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版的伊儒會通到世界版的伊儒西會通

【文/ 王義桅】

習近平主席指出，“從歷史上的佛教東傳、‘伊儒會通’，到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文明始終在兼收并蓄中歷久彌新。”

“伊儒會通”是中國思想史上伊斯蘭教與儒家文化對話交融的典范，歷史上以劉智、王岱輿等學者為代表，用儒家語言和范疇體系闡釋伊斯蘭教義，實現了兩種文明在倫理、心性與禮法層面的深度互嵌。所謂“中國版的伊儒會通”，本質上是伊斯蘭教在中國語境下的本土化與義理重構，它不犧牲信仰核心，而是在堅持認主獨一的前提下，吸收儒家的人倫秩序、敬天愛人的道德哲學，以及“中道”“和而不同”的智慧。

4月16日，國際儒學聯合會和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共同主辦的2026儒伊文明對話會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全球文明觀：儒家文化與伊斯蘭文明的視角”。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原主任潘岳在會上作主旨演講時說，“站在新的歷史方位，儒伊對話為破解文明難題提供借鑒。文明隔閡論與文明沖突論都偏執于非此即彼的二元邏輯，將不同文明的差異曲解為對立根源，某些勢力正借宗教文化差異制造戰爭分裂和人道主義災難。文明的未來，不在于誰取代誰、誰征服誰，而在于不同文明如何共同成就。伊斯蘭文明曾是歐洲文藝復興的思想資源之一，在諸多領域為人類文明作出重要貢獻。1995年以來，馬來西亞立足多元文化稟賦持續開展儒伊對話，彰顯了兼容并蓄的東方智慧。超越差異凝聚共識的儒伊對話當成為向世界推廣的范式。”

習近平主席指出，“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不僅伊斯蘭文明曾是歐洲文藝復興的思想資源之一，中華文明傳到歐洲，如“四大發明”、科舉制等，成為歐洲現代化的重要催化劑。目前對世界格局產生廣泛影響的文明種類可以廣義地歸結為如下三種：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世界版”的伊儒西會通——西方文明、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的交流互鑒——可能開啟人類文藝復興，為不同文明美美與共，為人類與自然、AI和合共生，提供希望。這也是全球文明倡議提出的時代背景。

從“中國版”邁向“世界版”的伊儒西會通，意味著把這種跨文明對話的方法論——而非具體教條——應用于全球多元文明之間。世界版的核心不再是漢語與儒學，而是尋找每一對文明之間可通約的“義理語言”。例如，伊儒會通中的“五功”與“五常”對應，啟示我們能否在伊斯蘭與基督教之間找到“信主獨一”與“三位一體”在倫理實踐層面的對話支點？能否在伊斯蘭與印度教之間，以蘇菲主義接近“梵我如一”的境界？世界版伊儒西會通不是追求消弭差異的普世宗教，而是建設一套“對話語法”：通過翻譯、詮釋與類比，使不同文明的核心概念能夠在保留自身特質的同時，被對方理解并尊重。

這一轉向也回應了當代全球困境——文明沖突論、移民整合危機、宗教極端主義。中國經驗表明，深度的文明會通需要三個條件：一是義理層面的“格義”工作（用熟悉范疇解釋陌生思想）；二是實踐層面的“禮法調和”（在核心義務不變的前提下，適應在地社會規范）；三是知識階層的長期經學建設，而非政治強制同化。世界版伊儒會通可以成為一種全球公共產品：不是輸出某一種文明模式，而是輸出一種“如何讓兩個深具排他性的絕對信仰體系和平共生”的方法論。

當然，挑戰也是真實的。比如，儒家本身是一種非排他的、倫理-政治主導的文明，而許多世界宗教具有明確的神圣文本和排他性真理主張。中國版得以成功，部分因為儒家并未要求穆斯林放棄認主獨一；而世界版中，伊斯蘭與佛教關于“終極實在”（造物主 vs. 緣起性空）的根本分歧，能否通過蘇菲主義或“空”與“有”的辯證法達成某種實踐和解，仍需深度探索。

另外的挑戰就是雙邊對話已經很難，三邊更難。世界版的伊儒西會通呼喚讀懂中國、讀懂伊斯蘭、讀懂西方，掀起大翻譯運動，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觀。這跟歷史上的阿拉伯大翻運動對于歐洲啟蒙運動做出了巨大貢獻一樣。今天要讀懂人類命運共同體，也要掀起大翻譯運動，從說文解字開始，撥亂反正，正本清源。

總體而言，從中國版到世界版的伊儒西會通，是一次“地方經驗”的“普遍化嘗試”。它不追求統一信條，而是追求一種跨信仰的“理解倫理學”：在各自保持絕對忠誠于自身傳統的前提下，學習用對方的語言講自己的真理，進而發現盡管形而上學的起點不同，但在仁愛、公正、寬容、敬畏等實踐智慧上，人類可以共建一個對話的“義理空間”。這或許正是文明對話從修辭走向實質的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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