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爾茲獎數學家傳記：考切爾?比爾卡爾——戰火中走出的菲爾茲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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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從躲避炮火的伊朗農家少年，到享譽世界的劍橋、清華雙聘教授，且看考切爾?比爾卡爾（Caucher Birkar）如何攻克代數幾何領域的 “無窮動物園” 難題。

本期傳記將為你講述這位數學家的傳奇人生：他逃離扎格羅斯山脈的戰火，成功證明法諾簇有界性定理，卻在領獎幾分鐘后遭遇獎牌失竊的離奇事件。（特別提示：考切爾?比爾卡爾，也是今年抵制美以侵襲伊朗并請愿ICM移出美國舉辦的請愿者之一）

本期內容將深入探尋比爾卡爾的人生軌跡，從內伊村的故土一路追溯至全球數學界的巔峰。你將了解到：本名費雷敦?德拉赫沙尼（Fereydoun Derakhshani）的他，在兩伊戰爭的殘酷硝煙中，如何以純數學為精神避難所，在自給自足的農場里度過艱難的童年；他以難民身份遠赴英國時，除了滿腦子的數學公式，幾乎一無所有；又是如何最終攻克了困擾數學界數十年的BAB 猜想。

同時還將全面解析雙有理幾何學與極小模型綱領（MMP），核心內容包括：

• 菲爾茲獎與諾貝爾獎的區別

  為何這項 “數學界的諾貝爾獎” 僅每四年頒發一次，且只授予40歲以下的數學家？

• “無窮動物園” 的奧秘

  數學家如何為代數簇的混沌世界建立秩序 —— 這些由含數百個變量的方程所定義的幾何形狀，究竟該如何分類？

• 為無窮筑起邊界

  比爾卡爾的關鍵性技術突破 —— 證明無窮多的法諾簇，實則可劃歸為有限個幾何家族。

• 身份與韌性

  他為自己選擇的名字 “考切爾” 與 “比爾卡爾” 背后，蘊含著怎樣的深意？

無論你是理工科學生、懷揣夢想的數學愛好者，還是鐘情于人類韌性故事的觀眾，這部人物傳記都將向你證明：天賦的分布不分高低貴賤，機會的天平卻未必永遠平衡。本傳記還將帶你走近他如今在清華大學的研究工作，以及他為庫爾德地區英才捐建圖書館、搭建幫扶體系的不懈努力。

作者：圖靈APP（theturingapp.com）2026-4-18

譯者：zzllrr小樂（數學科普公眾號）2026-4-22

求喜歡

2018年8月，四千名來自全球的數學家齊聚里約熱內盧，赴一場四年一度的學術盛會。國際數學家大會是他們心中的殿堂，也是全球規模最大、最受矚目的數學家集會。人群中站著一個名叫考切爾?比爾卡爾（Caucher Birkar）的男人。

他年屆四十，身著深色西裝與白襯衫，一頭利落的黑發搭配修剪整齊的胡須，神情沉穩。沒人能看出，這個男人的童年是在扎格羅斯山脈的炮火中倉皇躲避度過；也沒人能想到，他曾是一名難民，初到英國時除了身上的衣物，便只剩滿腦子的數學公式。此刻，他站在這里，即將領取數學界的最高榮譽 —— 菲爾茲獎。

盡管菲爾茲獎常被比作 “數學界的諾貝爾獎”，但二者在關鍵維度上有著本質區別。諾貝爾獎每年頒發，表彰的是獲獎者一生的學術成就；而菲爾茲獎每四年才評選一次，且僅授予四十歲以下的青年數學家，嘉獎他們在此之前完成的研究成果，彰顯的是其學術潛力而非終身成就。因此，菲爾茲獎的獲獎難度遠超諾貝爾獎：它不僅有嚴苛的年齡限制，每四年的獲獎者也僅有四人；相較之下，同一周期內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獎者最多可達十二人。

2018年菲爾茲獎得主（從左到右）：阿克沙伊?文卡特什（Akshay Venkatesh）、彼得?舒爾茨（Peter Scholze）、阿萊西奧?菲加利（Alessio Figalli）、考切爾?比爾卡爾（Caucher Birkar）

比爾卡爾走上領獎臺，接過那枚重達169克的14K純金獎牌。

獎牌的一面刻著阿基米德的側面像，另一面則是一句拉丁文銘文，意為 “超越精神桎梏，洞悉世界本質”。

他手握獎牌，望向臺下的觀眾，言語間滿是對庫爾德同胞的牽掛。他說，希望這個消息能讓四千萬庫爾德人展露笑顏。

一個出生在戰火紛飛的伊朗、靠務農勉強糊口的孩子，成長為劍橋大學教授的概率微乎其微；而這個孩子能攻克法諾簇有界性難題的概率，更是渺茫。但考切爾?比爾卡爾，做到了！

走下領獎臺后，道賀的人群瞬間將他圍住。人們爭相與他握手合影，都想近距離接觸這位馴服了無窮多代數方程的數學大師。比爾卡爾需要找個地方放置隨身物品，他的公文包里裝著錢包和手機。他將沉甸甸的獎牌放進包中，隨后把公文包擱在會場亭子里的一張桌子上，轉身去回應同事們的祝賀。不過短短一瞬，或許一分鐘，甚至更短，當他再回頭時，桌上已是空空如也 —— 公文包不翼而飛。工作人員立刻對亭子及周邊區域展開全面搜查，安保團隊最終在附近另一座亭子的長椅下找到了被丟棄的公文包，然而包內的錢包、手機，以及最重要的獎牌，早已被洗劫一空。

第一幕：馬里萬的故土

要讀懂一個人，必先讀懂他腳下的土地。馬里萬（Marivan）是伊朗西部庫爾德斯坦省的一個縣，這片土地有著嶙峋險峻的獨特之美：扎格羅斯山脈如地球的脊梁般拔地而起，空氣稀薄澄澈，冬季酷寒、夏季干燥。數百年來，這里一直是各方勢力的爭奪之地。

1978年7月，費雷敦?德拉赫沙尼（Fereydoun Derakhshani） 出生于此 —— 二十二年后，他才會以 “考切爾?比爾卡爾” 的身份被世人熟知1978年的他，只是費雷敦，是馬吉德和薩基娜?德拉赫沙尼夫婦六個孩子中的老三。彼時的德黑蘭街頭，革命的火焰已然燃起；到了1979年，伊朗國王被推翻，伊斯蘭共和國宣告成立；1980年，薩達姆?侯賽因的軍隊便從伊拉克越過邊境大舉入侵，而馬里萬，正地處邊境線之上。

這場持續八年的戰爭，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壕戰一般殘酷且毫無意義。雙方動用了大炮、芥子氣，無數青年被驅趕到雷區，淪為戰爭的犧牲品。費雷敦一家住在內伊村的農場里，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他們從不購買食物，而是親手耕種 —— 在多石的土地上種小麥，在水田里種水稻，還種了各種各樣的蔬菜；家里養著奶牛，既能產奶也能食肉，還有一匹馬，專門用來干重農活。這種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成了他們在亂世中的救命稻草。彼時的伊朗，在制裁和軍費開支的雙重重壓下經濟全面崩潰，城市里的人們為了領取配給面包排起長隊，而德拉赫沙尼一家，卻能自己烤面包果腹。

但農場的安寧，終究抵擋不住戰火的侵襲。內伊村是伊拉克炮兵極易攻擊的目標，由于距離邊境太近，炮彈的轟炸成了家常便飯。費雷敦就是在這樣的炮火聲中長大的，他能清晰分辨出炮彈離膛的呼嘯聲與落地的爆炸聲，也早已學會了聞聲即躲、尋找掩體。上學成了一種奢侈的奢望，上課時間總是斷斷續續：庫爾德地區的教育系統早已分崩離析，師資匱乏、教學物資更是一無所有，課程還常常被防空警報的尖嘯聲打斷。那是一個混亂的年代，一個唯有生存才是頭等大事的年代。

“我的家鄉就在邊境線上，” 他后來回憶道，“你可以想象，我們很容易就成了襲擊目標，危險無處不在。”

在這樣的環境中，大多數孩子會變得麻木封閉，他們的世界會縮小到只關注食物和安全這兩個最基本的需求，不再追問任何問題 —— 因為答案往往令人恐懼。但費雷敦卻截然相反，他敞開心扉，為自己找到了一扇逃離現實的 “天窗”。他的父親馬吉德只上過幾年學，母親薩基娜更是從未踏入過校門，然而，正是這些被剝奪了受教育機會的人，對知識懷有最質樸的敬畏之心。他們從不強迫孩子學習，只是給予他們充分的自由，在一片混亂中為孩子們的好奇心留出了呼吸的空間。

為費雷敦打開這扇知識天窗的，是他的哥哥海達爾（Haidar）。海達爾比費雷敦大六歲，是家里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讀書人。他的興趣遠超課本知識，還是個天生的手工達人與發明家 —— 他總能從簡單的物品中發現潛力，比如把一張紙做成降落傘，不僅給家里的弟弟妹妹們當玩具，還拿到村里去賣。費雷敦上五年級時，海達爾決定教他數學，他把自己的高中數學課本帶回家，將知識化作游戲，循循善誘。“他教會我，學數學是為了享受其中的樂趣，而不是為了應付考試。” 比爾卡爾后來回憶道，“他或許是對我的學業影響最大的人。”

兄弟倆的數學課總是在晚上進行。夜幕降臨，屋外或許正炮火連天、火光閃爍，而屋內的費雷敦，卻在數學的世界里找到了一方凈土。在數學的天地里，只要遵循邏輯規則，就一定能找到正確答案 —— 這與屋外那個毫無道理可言的世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升入初中時，費雷敦已經對數學到了癡迷的地步，海達爾教給他的知識早已無法滿足他的求知欲，他渴望汲取更多養分。

他找到了馬里萬的圖書館。那是一個藏書量并不豐富的小圖書館，但對費雷敦而言，這里就是亞歷山大圖書館。他穿梭在書架間，隨手抽出一本書，便沉浸其中。他讀遍了館里所有偉大數學家的傳記，了解那些生活在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數學大師的故事；他沉醉于純粹理性之美，讀了《數學大師：從芝諾到龐加萊》（舊版稱《數學精英》，作者：E·T·貝爾），也讀了《什么是數學，作者：R·柯朗》。

他常常讀到深夜，為了驅散夜晚的寂靜，或是蓋過窗外的炮火聲，他會播放庫爾德民族的旋律。這些悠揚的曲調，陪伴著他一同遨游在抽象的幾何世界里。漸漸地，他意識到一個重要的道理：僅僅讀書是遠遠不夠的，就算解完了書后的所有習題，也依然不夠。他不想只做一個旁觀者，他想成為數學領域的參與者。“我讀了那么多書，卻總覺得光靠閱讀是不夠的，” 他說，“我還想創造屬于自己的東西，創造一些全新的事物。”

1988年，戰爭終于結束，費雷敦也完成了高中學業，準備離開鄉村，奔赴城市闖蕩。

第二幕：德黑蘭的求學時光

德黑蘭大學是伊朗歷史最悠久、聲譽最卓著的現代大學。上世紀90年代末，這里是思想碰撞最激烈的地方，整個國家正悄然發生著變化，一場改革運動正在暗流涌動。學生們讀哲學、談政治，思想的火花隨處可見。

費雷敦以一個外省青年的身份來到德黑蘭 —— 在這座波斯人為主的城市里，他是庫爾德人；在這個什葉派主導的國家里，他是遜尼派。但在數學系，他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這里的人從不在乎你的民族與教派，只看重你的才華。費雷敦是個天賦異稟的學生，他對知識的吸收速度之快，讓教授們都驚嘆不已。從微積分到代數學，再到幾何學，他很快便洞悉了這些學科之間千絲萬縷的深刻聯系。

2000 年，費雷敦升入大四。學校組建了一支隊伍，準備參加在倫敦舉辦的國際大學生數學競賽，費雷敦成功入選。這趟英國之旅，是他第一次踏足西方世界，他與來自歐洲和亞洲的頂尖青年學子同臺競技，最終斬獲了三等獎。但對費雷敦而言，這場倫敦之行的意義遠不止于一塊獎牌 —— 這是一個改變命運的契機。

他深知，自己在伊朗的未來是受限的。當時庫爾德人的政治處境日益惡化，伊朗政府將庫爾德人的民族認同視為對國家統一的威脅，庫爾德活動家接連被捕，庫爾德語也遭到排擠。身為庫爾德人，他仿佛身處一塊不斷下壓的玻璃天花板之下，前途渺茫。

他必須做出選擇：是回到德黑蘭，完成學業，然后在一個對自己不公的體系里艱難謀生？還是放手一搏，另尋出路？他望著英國灰蒙蒙的天空，想到這里自由開放的大學氛圍，心中已然有了答案 —— 他不回去了。

英國的庇護申請體系，是一臺足以磨滅人所有希望的冰冷機器。2000年，二十二歲的費雷敦?德拉赫沙尼，身無分文，英語說得磕磕絆絆，毅然決然地走進了這臺機器。他申請了政治庇護，身后是他留在伊朗的家人，包括哥哥海達爾。英國內政部將他安置到了諾丁漢 —— 這座位于英格蘭東米德蘭茲的城市，因羅賓漢的傳說和蕾絲制造業而聞名。但對費雷敦來說，這里的一切都冰冷而陌生。他住進了難民收容所，每月領著微薄的補貼，日復一日地等待著一封信 —— 那封信將決定他的命運：是能留在英國，還是會被遣返回伊朗。這種前途未卜的煎熬，與童年時炮火連天的恐懼，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種折磨。

但費雷敦有自己的生存法則 —— 數學。他步行來到諾丁漢大學，找到了數學科學學院。他沒有預約，沒有成績單，只是徑直走進教學樓，請求見一見這里的教授。工作人員將他帶到了伊萬?費森科（Ivan Fesenko）的辦公室。費森科是俄羅斯裔的純數學教授，也是一位數論學家，他有著一雙善于發現人才的慧眼。

他打量著眼前這個來自伊朗的年輕難民，盡管費雷敦的英語支離破碎，但當他拿起筆，在紙上寫下數學方程式的那一刻，語言的障礙便蕩然無存。費森科靜靜地聽著他的講解，從他眼中看到了對數學的執著與熱愛，也看到了他未經雕琢的驚人天賦。費森科做出了一個改變費雷敦一生的決定 —— 他點頭同意了，收下了這個學生。

伊萬?費森科（Ivan Fesenko，2023年全職加入西湖大學）

“我覺得，我應該給他一個機會。” 費森科后來回憶道。

費雷敦一頭扎進了數學的海洋，他參加各種學術研討會，閱讀大量的學術論文，在諾丁漢大學的數學系里找到了歸屬感，這里成了他的避風港。在校門外，他是一個等待庇護的難民；但在校門內，他只是一個純粹的數學家。也就是在這段時間里，他決定改名。“費雷敦?德拉赫沙尼” 是那個屬于伊朗的男孩的名字，是一段他再也回不去的過往。他想要一個能反映自己當下生活的名字，一個能彰顯他庫爾德根源的名字。

他選擇了 “考切爾”（Caucher）—— 在庫爾德語中，這個詞意為 “遷徙者、旅人、游牧民”，讓人聯想到在扎格羅斯山脈間逐水草而居的庫爾德牧羊人；

他又選擇了 “比爾卡爾”（Birkar）—— 在庫爾德語中，這個詞意為 “數學家”，字面意思是 “思考者”、“用心智工作的人”。“我改名為考切爾?比爾卡爾，是因為我希望這個名字能詮釋我的人生。” 他說，這個名字象征著一個 “在數學的世界里遨游的旅人”。

不久后，他的庇護申請獲批了。漫長的等待終于畫上了句號，而真正的學術征程，才剛剛開始。

第三幕：無窮的幾何動物園

2001年，考切爾?比爾卡爾正式進入諾丁漢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伊萬?費森科。但他的研究興趣，卻漸漸偏離了導師的研究方向 —— 費森科是數論學家，而比爾卡爾卻被幾何學直觀的魅力深深吸引。費森科是一位開明的導師，他沒有強迫比爾卡爾留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反而鼓勵他去參加各類學術會議，尋找自己真正熱愛的方向。

2002 年，比爾卡爾前往劍橋參加一場學術會議，在那里，他遇見了維亞切斯拉夫?舒克洛夫（Vyacheslav Shokurov）。

舒克洛夫是數學界的傳奇人物，這位俄羅斯數學家任教于美國巴爾的摩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是雙有理幾何學領域的權威泰斗。他擁有一雙能洞悉高維空間幾何形狀的慧眼，能看到常人無法想象的維度之美。

比爾卡爾主動上前自我介紹，舒克洛夫一眼便看中了這個靦腆而謙遜的庫爾德青年，更看中了他身上那股對抽象數學的驚人駕馭能力。兩人一見如故，很快便成了忘年交。舒克洛夫邀請比爾卡爾去巴爾的摩做客，他們還一起去滑雪 —— 比爾卡爾以前從未滑過雪，但這個在山區長大的男孩，天生就擁有極好的平衡感，很快便掌握了滑雪的技巧。舒克洛夫由此意識到，比爾卡爾的思維模式亦是如此 —— 靈活敏捷，一點就通。

舒克洛夫成了比爾卡爾的非官方導師，他將比爾卡爾領進了現代代數幾何的宏大殿堂 ——極小模型綱領（Minimal Model Program，簡稱 MMP）。

要理解這個綱領，我們需要先走進一個 “無窮的幾何動物園”。代數幾何的研究對象，是由方程定義的幾何形狀：比如圓的方程是x2+y2=1，球面的方程是x2+y2+z2=1，這些都是簡單的幾何形狀。但隨著方程變得越來越復雜 —— 比如方程中包含上百個變量，它們所定義的幾何形狀，就會存在于上百個維度的空間中。這些復雜的幾何形狀，被稱為代數簇。

數學家們的目標，就是為這些看似雜亂無章的代數簇建立秩序。方程的數量是無窮的，對應的代數簇自然也是無窮的，就像一個包羅萬象的 “動物園”。正如生物學家對動物進行分類、化學家對元素進行排序一樣，代數幾何學家也渴望對這些代數簇進行分類，以此馴服它們與生俱來的復雜性與無序性。

而他們馴服這些幾何形狀的工具，正是雙有理幾何學。這個學科的核心思想其實很簡單：如果兩個幾何形狀，可以通過拉伸、彎曲、切割、粘貼等方式相互轉化（只要不發生過度撕裂），那么它們就被稱為 “雙有理等價”，屬于同一個幾何家族。

極小模型綱領，則是一套標準化的流程，就像一個算法：你輸入一個雜亂無章的復雜幾何形狀，運行這套綱領后，它就會嘗試將這個形狀 “打磨” 光滑，去除多余的 “棱角”，最終將其簡化為最簡單的形態 —— 也就是這個幾何家族的 “極小模型”。如果能為所有的代數簇都找到對應的極小模型，那么數學家們就能為整個幾何世界建立起完整的分類體系。

但問題在于，這套綱領并非萬能。有些幾何形狀格外 “頑固”，始終無法被分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類，就是法諾簇。法諾簇是以意大利數學家吉諾?法諾（Gino Fano，1871–1952）的名字命名的，這類幾何形狀具有正曲率，是構成幾何世界的 “基本積木”。數學家們猜測，法諾簇是一類非常特殊的代數簇：盡管它們的數量是無窮的，但它們的種類其實是有限的，可以被劃分成若干個家族。這個猜想，被稱為有界性猜想。

而BAB猜想（以鮑里索夫 — 阿列克謝耶夫 — 鮑里索夫三位數學家的名字命名，Borisov-Alexeev-Borisov，Borisov是兩兄弟），正是對法諾簇有界性的精準表述。如果這個猜想成立，那就意味著，這個看似無窮無盡的幾何 “動物園”，其實是一座井井有條的 “花園”。但數十年來，無數數學大師向這個猜想發起挑戰，最終都鎩羽而歸，BAB猜想成了橫亙在代數幾何領域的一道難以逾越的高墻。

考切爾?比爾卡爾望著這道高墻，下定決心 —— 他要翻越它。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幾乎沉浸在自己的數學世界里，無論是在劍橋的辦公室，還是自家的花園里，他常常伴著一杯熱茶、一段音樂，凝神沉思，在腦海中勾勒出那些超越現實物理維度的幾何形狀。

2010年，他迎來了第一個重大突破。他與另外三位數學家 —— 保羅?卡斯奇尼、克里斯托弗?哈肯和詹姆斯?麥肯南合作（合稱BCHM——Caucher Birkar, Paolo Cascini, Christopher D. Hacon, James McKernan），發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論文，這篇論文以四人姓氏的首字母命名，被稱為BCHM論文 https://arxiv.org/abs/math/0610203。這篇論文體量龐大、論證嚴謹，成功證明了一大類代數簇極小模型的存在性，在代數幾何領域掀起了一場革命。這篇論文也為他們贏得了美國數學會的穆爾獎，比爾卡爾作為數學新星的地位，自此被牢牢確立。

但他并未止步。法諾簇的難題，依然在等待著他。他利用周末和業余時間獨自鉆研，兒子贊科在隔壁房間玩耍的聲音，成了他研究時的背景音。他一點點地啃著這個難題，終于找到了一個全新的突破口：他利用代數簇上的 “奇點”—— 也就是那些幾何形狀上尖銳的 “棱角”，來掌控整個幾何結構。

2016年，他接連發表了兩篇論文，標題十分專業：《線性方程的奇點與法諾簇的有界性》 https://arxiv.org/abs/1609.05543 。而論文的內容，卻在數學界掀起了軒然大波 —— 他成功了！他證明了BAB猜想，證實了法諾簇的有界性。他用有限的幾何特征，定義了無窮多的代數方程，為這個 “無窮的幾何動物園”，筑起了一道清晰的邊界。

第四幕：金牌失竊記

2018年，剛滿四十歲的考切爾?比爾卡爾，依然符合菲爾茲獎的年齡要求。一天，他收到了國際數學聯盟（IMU）的郵件 —— 他成功入選，將成為本屆菲爾茲獎的得主。他將這個喜訊秘而不宣，只告訴了妻子和遠在伊朗的家人。而在他的家鄉馬里萬，“農家少年斬獲數學界諾貝爾獎” 的消息，迅速傳遍了大街小巷。對于習慣了背叛與邊境封鎖等沮喪消息的庫爾德人而言，這個成就帶來了一種久違的、純粹的喜悅。

2018年8月1日，里約熱內盧的頒獎臺上，比爾卡爾接過了菲爾茲獎獎牌，發表了獲獎感言。“戰火紛飛的庫爾德斯坦，本該是一個最不可能讓孩子愛上數學的地方。” 他對臺下的觀眾說。他將這份榮譽，獻給了他的庫爾德同胞。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早已成為一個象征：他不僅是一名數學家，更是一名庫爾德數學家，一名難民數學家。他的存在，就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 —— 天賦的分布是公平的，機會的分布卻并非如此。

然而，就在頒獎禮結束后，意外發生了 —— 獎牌失竊。當比爾卡爾發現獎牌不翼而飛時，心中涌起一陣強烈的失落感。這與金錢無關：這枚金牌的金價約為四千美元，雖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但終究可以被替代；可這枚獎牌本身，卻是獨一無二的，它凝聚了他三十年來的心血與汗水。

大會組織者對此深感自責，國際數學聯盟發表聲明，對此事表示 “深切遺憾”。里約警方隨即展開調查，他們調取了監控錄像，鎖定了兩名嫌疑人，也找到了被丟棄在長椅下的空公文包，但獎牌卻始終杳無音信。

國際數學聯盟決定，不能讓竊賊得逞。他們重新鑄造了一枚獎牌。三天后的8月4日，在國際數學家大會的閉幕式上，一場特別的頒獎儀式舉行。組織者將新鑄造的獎牌，再次交到了比爾卡爾的手中。比爾卡爾露出了笑容，他舉起新獎牌，打趣道，自己恐怕是歷史上唯一一個兩次獲得菲爾茲獎的人。

如今的比爾卡爾，已是科學界的名人。他受邀前往東京、巴黎、紐約等地講學，還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士。但在生活中，他依然是那個樸實的農家子弟。他從父母那里繼承了對園藝的熱愛，在自家后院開辟了一片菜園，花大量時間打理土壤、種植蔬菜。這份耕耘土地的體力勞動，讓他在紛繁的學術世界中，找到了內心的寧靜與踏實。

他的家庭，堪稱全球化的縮影：妻子來自泰國，兒子贊科在英國長大。“我的兒子會和媽媽說泰語，和我說庫爾德語，在學校里說英語。” 比爾卡爾說。

他還自費在家鄉附近的馬爾哈茲村，捐建了一座圖書館。與此同時，他開始為推動系統性變革奔走呼號：他呼吁庫爾德地區政府加大對科學事業的投入，提議成立一個專門支持庫爾德天才學生的組織。他希望搭建一條人才培養的通道，讓下一個 “海達爾”、下一個 “費雷敦”，不必背井離鄉，就能在故土綻放才華。“我真心想幫助那些來自弱勢地區和國家的人，” 他說，“尤其是庫爾德的孩子們。”

2021年，比爾卡爾接受了清華大學的聘書，成為該校的一名教授。他選擇加入丘成桐數學科學中心，正是被這里充滿活力的學術氛圍和雄厚的科研資源所吸引。

彼時的中國，正投入數十億美元發展基礎科學，為數學研究搭建起全新的平臺。而這里的學生，也是吸引他的重要原因 —— 在清華的課堂上，比爾卡爾遇到了一群求知欲旺盛、學習勁頭十足的年輕人，他們身上的這份熱忱，與他年輕時的精神不謀而合。

如今的他，依然與英國保持著緊密的聯系，仍是諾丁漢大學的榮譽教授。在北京，他繼續著極小模型綱領的研究工作，只是他的日常生活背景，從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尖頂，換成了萬里長城的巍峨身影。

參考資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BcTM9uM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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