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筆鋒如刀剖開幕布：“1922年美國召集的九國會議，簽訂一個公約，又使中國回復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這紙公約如鐵籠鎖住中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列強無暇東顧，日本借機奪取德國在山東權益，并通過貸款控制段祺瑞政府，勢力急劇膨脹。美國擔憂日本壟斷中國市場，英國亦不滿日本在華優勢。于是，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國召集英、法、日、意、荷、比、葡、中在華盛頓開會，會上簽訂《九國公約》。

《九國公約》第四條亮出獠牙：“各國在華工商業機會均等”。美國以“門戶開放”之名撬開日本獨霸的閘門，卻將中國推回八頭怪獸的利爪之下——英美扶植的吳佩孚控扼長江，日本豢養的張作霖盤踞東北，山西閻錫山、廣西陸榮廷各自為政。上海租界內，英國巡捕的警棍砸向罷工工人；內河航道中，美國標準石油的油輪碾碎民船。

所謂“機會均等”實為列強資本如群狼爭肉，民族工業在夾縫中窒息；所謂國際公理，實為強盜分贓的約定；所謂保全中國，不過對中國由獨霸變作共同殖民。公約本質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列強為瓜分中國利益、共同維持對中國的半殖民地統治而達成的協調書。

血的教訓，可見帝國主義資本之惡。1922年1月17日，湖南勞工會領袖黃愛、龐人銓因要求長沙第一紗廠改善工人待遇，被湖南軍閥趙恒惕殺害。在追悼會上，毛澤東沉痛指出：“黃、龐之死，非僅因抗資本家，實因觸怒英美洋行與軍閥之利益。紗廠雖掛中國招牌，實為外資附庸。”

這一慘案讓毛澤東意識到，工人的苦難絕非孤立現象。他隨即深入調查各地產業，發現：安源路礦由日本、德國資本控制，長沙泥木行業受外資建材傾銷沖擊。1922年5月，郭亮受毛澤東委派，對粵漢鐵路長沙段調查。鐵路修筑權原屬比利時公司，運營受英法資本控制，連道釘都是進口的。據李維漢回憶，毛澤東在會議上總結說：“我們過去只看見老板打工人，現在要看見老板背后還有洋老板。洋老板不倒，中國工人永無出頭之日。”

對工人罷工，在1920年是地方軍警及租界巡捕的局部鎮壓；到1922年，帝國主義勢力勾結軍閥政府，動用大規模武裝實施殘酷清剿，手段日益兇狠。1922年10月23日，在中共領導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組織發動下，開灤五礦工人舉行罷工，要求承認工人俱樂部為合法工人代表機構、改善勞動待遇。英帝國主義作為開灤煤礦的實際控制者，直接派出武裝人員與直系軍閥曹錕共同行動。10月26日，軍警向手無寸鐵的工人開槍，當場造成7人重傷、57人輕傷，封閉工人俱樂部。

殘酷的現實，讓中共領導人深刻認識到：帝國主義不僅在政治上操縱中國，在經濟上榨取財富，更在軍事上直接鎮壓人民反抗。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開篇即指出：“各種事實證明，加給中國人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資本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

一是關稅控制：自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起，中國關稅自主權喪失。總稅務司長期由英國人赫德、安格聯把持，中國關稅稅率被限定在5%以內，實際征收更少。因洋貨傾銷、洋行壓價，手工業者、小商販生計日艱。

二是金融控制：外國銀行（如匯豐、花旗、橫濱正金）壟斷中國國內與國際匯兌、發行紙幣、操縱金融市場。1921年，外資銀行在華分支機構達150余家，遠超中資銀行。

三是產業壟斷：開灤煤礦由英國人控制，撫順煤礦由日本人控制；滬寧鐵路由英國資本完全控制；長江航運由英國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控制；中國紗廠40%由日本人控制。在上海、青島、大連等地的日本紗廠，中國女工每日工作12小時以上，工資僅夠買半斤米。正如《中共二大宣言》所言：“帝國主義列強……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原料供給地和商品推銷場。”張謇、榮宗敬等實業家痛感“外資擠壓，國貨難存”。

四是政治干涉：列強通過“貸款—抵押—控制”模式操縱中國內政，扶植代理人。例如：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西原借款”，換取山東權益；英美支持直系吳佩孚，日本支持奉系張作霖，加劇軍閥混戰。外國領事在租界內行使行政、司法、警察權，形成“國中之國”。1922年，上海公共租界面積達3.35萬畝，中國政府無權過問。

五是軍事壓迫：列強在中國駐軍，鎮壓反抗。例如：日本在旅順、大連、青島駐軍；英國在威海衛、九龍駐軍；各國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設兵營。1922年，僅上海租界就有外國軍隊3000余人，常以“保護僑民”為名鎮壓工人罷工、學生運動。陳獨秀在1922年9月《向導》周報疾呼：“中國真正的敵人是列強！”

六是文化侵略：列強推行奴化教育，貶損中華民族。如燕京大學、圣約翰大學等教會學校，雖傳播知識，但更灌輸“西方優越論”；西方媒體將中國人描寫為“劣等民族”。1922年多地爆發“收回教育權”“反對教會學校”運動。

“軍閥官僚的封建勢力”是中國社會的另一禍害。

太平天國運動后，清廷允許曾國藩、李鴻章等漢族官僚編練“湘軍”“淮軍”，開啟地方武裝私有化先河；1895年起，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新建陸軍”，形成以個人效忠為核心的北洋系軍事集團；1912年清朝滅亡后，中央權威崩塌，各省督軍擁兵自重；皖系段祺瑞、奉系張作霖得到日本支持，直系吳佩孚得到英美支持，使軍閥成為帝國主義勒索中國的代理人。至1922年，中國已分裂為直系、皖系、奉系、滇系、桂系、晉系等，大小軍閥割據，北洋政府形同虛設。

各系軍閥自任督軍、省長，自行征稅、募兵、立法，如“山西王”閻錫山在山西發行“晉鈔”、自辦兵工廠；各地軍閥向農民征收田賦、厘金，甚至預征數十年田賦；四川軍閥劉湘預征田賦至1957年；湖南1922年田賦實征額為法定標準的300%；從漢口到長沙不足300公里，貨物需繳納17道厘金；直奉戰爭期間，河北、山東村莊被兩系軍閥輪番洗劫，“十室九空”。

1922年，毛澤東在湖南指導泥木工人罷工時指出：“趙恒惕今日壓我們三角六分，明日替日本人守礦山，后日又向英國人借債。他不是湖南督軍，是列強的看門狗！”1922年10月，在長沙泥木工人罷工宣言中，毛澤東寫道：“洋灰、洋釘、洋磚充斥市場，本土工匠失業流離。吾輩所爭，非僅為三角六分之工資，更為中國工匠之生存權！”罷工勝利后，毛澤東在總結會上說：“今日之勝，因我們看清了敵人——不只是包工頭，更是洋貨背后的帝國主義。若無洋貨傾銷，何至工匠賤如塵土？”

1922年是中共領導下的第一次全國工運高潮之年。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湖南相繼爆發：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長沙泥木工人罷工；粵漢鐵路工人罷工；長沙鉛印活版工人、理發工人等數十個行業罷工。

為總結經驗，毛澤東多次撰寫報告，分析罷工起因、斗爭策略與失敗教訓。毛澤東在報告中敏銳地將工人失業與外國商品傾銷聯系起來，指出：洋貨之所以“價廉”，是因為列強控制中國關稅，且享有內河航運特權；本地手工業者無法競爭，只能接受低工資或轉行乞討。這是毛澤東首次將工人貧困問題與帝國主義經濟控制直接掛鉤，超越了單純的“勞資對立”框架。

甲靈：世上要過好日子的人為什么都想學毛澤東的智慧？我用三年時間全面系統講解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戰無不勝？毛澤東思想為什么是人類最高智慧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聲明：本作品授權“大美無度”發布；法律顧問：世界5A級律師事務所北京德恒和浙江智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