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憊的“凝視”：困在“透明”幼兒園里的家長和老師

8:51，9:05，9:13，9:20……

半小時里，方敏點開監控將近十次。手機架在辦公電腦旁邊，屏幕一直亮著，畫面是兒子元寶所在的幼兒園教室。廣角鏡頭下，色調有些發白，聲音經過網絡傳輸變得斷斷續續，畫面偶爾卡住，定格成模糊的色塊。

畫面中央，兩歲的兒子獨坐在椅子上，垂頭盯著地板上的積木。其他孩子在邊上站成一圈拍手唱歌。方敏盯著小小的身影，手指在屏幕上反復劃拉，放大，再放大。由于像素有限，兒子的臉早就模糊成一團。

方敏的心跟著揪了起來。她開始琢磨，“老師為什么不過去拉他一把？其他孩子是不是在排擠他？”

為了換取家長的“放心”，方敏兒子所在的私立幼兒園向家長開放了實時監控權限，能隨時觀看孩子在園里的一舉一動。

起初，方敏覺得，透明的教室給足了家長安全感。但時間越長，看得越頻繁，她發現不安和擔心并沒有消解。屏幕里的每一幀都可能成為新的焦慮來源。

另一端，焦慮也順著信號延伸，落到了教室里的幼師身上。

在一個360度無死角監控的空間里，原本應該靈活的教學變得小心翼翼，家長的密切注視和越來越精細的要求交疊在一起，讓老師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憊，人人自危。

“不斷閃著紅點的攝像頭”，在老師們眼中，更像是懸在頭頂的一枚鐘擺，有節律地晃動著，隨時準備敲下一場判決。

幼兒園的實時監控畫面提示，“為了保護孩子隱私和老師正常教學不被打擾，請勿截屏錄屏”。 圖/受訪者提供

“透明”的幼兒園

為了給兒子元寶選一家合適的幼兒園，方敏足足考察了半年。

最后定下來的這家私立園，位于商業綜合體三樓。從外面路過，只能看見臨街落地窗上貼著厚厚的磨砂膜，里面的一切都被嚴實地隔絕開。但在方敏的手機里，這所幼兒園是“透明”的。

教室、午睡室、操場，攝像頭無處不在。每月交兩百塊錢，家長就能開通實時監控權限，隨時看孩子的一舉一動。方敏沒有猶豫。把剛滿兩歲的孩子交到陌生人手里，她太需要這份確定性了，她覺得這兩百塊，物超所值。

元寶十個月大的時候，方敏重返職場，孩子交由爺爺奶奶照看。和許多隔代撫養的家庭一樣，老人對孫輩有無限的寬容和溺愛。方敏下班回家，常看見奶奶端著碗追在元寶后面喂飯，電視開著，孩子一邊看一邊吃。她覺得這樣下去規矩立不起來，科學喂養和早期教育更談不上。元寶剛滿兩歲，夫妻倆就決定送他入托。

但元寶性格慢熱，不免讓方敏有些擔心。入園的第一天上午，方敏坐在工位上什么也干不進去。她點開監控App，在十幾個個頭相仿的孩子里，一眼鎖定了兒子。

畫面里，其他小朋友圍成圓，正跟著老師做手指操。元寶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藍色小凳子上，背對著人群，低頭擺弄著積木，推倒，壘高，再推倒。

老師從他身后經過了兩次。方敏期待老師停下來，彎下腰，摸摸元寶的頭，或者拉著他的小手走進熱鬧的半圓里。但老師只是掃了一眼，確認元寶沒有危險，就走開了。

“元寶好像被孤立了，老師也根本不關注他。”方敏感到一陣恐懼，她快速截屏，把照片發給了丈夫，丈夫安慰她：“一個班那么多小孩，老師怎么照顧得過來，你別太敏感了。”

丈夫的理智沒有安撫到方敏。她點開家長群，在對話框里敲了幾個字，又刪掉。她很想委婉地要求老師多看顧兒子一眼，又怕自己成了老師眼里“事多”的家長，惹來對兒子的隱形針對。

從那天起，監控成了方敏手機里被打開最頻繁的軟件。她反復查看、拖動進度條，試圖從那些斷斷續續、略帶卡頓的畫面里，拼湊出兒子在幼兒園里的真實處境。有時候，她會盯著屏幕看上一整個上午。

32歲的程悅也被牢牢困在了屏幕里。

她住在河北邢臺，在一家私企做文職，丈夫常年在外地出差。四歲的女兒星星，由她一人照顧，女兒也成了她生活里的全部支點。她覺得，女兒的表達能力還停留在詞組階段，遇到事情，根本無法向大人準確復述。

每天傍晚把星星接回家，程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女兒抱到腿上，從頭到腳檢查一遍，卷起褲腿看膝蓋有沒有瘀青，擼起袖子查胳膊有沒有紅印，甚至要湊近聞一聞尿不濕，判斷老師有沒有及時更換。

“今天在學校開心嗎？”程悅問。“開心。”星星答。“吃了什么？”“飯。”“有小朋友打你嗎？”“沒有。”

這樣的對話每天都在重復。程悅知道從孩子嘴里問不出什么實質內容。“但我真的不知道這一天里她經歷了什么。這種未知讓我很慌。”

監控似乎能填補這種“慌”。早上送完孩子，通勤的地鐵上看一次。上午十點戶外活動，切換到操場攝像頭。中午放大畫面，盯著女兒手里的勺子，數她吃了幾口飯。下午三點午休結束，準時上線，看女兒睡醒后的狀態。

“好像停不下來了。”程悅覺得，小小的攝像頭，原本是用來緩解分離焦慮的解藥，現在卻像一張無形的網，把她困住。

在程悅的手機上，每個教室、活動區域的情況一覽無遺。 圖/受訪者提供

“唯一的線”

在關于幼兒園實時監控的種種討論中，“孩子不會表達”是父母們提及頻率最高的一句話。

對于低齡兒童來說，世界和語言都是碎片化的。程悅覺得，家長們執意要開通實時監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把毫無防備能力的孩子交到了陌生人手里，但無法從孩子那里拼湊出一天里真實的反饋。

開通監控前，程悅經歷過一次小小的恐慌。有一次，她給女兒星星換衣服，一眼瞥見孩子稚嫩的手背上，有一道大約半厘米長的破皮傷口。她蹲下身，輕聲詢問星星。星星睜著圓圓的眼睛，毫不猶豫地告訴媽媽：“老師弄的。”

程悅的心瞬間懸了起來。她立刻發微信詢問主班老師。幾分鐘后，老師回復：“可能是下午在操場戶外活動時，不小心刮到了。”

但程悅并不完全相信老師的解釋。接下來的幾天，她會不受控制地反復思考女兒的話，構建出無數種可能發生的場景——星星在學校里不聽話，被老師打了？還是小朋友之間發生了矛盾，老師為了避免承擔看護不力的責任，向家長隱瞞真相？

為了終止這種無休止的內耗，程悅交了300塊錢，開通了實時監控。她像個耐心的偵探，點開當天的回放，一點點拖動進度條。最終，在操場邊緣的一個角落里找到了答案。畫面里，星星正跟著一個同學在草坪上搶皮球。爭搶中，她腳下一個踉蹌摔倒了，手背恰好蹭到了旁邊一棵矮灌木的枯枝。

敏銳的托幼機構嗅到了彌漫在家長群體里深深的“不安全感”。近年來，全國多地均有不少私立托幼機構將實時監控包裝成一項“增值服務”推向市場。每個月花上150到300元，家長就能在手機里獲得一個隨時查探孩子生活的窗口。

起初，這項服務引發過關于隱私權、教師職業尊嚴的激烈辯論。但這些聲音，很快就被家長們的焦慮淹沒了。家長們心照不宣地達成了一種共識：“與其寄希望于家校之間的信任，不如依靠沒有死角的監控。”

顧澤誠對這種“防備”有更切身的體會。

他是一家互聯網公司的產品經理，也是一名單親爸爸，女兒今年剛滿兩歲半，被送往離家幾公里外的一家私立托育園上小班。每天早上八點，顧澤誠準時送女兒入園，直到晚上六點下班后才能將她接回。

在漫長的十個小時里，顧澤誠常常有一種強烈的失控感。他會預設各種糟糕的場景：女兒不會表達，那么如果她不舒服了不會說怎么辦？如果被搶了玩具只會哭怎么辦？

為了彌補這種不在場的無力感，顧澤誠購買了監控服務。在繁忙的工作間隙，他養成了一個習慣，只要一有空，就會掏出手機，熟練地滑開屏幕，點進那個監控App，只有看到那個小小的身影安然無恙，他才能繼續投入工作。

家長們的緊張，并不僅僅出于分離焦慮。

近年來，關于幼兒園和托育機構的負面新聞屢屢見報。從早年間引發軒然大波的“喂藥”事件、“扎針”丑聞，再到社交媒體上隔三岔五就會爆出的，孩子在幼兒園遭遇隱秘霸凌的經歷。這些動態，死死地楔進了家長們的記憶里，摧毀了他們對教育機構的信任。

顧澤誠還記得，女兒剛滿一歲的時候，他看到了一篇幼兒園老師針扎幼兒的報道。從那以后，顧澤誠覺得自己也變成了一個“驚弓之鳥”式的家長。只要女兒回家后情緒不高，他就會條件反射打開監控回放，一幀幀審視每一個畫面，試圖找出那個可能并不存在的“壞人”。

“我知道大部分老師是好的，但我沒辦法不去想那個萬一。”他承認，這種全天候的“盯梢”讓他精神疲憊，但他別無它法。“孩子邁進學校大門那一刻，監控是我能重新連上她的唯一一根線。”

在新京報記者的采訪中，幾乎沒有家長愿意承認這種全天候的監控等同于“不信任老師”。在他們的敘述中，這更像是一種對“確認感”的索取，“只要能確認孩子是安全的，就好。”

家長的手機監控畫面。 圖/受訪者提供

疲憊的幼教

“老師，我家孩子午睡時是不是又踢被子了？監控里看著好像沒蓋好。”

“老師，剛才戶外活動，我家孩子怎么一直在隊伍最后面？”

“老師，你們班空調是不是開太冷了？我看孩子一直在搓手臂。”

中午12:30，26歲的幼兒園老師陳雨薇靠在門邊的墻上，終于有時間掏出手機。屏幕亮起，消息爭先恐后地彈了出來。

這些來自家長的消息，往往不會止步于簡單的詢問，后面通常還跟著更為細致具體的要求：希望老師在集體活動時多關注孩子，希望老師多提問孩子，希望多帶孩子上幾趟廁所，希望孩子喝水時幫忙試一下水溫……

午休原本是陳雨薇一天里唯一能喘口氣的時間，現在卻被不斷的消息填滿了。她需要先確認二十幾個孩子都已經平穩入睡了，才能退回角落，逐條翻看，斟酌措辭，一一回復。有時候這種溝通會持續到夜里十一點。

陳雨薇入行四年了。讀大學時，她系統學過蒙臺梭利理念和奧爾夫音樂教育。在她原本的構想里，幼師是一份美好、充滿創造力的職業，自己會是一個引領孩子們探索世界的好向導。

但四年的工作，像一塊粗糙的砂紙，一點點磨平了那些理想主義。她越來越覺得，自己更像是一個高級保姆。

她發現，大多數家長其實并不在乎科學的教育理念，也很少真正關心老師有沒有給予孩子正確的引導。家長們的視線，幾乎全部聚焦于孩子最原始的安全與生理需求上，吃了幾碗飯？有沒有被其他小朋友欺負？老師有沒有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視線的中心？

陳雨薇的工資每月五千多元，但她覺得自己每天付出的精力，卻遠遠超出了法定八小時。每天早上七點半，她必須準時到崗，面帶微笑迎接每一個入園的孩子，直到晚上六點，最后一個孩子被接走，她才能暫時喘口氣。

更多時候，下班并不意味著工作的結束。寫教案、做環創手工，還有手機里隨時會亮起的家長私信，織成了一張令人窒息的網。陳雨薇說，在幼教行業，這種隱秘的情緒消耗極少被算進職業成本。

而實時監控的普及，將幼師們本就緊繃的神經，又向極限推進了一步。

在陳雨薇的感受里，教室角落里的那枚攝像頭，像一條無形的鎖鏈，把老師和孩子共同拴在了一個被長期凝視的位置，“監控并沒有讓溝通變得更順暢，反而讓溝通的成本成倍增加了。”

她說，大多數家長的語氣是客氣禮貌的，但為了監控畫面里某個細節，爭論依然會發生。曾有家長將監控里自認為不妥的片段錄屏，直接拋到社交平臺上，在缺乏前因后果的網絡語境里，幾秒鐘的片段掀起了一場又一場針對幼師的網暴。

觀看監控的家長可以實時看到教室中每一個孩子。 圖/受訪者提供

“和孩子之間柔軟的連接斷掉了”

去年十月發生的一場意外，成了陳雨薇職業生涯的轉折點。

有一天午睡時間，班上一個四歲的小男孩在小床上翻來覆去，腳時不時蹬在木床板上，發出沉悶的“咚咚”聲。陳雨薇輕手輕腳地走過去，半蹲在床邊，輕輕拍著他的背安撫。但小男孩反而更興奮了，翻身趴在床上，噘起屁股沖她做起鬼臉。

陳雨薇壓低聲音，繼續小聲提醒男孩該睡了。男孩反而變本加厲地跳起來，用力踩踏床墊，發出的聲響瞬間驚醒了旁邊幾個好不容易才睡著的孩子。

男孩通過不斷地破壞，反復試探老師的底線。陳雨薇有點生氣，她深吸了一口氣，努力控制著情緒，繼續試圖安慰孩子：“如果實在睡不著，你可以安靜地躺著，但是絕對不能影響別的小朋友。大家都需要睡覺才能長高。”

男孩依舊不買賬，忽然在小床上坐直了身體，大聲嚷著：“我要喝水！”

陳雨薇下意識地抬起頭，看了一眼墻角的攝像頭。她覺得，此時此刻，在那枚黑色的鏡頭背后，男孩的父母極有可能正緊盯著手機屏幕，審視著她將如何應對這個局面。

她不能流露出一點不耐煩，不能拔高音量，甚至連皺眉的表情都要克制。她努力擠出一個溫和的笑臉，妥協了：“好，老師現在去給你倒水，但喝完以后要乖乖躺好。”說完，轉身走向幾步之外的飲水機。

背對小床一瞬間，身后突然傳來“咚”的一聲，緊接著是哇的一聲啼哭。男孩試圖從床上跳下來，不慎踩空，額頭磕在了床角上。哭聲瞬間在安靜的午睡室里炸開，被驚醒的孩子們跟著哭了起來。

監控記錄下了這一切。

那天放學后，陳雨薇在園長辦公室里待了很久。園長告訴她，男孩的家長情緒激動，投訴電話直接打到了園辦。對方看了監控回放，咬定是老師沒有照顧好，才導致孩子受傷，要求園方給個說法。

陳雨薇是一個骨子里有些較真的人。她不斷還原當時的情況，解釋男孩是如何調皮、自己又是如何為了滿足他喝水的需求才離開。但園長打斷了她，用不容置疑的語氣告訴她，“只要孩子在你的班上出了問題，老師就一定有責任。”

類似的事情經歷得多了，陳雨薇感覺到深深的無力感。

按照她所學的教育理念，當一個孩子為了試探底線而不斷破壞規則時，作為教育者，老師最應該做的是及時、明確地指出他的錯誤，給予適度的糾正，并引導兒童建立正確的規則意識。

但在無死角的監控探頭下，陳雨薇不敢這樣做了。

她開始在鏡頭前刻意保持微笑，用口令指揮孩子們排隊、吃飯、睡覺。只要自己不出錯，這一天就算平安度過。哪怕她看到某個孩子正在養成壞習慣，只要不涉及流血受傷的安全隱患，她也會選擇視而不見，“畢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家長們的投訴變少了。但代價是，她清楚地感覺到，自己和孩子們之間，那種原本柔軟、親密的連接，斷掉了。

陳雨薇不再喜歡這份工作。她利用下班時間報了班，開始自學美術，想著等攢夠了學費就辭職，去國外讀研，學藝術。

隱蔽的傷害

37歲的主班老師王珊，做幼教12年了。

她還記得自己剛做幼師的樣子。那時候，戶外活動意味著釋放，她喜歡帶著孩子們在操場上瘋跑，踢球、玩捉迷藏或者追逐游戲。孩子的笑聲很大，甚至能傳到隔壁居民樓的陽臺上。“那時候，摔跤是童年的一部分，拍拍土就能站起來，老師和家長都不會因此大驚小怪。”

現在她不敢這樣做了。“萬一摔了，有些家長會立馬質問，老師你在干什么？”

“不敢”，幾乎成了幼教行業的集體共識。這些年，王珊觀察到一個明顯的變化。過去孩子在戶外活動時或者教室里摔傷，家長打來電話，通常是問傷得重不重。而現在，越來越多的家長的第一句話往往是：“是怎么摔的？老師當時在哪里？”

在這種邏輯下，老師們在任何教學活動中都只能選擇將風險降到最低，教學變得越來越保守，活動空間越來越有限。

從事兒童心理教育工作的張曉將這種心理狀態定義為“被動型表演”。當一個人意識到自己處于持續且嚴密的觀察中時，其行為動機就會發生根本性的扭轉，從“如何把事情做好”，變成“如何讓自己別出錯”。

長期處于這種高壓狀態下，人的本能反應和創造力會被逐漸抑制，變得刻板、小心翼翼。對老師來說，加速了職業倦怠。而對孩子們來說，代價更為隱秘，這意味著他們正處在一個被“凈化”過度的教育環境中。“這里只有絕對的安全，沒有必要的冒險。只有標準化的正確，沒有自發的探索。”張曉說。

張曉認為，這種過度保護對兒童而言，弊遠大于利。她提到，如果成人出于安全顧慮，不斷限制兒童的自由探索，孩子就會喪失發展風險評估和處理社交沖突的能力。一個在玩耍時從未體驗過輕微磕碰的孩子，永遠無法真正學會如何保護自己。

更深遠的影響在于，無處不在的攝像頭，正在催生一種“表演型童年”。原本應該純粹釋放天性的兩三歲幼童，也開始隱約萌生出一種意識——“有人在看著我。”孩子們被迫過早地學會了“被觀看下的自我管理”，不可避免地會影響他們真實自我的形成。

實際上，在這套由攝像頭維系的“安全感”里，各種矛盾隨時爆發。

江西一家托育機構的園長黃毓萍見過太多由此引發的摩擦。她提到，自從實時監控權限開放后，教室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教學場所，變成了一個全天候開放的直播間。家長與老師之間的拉鋸戰，從不間斷。

隨著時間推移，一種隱秘的不安開始在家長群體中蔓延。他們意識到，當自己點開手機，通過廣角鏡頭觀看自家孩子午睡、換衣服甚至上廁所時，屏幕另一端，可能有二十多個陌生的成年人，也在注視著這一切。家長們在試圖保護自家孩子的同時，也侵犯了其他孩子的邊界。

黃毓萍開始重新審視監控的意義。

2024年，黃毓萍決定做一次“逆流”的嘗試。她取消了實時監控，改為一種折中的方案：每天下午五點放學后，家長如果確實有疑慮，可以申請回看當天的錄像片段，但時間嚴格控制在十五分鐘以內。

最初，黃毓萍做好了迎接風暴的準備。她預想過投訴、鬧事，甚至可能到來的退園潮。但新規執行的第一個學期，全園只有寥寥幾位家長申請了回看。到了第二學期，這個數字變成了零。更讓她意外的是，家長們的滿意度不降反升。

黃毓萍后來復盤，“這其實是一次雙向篩選。”雖然第一年因為這項規定流失了一些潛在生源，但留下來的家長，表現出了更高的穩定性和包容度，“愿意接受這種模式的家長，更傾向于通過人與人的接觸、真實的反饋來建立信任，而不是依賴一塊冷冰冰的屏幕。”

在她看來，家長對監控的渴求，本質上是對“知情權”的索取。但知情的載體有很多，文字、圖片、面對面的交談，哪怕只是放學接送孩子時，老師的一句“今天孩子吃得睡得都不錯”，就能填補家長心中的不安。

“監控是所有知情方式中，成本最高、副作用最大的一種。”黃毓萍說，“因為它在提供實時畫面的同時，也剝奪了兒童教育里最珍貴的東西——容錯空間。”

此后，黃毓萍在園里推行了一種更主動的溝通模式。哪怕孩子只是在操場上蹭破了一點皮，和同學之間有了些小矛盾，老師也要在家長通過孩子發現之前，第一時間告知情況。這種主動交出信息權的做法，極大緩解了家長對“信息黑洞”的恐懼。

另一方面，制度層面也在進步。2025年以來，一些地區的教育部門開始試點“監控分級開放”，要求幼兒園安裝監控，用于內部安全管理，以及發生安全事故后“回放”認定責任，保障幼兒在園安全，防患虐童等問題。明確禁止幼兒園向家長開放實時監控，更不得收取所謂的查看實時監控費。

對程悅來說，徹底學會放手還需要時間，但她已經決定先放過自己。

在按下卸載鍵的那個瞬間，程悅感到了一種久違的輕盈。她這樣在心里開解自己：“如果你真的不相信老師、不相信這個環境，看一萬次監控也救不了孩子。而如果你決定相信，最好的選擇，就是把自由還給孩子，也把生活還給自己。”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程悅、方敏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咸運禎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陳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