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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學家》的影像世界是靜謐又詩意的:在新疆伊犁的鄉村,一位哈薩克族留守兒童愛好收集植物制作標本,而他自己似乎也正以植物的方式存在著,像一株被風吹動卻始終扎根于土地的草木,搖曳又禁錮。這部電影摒棄了一般電影敘事的情節沖突和戲劇張力,以一種類似植物學觀察者的目光,凝視著生命如何在孤獨與思念的土壤中悄然生長。它是一部關于孤獨的電影,某種程度上說,更是一個關于觀看、記憶與存在的詩化寓言——在其中,植物既是敘事的對象,也是敘事的方法,更是存在的隱喻。
一
影片的主人公是這樣一位哈薩克少年,父母遠在他鄉打工,他與年邁的祖輩相依為命,他的叔叔神秘地失蹤了,他的哥哥從大城市返鄉后又再次出走,甚至和他一起玩耍、讓他在懵懂之中暗生情愫的漢族少女也要隨著家人離開,去上海了。這樣的設定很容易陷入憂傷甚至苦情的窠臼,但導演選擇了一條迥異的路徑:在筆者看來,電影中少年的情感狀態更多地是被描述為“麻木的思念”和“日常的孤獨”——一種長期浸淫在離別之中而形成的鈍痛。這不是戲劇性的痛苦,而是一種滲透在日常生活毛細血管里的存在狀態。風吹過樹枝,樹枝隨之擺動,但樹的根仍在原地;同樣,少年在日復一日的等待中搖擺于希望與失望之間,他在行走、游弋、幻想與做夢,但他的生命根基仍深扎于這片土地,也被其束縛。當然,他的日常狀態,在電影中被親近的人的又一次離別重新喚醒了,他呈現了從內心到行動上的微妙變化,但它們不指向激烈的情感和事件,一切都像風吹過樹枝和草木一樣。這種獨特的“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的生命狀態,構成了影片情感表達的基本韻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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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電影將傳統意義上的敘事沖突“意象化”與“詩意化”。沒有激烈的爭吵,沒有戲劇性的重逢,沒有刻意的淚點。相反,導演將鏡頭對準那些被日常忽略的瞬間:陽光透過樹葉在地面投下的斑駁光影,晨露在花瓣上凝結又蒸發的循環,少年手指輕輕觸摸葉片脈絡時的專注神情。這些美好的瞬間被精心采集,像植物標本一樣被“凝視、把玩、分析、展示”,從而從風景的一部分轉化為記憶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那些看似沒有血肉之軀的植物,比人物更加長久地存在于敘事之中,成為情感的容器與時間的見證。
這種非情節化的敘事建構了一個獨特的敘事骨架——不是線性的因果鏈條,而是分叉的枝蔓,層層疊疊的細節如同植物繁茂的葉片,紋路清晰卻又不失生機。因為事件的局部和細節通過不可見但真實存在的情緒乃至詩意的根莖連接,從而具有了很強的“形散神不散”的松弛感與自然美學。觀眾不是在追隨一個故事的起承轉合,而是在感受一種生命狀態的綿延與變化,這是一種大膽的敘事實驗,在自然松弛的敘事中,它引導觀眾部分放棄對“發生什么”的期待,轉而沉浸于“如何存在”的體驗之中。
二
《植物學家》的影像風格與敘事策略非常統一。實景拍攝、非職業演員、動物、自然光的運用,所有這些元素共同營造出一種真實質感,但因為新疆這個物理空間是相對獨特的,特別是在山川河流、植被風貌、民族風情乃至語言文化上,這使得一定程度上說“真實”就成為了“奇觀”。電影不僅通過這樣的自然捕捉,也讓影像在悄然滑入幻想與夢境領域時呈現出頗具設計感的“震顫”效果:日月的自然光線下,不同角度的流水和樹木隨著情緒散發著脫離現實的不真實感;手電的光影在植物間的游移讓世界如同“影戲”,植物的影子在墻上舞動,仿佛有了生命;哥哥帶來的舞廳廢棄的光球在破敗的草料房內閃耀,帶著淡淡的戲謔,也在這個隱秘的“自己的房間”里安慰著少年的憂傷;夢中草場上的夜火有些決絕卻也不那么絕望,似乎也有著輪回和新生的契機;幾個關鍵的夢境場景中,植物干脆真的就“活”了過來——枝條如同手臂般伸展,葉片如同面龐般轉向鏡頭,這些“樹人”的出現既是魔幻現實主義的點睛之筆,也是少年內心世界的外化。在這些時刻,植物不再僅僅是背景或道具,而成為了與人物對話的存在,光影讓詩歌與傳說中承載于植物上的詩意更直觀地訴諸于視聽,一種“泛靈論”甚或“天人合一”的自然觀躍然于銀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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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說,影片具有克制的浪漫主義甚或魔幻現實主義的風格,諸如動物開口說話、傳說故事的超自然性,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奇觀性體現出來的一樣,但影片并未過度釋放魔幻現實主義所謂的想象力,比如植物可以在夢境里“活”過來成為“樹人”,但它不能直面觀眾。這樣的克制是有價值的,少年的思念能夠依托植物抒發這種情感,但哈薩克族關于植物的古老傳說如果以“更可見”的方式介入敘事,現實與幻想的邊界可以更加模糊不清,影片的基調可能也會遠離一位孤獨留守少年的外在生活邏輯與內心情感邏輯。對于拍攝長片首作的青年導演而言,這樣的克制并不容易,也似乎更具可持續發展的潛力。
生活質感基調上的真實與幻想交織風格,也使得影片在表演上,試圖追求布列松式的“模特”效果——非職業演員以最小化的表情和動作傳遞內在情感。這種風格在理論上是契合影片整體美學追求的,在實際執行中也被貫徹地較為成功。演員的克制整體上達到了“精準傳達”的效果,少年的沉默內斂恰到好處地傳遞出內心的波瀾。當然,如何避免有些情況下,這種克制顯得缺乏“方向感”,動作的目的性不夠明確,使得某些場景在“原生態的自然”與“設計過的簡約”之間游移不定,也是一個更高要求下的課題。
三
《植物學家》是一部看似溫和,但帶著很強的探索性甚至是先鋒性的作品。正如任何勇于探索的作品一樣,《植物學家》也有其不盡人意之處。筆者以為,一個可以更有意思的角度在于:植物學家這一身份的設定并未得到充分的知識性支撐,“植物”更多地是作為了整體,而非有辨識度有差異的個體。少年對植物的熱愛在影片中被表現為一種相對模糊的情感聯系,而缺乏具體的知識維度——他研究什么植物?對哪些物種有特殊的情感聯結?他的植物學知識與哈薩克族傳統植物知識之間有何關系?更多關于具體植物名稱、特性的描寫,不僅能豐富人物的專業性,也能為觀眾提供更多的認知錨點,讓植物學的視角真正成為理解世界的獨特窗口。這些可以增加“知識性”與“趣味性”的細節被相對忽略,使得植物學家的身份在成為一個詩意存在的過程中,有機融入更明確、更偏執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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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如此,《植物學家》依然是一部值得認真對待的優秀作品。在一個電影越來越依賴于高速剪輯和感官刺激的時代,甚至是AI沖擊人機融合的時代,它選擇了一種“逆潮流而動”的靜謐與克制。它提醒我們,電影不僅可以講述“發生了什么”,還可以呈現“如何存在”;不僅可以用戲劇沖突打動人心,還可以用日常生活的肌理觸動靈魂。影片最動人的時刻往往發生在那些看似“什么都沒發生”的段落中——少年靜靜地觀察一株植物的生長,光線在葉片上緩慢移動,時間仿佛被拉長,觀眾被邀請進入一種近乎冥想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我們與少年一起,重新學會了觀看,學會了等待,學會了與孤獨共處。
說的更“存在主義”一點,《植物學家》向我們展示了植物視角下的時間感——生長是緩慢的,變化是漸進的,孤獨是難免的,離別是暫時的,土地是永恒的。在“存在與時間”的意義上,影片本身可能就是一株需要耐心觀察和培育的植物,風中搖曳又靜默如枝,它不會在第一時間捕獲所有觀眾,但會在那些走在“林中路”上愿意停下腳步、俯身凝視的人心中,生根發芽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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