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5天追兇！首例寵物投毒案：九犬亡，主人抑郁

2022年9月14日，“Papi媽媽”養了12年的西高地白梗Papi，在小區遛彎時誤食毒物，當天便離世了。

那天之后，她的生活只剩下一件事——追兇。

毒物后來被確認是劇毒殺鼠劑氟乙酸鈉，嫌疑人被鎖定為同小區的65歲男性業主張某華。2023年1月，朝陽法院以張某華“投放危險物質罪”正式立案，這也是北京首例進入刑事公訴的寵物投毒案。

就在立案當月，Papi媽媽被確診為重度抑郁癥和焦慮癥。她辭去了在頭部影視公司做了5年的工作，投入到這場官司里。對她來說，這不是一個艱難的決定，而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但她沒想到，等待她的是當庭未宣判，以及此后連續9次的延期審判。

2025年12月11日，案件終于在北京朝陽法院溫榆河人民法庭宣判，被告張某華因構成投放危險物質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此時，距離事發已經1185天。

在大眾的敘事里，這是一場勝利，是一個普通人對抗不公、最終贏得正義的故事。

但Papi媽媽清楚，這種“勝利”與她的真實經歷之間有著巨大的錯位。她的生活沒有爽點，只有漫長、重復、消耗的過程。

Papi陪她走過了20歲到30歲出頭、初入社會最迷茫的那些年。它不僅是她最重要的情緒出口，也是不可或缺的家庭成員。采訪那天，她的衣服、帽子、手提包上都有西高地的元素，無聲地延續著這種連接。

對Papi媽媽來說，Papi的離開是一粒塵埃、一座大山，是她一生的潮濕。她的人生從那一天開始偏離軌道，而她只能帶著這一切繼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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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不開的墻

一審宣判后，Papi媽媽在法庭外，被鏡頭包圍著向媒體宣讀了判決結果。那一刻被記者拍了下來——她站在人群中央，像是在宣布一場勝利。

一審結果被外界視為一次來之不易的勝利。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類似的寵物投毒事件并不罕見，但大多止步于民事賠償或行政處罰，幾乎沒有進入刑事公訴的案例，更不用說走到判決這一步。于是，當判決落下，社交平臺上和新聞報道中充斥著歡呼：“Papi媽媽贏了”“我們勝利了”“正義雖遲但到”……

但對Papi媽媽來說，這更像一個不得不接受的結果。

她的內心不是輕松，而是痛苦和不甘。

“我知道自己到底付出了多少努力。為了這份極難的試卷，我做了多少復習、刷了多少題，明明題目我都會做，本可以拿99分，結果卻只拿了60分。但對大眾來說，這個試卷可能只能拿0分，所以60分已經算是好成績了。”

張某華最終被判處四年有期徒刑。讓Papi媽媽難以釋懷的是，這個量刑背后還有太多遺憾：案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受害犬的司法鑒定未能成功，實際損失難以量化，導致量刑沒有達到最高。更讓她耿耿于懷的是，張某華投毒所用的介質和劑量等關鍵證據，在案件初期便已丟失，而這些證據本可能支持另一項更重的指控——“非法制造、買賣、運輸、儲存危險物質罪”。

一審宣判后，Papi媽媽又聯合其他10位受害人向朝陽檢察院提出抗訴申請，但第二天便被駁回。這意味著案件的刑事部分已經塵埃落定，剩下唯一能做的，只是緊盯刑期的執行。

這也是最讓她受打擊的部分。從一審判決書里她得知，由于身體原因，張某華在被羈押654天后，于2024年7月申請了取保候審，在一年的取保候審期滿后又轉為了監視居住。“這三年半的時間，似乎我更像在坐牢。”Papi媽媽說，“而我‘坐牢’的時間比他還要長。”

針對案件的民事部分，Papi媽媽沒有停下來。她向法院提起了上訴。一審中，法院未支持精神損失賠償的請求，僅就財產損失作出了判決。即將到來的二審，重點就在于受害犬作為伴侶動物的價值意義，以及法院能否支持精神損失的賠償。

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寵物通常被歸類為“財產”，賠償更多圍繞其市場價值展開；而精神損害賠償，通常只適用于自然人的人身權益受侵害的情形。

Papi媽媽在網上找遍了類似案件，一些法院在民事案中曾認定，伴侶動物具有不同于一般財產的特殊意義，并支持精神損失賠償。這些案例都是單純的民事訴訟，在“刑附民”的框架中，這樣的判決尚無先例。

這面墻，還沒有人真正撞開。

許多人勸她，民事上訴的邊際效應在遞減——往前走，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經歷，能改變的結果卻越來越有限。但即便知道是“撞南墻”，她仍然想親自去試試，“如果撞不碎，那就頭破血流；如果撞碎了，至少可以撕開一個口子，讓之后的案子有例可循。”

從零開始的維權路

作為一個普通公民，Papi媽媽做的事情已經遠遠“超綱”了。律師曾對她說，在案發當天報警之后，沒有一件事情是她必須要做的。

案發第三天，Papi媽媽聯合小區里其他10位受害者，組建了“受害犬家屬群”——小區里共有11只寵物狗中毒，其中9只死亡。Papi媽媽讓大家簡述了自家小狗的中毒與死亡情況，收集案件細節與證據。隨后，她找到了一位經驗豐富的刑訴律師，堅持走刑事訴訟，同時發起附帶民事訴訟，也就是“刑附民”。為了能參與其中，她逐頁研讀《民法典》《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尋找可能對案件有用的法條。

面對高昂的律師費和煩瑣的司法流程，不是所有人都有維權的決心和耐心。其他10位受害人里，一半是中老年人。有人第二天就買了新狗，還有老人無奈地告訴她：“我都快70歲了，一想到這些就頭疼。”Papi媽媽理解每個人的處境和價值體系，但為了爭取最大程度的勝利，她必須聯合所有人。

2023年1月朝陽法院正式立案后，Papi媽媽一一聯系受害者，幫忙擬好訴狀、打印郵寄材料，她把自己當成半個律師，把其他受害人看作甲方。有人情緒崩潰，她傾聽安慰；有人不識字，她耐心解讀。她和每個受害人的聊天記錄都有幾百頁，溝通成本很大。

為了推動案件，她不得不走到鏡頭前。盡管曾經做過電視臺的新聞記者，她始終是站在攝影機背后的人，她不享受鏡頭，但一想到Papi，她又必須發聲。

得知一審即將宣判時，她沒有雀躍，而是第一時間告知所有關注過這個案件的人。她像一部擰緊發條的機器一樣，迅速聯系媒體，組建了一個近百人的媒體群。

媒體的采訪蜂擁而至，每次向他們回憶和復述Papi受害的慘狀，她都能真切感受到鉆心的痛苦。采訪過程中，她時常感到胸悶、喘不上氣，每一次講述對她來說都是身心俱損。但為了案件能被看見，她一遍遍重復事情的經過。原本私人的朋友圈和自媒體賬號，也成了她發布法條解讀、更新案件進展的渠道。

辭職后，Papi媽媽全身心撲在官司上，長期沒有收入，全靠積蓄支撐生活。其他受害者大多回歸了平常生活，有些人甚至已經離開北京，她仍獨自推進案件。

有一次事出緊急，她凌晨給在國外的受害者打去電話，得到明顯不悅的回應：“以后不要再打電話了，有事微信說，不要影響我休息。”Papi媽媽知道打擾并不合時宜，也能理解對方，但自己無處安放的情緒還是在一瞬間涌了上來。外界的流言蜚語早已傷害不了她，來自受害人的一句話卻能讓她破碎。

面對媒體時，Papi媽媽總愛說“我們”，仿佛這樣就顯得隊伍很強大，不是自己在孤軍奮戰。但事實上，無論是公開發聲、接受媒體采訪，還是溝通律師、推進司法流程，絕大多數時候，她都是一個人在一線“戰斗”。“我從來都是一個人，我只能靠自己走出去，這是我這幾年最深刻的感受。”

外界常常形容她較真和執拗，但她自己認為，那只是認真而已，她不想掩耳盜鈴地過日子。她希望更多人知道，投毒是刑事重罪，法律有明確規定，“我希望它能像‘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一樣，成為人人都知道的事情。”

盡管放棄了事業和所有非必要的社交，Papi媽媽也不認為自己有多勇敢。“我也害怕，但我的害怕變成了一種即使打碎自己也要往前走的勇氣。我的生活已經是一列脫軌的火車，我放棄一切專注在這件事情上，也只是希望它能快點結束。我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從天臺跳下去，要么就把它干到底。”

脫軌的生活

在大眾輿論中，Papi媽媽是一個勝利者，是正能量的代表。而作為一個被推上神壇的普通人，事發至今的將近1300個日日夜夜里她究竟經歷了什么，只有她自己知道。

“人們愛看逆襲，愛看《甄嬛傳》里熹妃回宮的情節，他們想看你如何抗爭，看到邪不壓正的結果，但這跟我實際經歷的很喪的東西完全是兩碼事。”Papi媽媽說，“我經歷了一場戰爭，可經歷完這一切，我又該何去何從？”

大多數時候，她選擇不回應。她不愿陷入反復自證的循環。只有極少數涉及隱私的攻擊，她才報了?警。

持續的高壓讓她的身體一點點崩壞。案發后的第一周，她幾乎沒有進食的欲望，只靠喝可樂來補充糖分，一下子瘦了10斤。2023年1月，她被確診為重度抑郁癥和焦慮癥。直到現在，她每兩周還要去一次北京安定醫院開藥，每天都要吃一大把精神類藥物。睡覺變成了一件需要努力克服的事——采訪前一天，為了保證第二天的狀態，她吃了三粒助眠藥，卻依然一夜未眠。

她不止一次走上天臺。作為曾經玩過蹦極和跳傘的人，她其實并不害怕高度，但在三十多層的高樓頂上吹了幾小時的風之后，她又一次次走下來，她告訴自己，至少先活到40歲再說。“我還得繼續干，繼續努力向前。”

Papi出事后，她的性格和處事方式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曾經比較“佛系”的她，好像生長出了一個應激的開關，遇到不公平的事情就會高度敏感——哪怕只是很小的一件事，她也要據理力爭，“忍不了一點”。

那些為打官司購買的法律書籍，成了她的日常工具書，她開始用法律視角去理解更多社會事件，也更容易被現實中的不公所觸動。

漫長的努力并非毫無回報。Papi的案件之后，其他城市類似的投毒案件也陸續出現了松動。去年9月，廣州一小區發生寵物投毒事件，10只寵物犬中毒死亡，被告人在今年2月以“投放危險物質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從案發到判決不過數月時間——這在過去幾乎難以想象。還有法學生告訴她，Papi的案例已經被寫入了法律教材。

“這么長時間的付出，在社會意義的層面一定是值得的，我希望我撕開的口子能越來越大。可對我個人而言，這根本不值得。但如果再來一次，我還是會這么做。”

只是，這一切的代價，都落在了她的生活上。

如今，距離案發已經過去了大約1300天，但她每天醒來面對的仍然是同一件事——媒體問詢、二審進展、網友評論……她沒有自己的生活。

曾經，在朋友眼里，她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出門化妝、踩著高跟鞋通勤，偶爾做做醫美，把生活打理得妥帖且精致。但在Papi出事后，她已經有很多年沒有買過新衣服，也沒好好打理過自己了。因為長期失眠，她的頭發大把大把地掉，發量少了一半。

3月初，她硬著頭皮去見了許久未見的朋友。那天，她買了束鮮花和一個4寸的小蛋糕，朋友在家里包了餃子、做了一桌菜。見到朋友的那一刻，她有一瞬間的恍惚，好像突然被拉回了正常的生活，“生活里這些細碎的美好，我好像已經很久沒有經歷過了”。

她還是沒有信心規劃更遠的未來，但她希望，2026年是自己和這些事情纏斗的最后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