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戰爭：世界最關鍵技術的爭奪戰》是美國經濟史學家克里斯·米勒撰寫、蔡樹軍翻譯的科技類著作。該書以半導體產業全球分工為主線，追溯從冷戰至今的芯片技術發展歷程，闡釋芯片在現代軍事、經濟和地緣政治中的戰略地位。全書涵蓋美國通過技術博弈確立主導地位、臺灣半導體產業崛起、華為5G技術受限等案例，分析全球芯片短缺與供應鏈危機背后的國家競爭。書中提及美國《芯片法案》補貼政策、EUV光刻機研發困境等議題，揭示大國在人工智能與軍事技術領域的核心博弈。

華為的崛起

當任正非在他創辦的華為總部接受媒體采訪時，他穿著剪裁利落的夾克和長褲，衣領未扣，笑容燦爛，他看起來像硅谷高管。在某種程度上，他就是這樣的人。華為的電信設備——蜂窩基站上的無線電設備，用于向智能手機發送電話、圖片和電子郵件，構成了世界移動互聯網的支柱。與此同時，華為的智能手機部門是世界上最大的部門之一，在手機銷售數量上可以與蘋果、三星匹敵。華為還提供其他類型的技術基礎設施，從海底光纜到云計算。在許多國家，不使用華為的一些設備就不可能使用手機，就像使用沒有微軟產品的個人電腦一樣。但是，華為在一個主要方面與世界其他大型科技公司不同，那就是它與美國國家安全系統經歷了長達20年的斗爭。

為了便于理解華為的崛起，我們將華為的發展軌跡與另一家專注于科技的企業集團三星進行比較。任正非是出生于三星創始人李秉喆之后的一代人，但這兩位巨頭的運營模式相似。李秉喆依靠三種策略將三星從一家魚干交易商打造成一家科技公司，生產出了世界上最先進的處理器和存儲芯片。首先，三星努力培養政治關系，以獲得有利的監管和廉價的資本。第二，三星識別西方和日本率先推出的產品，并學會以同等質量和更低成本制造它們。第三，三星堅持不懈地擁抱全球化，不僅是為了尋找新客戶，也是為了通過與世界上最好的公司競爭來學習。這些戰略使三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一，其收入相當于韓國全部GDP的10%。

一家中國公司能執行類似的戰略嗎？大多數中國科技公司嘗試了一種不同的方法，但是不太注重全球化。盡管中國擁有強大的出口實力，但中國的互聯網公司的大多數錢是在國內市場上賺到的，比如騰訊、阿里巴巴、拼多多和美團。相比之下，華為從成立之初就開始接受外國競爭。任正非的商業模式與阿里巴巴或騰訊的商業模式截然不同。任正非采用了國外首創的概念，以更低的成本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并將其出售給世界，從國際競爭對手手中奪取國際市場份額。這種商業模式使三星創始人致富，并將公司置于世界科技生態系統的中心。如今，華為似乎也在走同樣的路。

自1987年華為成立以來，其國際化方向就顯而易見。任正非在中國貴州農村的一個高中教師家庭中長大。在到部隊服役前，他在重慶接受過工程師培訓，他說自己在一家生產服裝合成纖維的工廠工作。 據報道，在離開軍隊后，他搬到了深圳，當時深圳是一個與香港相鄰的小鎮。那時，香港仍由英國管治，是中國南部海岸沿線繁榮的一個小前哨。1978年，中國開始實施經濟改革，嘗試讓個人組建私人公司，以此刺激經濟增長。深圳是被選為經濟特區的幾個城市之一，取消限制性法律，鼓勵外國投資。這座城市開始蓬勃發展。

任正非看到了一個進口電信交換機的機會，這是連接一個呼叫方和另一個被呼叫方的設備。有了5000美元的啟動資金，他開始從香港采購這種設備。當他的跨境合作伙伴意識到他通過轉售他們的設備賺了很多錢時，他們切斷了與他的聯系，于是任正非決定自己制造設備。

到20世紀90年代初，華為有數百人從事研發工作，主要專注于制造交換機。之后，電信基礎設施與數字基礎設施合并，發送呼叫的同一個蜂窩塔也可以發送其他類型的數據。現在，華為的設備在許多國家的傳輸世界數據方面發揮著關鍵的作用。如今，華為與芬蘭的諾基亞和瑞典的愛立信一起，成為全球三大手機基站設備供應商。

華為開發了高效的制造工藝，降低了成本，并生產出客戶認為高質量的產品。與此同時，華為在研發方面的支出是世界領先的。華為在研發方面的支出是中國其他科技公司的數倍。華為每年大約有150億美元的研發預算 ，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家公司可比，包括谷歌和亞馬遜等科技公司，默克等制藥公司，以及戴姆勒或大眾等汽車制造商。華為每年百億美元的研發支出也表明了一種與蘇聯澤列諾格勒或其他試圖以低價進入芯片行業的中國公司的“復制”心態截然不同的精神。

華為高管表示，他們之所以投資研發，是因為他們從硅谷學到了東西。據報道，1997年，任正非帶領一批華為高管訪問美國，參觀了惠普、IBM和貝爾實驗室等公司。 他們在離開時不僅深信研發的重要性，而且堅信有效的管理流程的重要性。從1999年開始，華為聘請了IBM的咨詢部門，希望像世界級公司一樣運作。一位IBM前顧問表示，1999年，華為在咨詢費上花費了5000萬美元，當時其總收入不足10億美元。有一次，華為雇用了100名IBM員工來再造業務流程。

這位前顧問報告說：“他們對工程任務沒有太大的畏懼，但‘他們覺得在經濟知識和商業知識方面落后了100年’。” 多虧了IBM和其他西方顧問，華為學會了管理供應鏈、預測客戶需求和開發一流營銷體系，并在全球銷售產品。

華為將此與軍隊的戰斗精神相結合，公司將其稱為“狼文化”。據《紐約時報》報道，華為一個實驗室的墻上寫著“犧牲是軍人最大的付出，勝利是軍人最大的奉獻”。 但在芯片行業的背景下，任正非的戰斗精神并不是那么獨特。安迪·格魯夫寫了一本關于偏執好處的暢銷書。與此同時，張忠謀表示，他仔細研究過斯大林格勒戰役（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血腥的一場戰役），以獲得商業方面的教訓。華為的所有權結構還是引發了一些疑問。盡管如此，“華為是中國政府特意打造的”這一論斷，從來沒有強有力的證據支持。

但華為的崛起符合中國政府的利益，因為華為搶占了全球市場份額，并將其設備嵌入了世界電信網絡。多年來，盡管有美國情報機構的警告，華為還是在全球迅速蔓延。隨著華為的發展，銷售電信設備的現有西方公司被迫合并或被擠出市場。例如，加拿大的北電公司破產了，阿爾卡特-朗訊（Alcatel-Lucent）——在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解體后繼承貝爾實驗室的公司——將其業務出售給了芬蘭的諾基亞。

華為的雄心在不斷擴大。在提供了使移動電話成為可能的基礎設施之后，華為開始銷售手機。很快，華為的智能手機就躋身世界暢銷產品之列。到2019年，華為僅落后于三星（以銷量衡量）。華為每部手機的收入仍低于三星或蘋果。蘋果擁有市場營銷和生態系統，可以收取高得多的價格。但是，華為進入智能手機市場并迅速占據領先地位的能力備受蘋果和三星關注。

此外，華為在設計自己手機的一些關鍵芯片方面也取得了進展。華為內部人士表示，華為的芯片設計推進計劃在2011年3月加速，當時日本東海岸發生地震，并引發海嘯。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福島第一核反應堆上，但在華為內部，高管們擔心的是公司的供應鏈受到了威脅。像所有主要的電子產品生產商一樣，華為依賴日本供應商為其電信設備和智能手機提供關鍵部件，并擔心這場災難可能會造成巨大的延誤。最后，華為很幸運。很少有零部件供應商能預見長期停產。但華為要求其顧問確定供應鏈風險。他們的報告稱，公司有兩個關鍵漏洞：谷歌安卓操作系統（這是所有非蘋果智能手機運行的核心軟件）的使用，以及每部智能手機所需芯片的供應。

華為確定了其產品所需的250種最重要的芯片，并開始自主設計盡可能多的芯片。 這些芯片在很大程度上與建造電信基站的業務有關，但也包括華為智能手機的應用處理器。像蘋果和其他大多數領先的芯片公司一樣，華為選擇外包這些芯片的制造，因為華為需要使用為數不多的幾個公司可以提供的制造工藝。臺積電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選擇。

到2019年左右，華為的海思正在為智能手機設計一些世界上最復雜的芯片，并已成為臺積電的第二大客戶。 華為的手機仍然需要其他公司的芯片，比如存儲芯片或各種類型的信號處理器。但掌握手機處理器的設計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壯舉。美國在全球最賺錢的芯片設計領域近乎壟斷的地位受到了威脅。這進一步證明，華為正在成功復制韓國三星或日本索尼幾十年前的做法：學習先進技術，贏得全球市場，投資研發，挑戰美國科技領袖地位。此外，伴隨下一代電信基礎設施5G的推出，華為似乎將在無處不在的計算新時代處于獨特的有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