯后性”：今天的低出生，是20多年前就已經埋下的伏筆；而當下的低出生，將決定未來更長周期的人口結構。

因此，從趨勢看，短期內逆轉的空間并不大。

三、人口吸引力不足：問題不在“有沒有人來”，而在“來多少、來誰”

如果說自然增長難以迅速修復，那么人口凈流入，本應成為對沖變量。

但江蘇在這一環節的表現，并不突出。

2025年，廣東凈流入約50萬人，浙江約39萬人，而江蘇僅為22.7萬人。以其經濟體量來看，這一規模偏低。

差距背后，核心在產業結構。

江蘇長期以制造業立省，工業體系完整、規模龐大，但以化工、鋼鐵、裝備制造等為代表的傳統產業，資本密集、自動化程度高，對新增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限。

更重要的是崗位結構。

對年輕人而言，吸引力不僅來自就業數量，更來自收入預期與成長空間。

相比之下，廣東的電子信息、互聯網、電商等行業，提供了更多高薪與上升通道；浙江的民營經濟與平臺經濟，則具備更強的創業生態。

在這樣的對比下，江蘇的“制造業優勢”，正在轉化為“人口吸引力劣勢”。

長期看，這種結構性差異，可能削弱其作為經濟大省的人才集聚能力。

四、應對路徑：從“人口規模競爭”轉向“人力資本競爭”

人口轉負，并不等同于增長失速，關鍵在于如何重構發展邏輯。

江蘇的調整方向已經較為清晰：從“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

一方面，是提升人口質量。

近年來，江蘇明顯加大對高學歷與技能型人才的吸引力度，包括落戶政策放寬、安家補貼、人才公寓以及職業技能培訓等。這背后的邏輯是，用更高的人力資本密度，對沖人口總量的下滑。

另一方面，是產業結構再平衡。

江蘇正在加快向高端制造、數字經濟與現代服務業轉型。集成電路、新能源汽車、數字經濟等領域的快速增長，意味著對研發、工程與服務型人才的需求正在上升。

同時，區域內部也在重新分工：蘇南強化創新與高端制造，蘇北探索農業升級與文旅產業，試圖在更大范圍內重新配置人口與產業。

對個體而言，這種轉型的信號也很明確——單純依賴“勞動力供給”的時代正在結束，教育與技能正在成為更關鍵的變量。

五、人口競爭的規則，正在被重寫

江蘇的人口轉負，更像是一個縮影。

當自然增長長期走低，決定人口流向的，不再是簡單的生育率，而是地區之間對人口的“再分配能力”——誰能提供更好的崗位、更高的收入預期、更穩定的公共服務，誰就更可能在存量競爭中勝出。

因此，未來的人口競爭，本質上是一場關于產業結構、城市功能與制度環境的綜合比拼。

“搶人”與“促生”仍會持續，但決定勝負的，已經不是口號，而是結構。

在這一邏輯下，江蘇的挑戰，并非個案，而是所有發達地區必須面對的共同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