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開年初，統計局發布了2025年的人口數據。2025年我國出生人口下降到了792萬人，相比去年的954萬人，相當于吃了1.7個跌停板。

根據2020年普查數據的育齡婦女30590萬人來計算，我國目前的生育率已經來到了0.9附近，意味著一對適齡夫婦平均只生0.9個孩子。按照這個速度，我國人口數量將以每代腰斬一次的速度快速下降。要知道，700多萬的出生人口上一次在中國出現，還要追溯到300年前的清代乾隆朝。

我國從2021年首次人口零增長，到2022年負增長，再到2025年人口減少339萬人，出生人口從2016年的1786萬降到2025年的792萬，十年間減少近56%。明明去年出生人口好像要反彈向上，為什么今年突然又快速掉頭向下？

有一個說法有參考價值：2024年龍年，很多父母趕著要龍寶寶集中生育，導致數據反彈；而到了2025年蛇年，因生育透支效應才出現大幅下跌。按此邏輯，2027年羊年因民間普遍認為屬羊命苦，出生人口可能更為危險，不排除降至750萬以下甚至700萬。

現如今我國生育率下降可歸納為四個原因。

原因一，80，90后適齡人群成長于經濟高速增長期尾部，就業紅利退坡，養娃成本卻水漲船高。根據中國生育成本報告測算，撫養一個孩子到成年全國平均近50萬元，城鎮平均63萬，一線城市接近100萬。

從養育成本來看，我國子女養育總成本相當于人均 GDP 的 6.9 倍，遠高于美國的 4.11 倍與日本的 4.26 倍。若將生兒育女視作一項長期投入，其回報與付出嚴重失衡，在現實壓力下，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推遲婚育、甚至不婚不育，用實際態度表達選擇。

原因二，當代年輕人受教育水平顯著提升，我國 16 至 59 歲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從 2010 年的 10.23 年提高至 11.3 年。高學歷群體對育兒質量與責任有著更高要求，傳統 “多子多福” 的觀念逐漸被 “少生優育” 取代。

尤其在經濟承壓的環境下，依靠多生育來博取子女成才的概率持續降低，集中資源培養單個孩子，反而更能提升其未來競爭力。因此，即便全面放開二孩、三孩政策，愿意生育多胎的適齡家庭依舊持續減少。

因三，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已超六成，但生育帶來的職業中斷問題尤為突出。據中國社科院 2025 年調研數據，女性每生育一胎，收入平均下降 14.7%，晉升概率降低 28.3%。在當前職場環境對生育女性仍不友好的情況下，不少女性主動選擇少生或不生，以此規避職業風險。

原因四，傳統宗族觀念曾是重要生育動力，廣東、福建等地較高的生育率也與此密切相關。但隨著城鎮化快速推進，年輕人大量涌入城市，“斷親” 現象日益普遍，獨居青年規模已超 9200 萬。

當代年輕人更注重個人價值實現，而非固守傳統家庭責任，生育的文化驅動力持續減弱。東亞地區在城鎮化完成后，生育率普遍大幅下滑，中、日、韓均呈現相似趨勢。

從國際經驗來看，即便高福利國家如瑞典，推行 480 天帶薪育兒假與高額生育補貼，2025 年生育率也僅為 1.4，德、法等國同樣難以扭轉頹勢。僅靠降低生育成本，至多只能延緩下滑，無法從根本上逆轉趨勢。多重壓力疊加之下，我國出生人口近年大幅下降；而非洲、東南亞多數國家仍處于城鎮化早期，制約生育的多重因素尚未顯現，出生率依舊維持高位。

不少人對人口下行階段的經濟前景持悲觀態度，但隨著產業轉型深入，人口持續減少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會逐步減弱。改革開放初期，我們依靠廉價勞動力實現快速增長；近十年來，制造業不斷向高附加值升級，原本依賴大量人力的低附加值產業，未來必將逐步被替代。

經濟增長的核心紅利，已從人口數量轉向人口質量—— 我們需要的不再是密集型流水線工人，而是具備研發與創新能力的高素質人才。人口規模下降、經濟總量擴張，恰恰是提升人均 GDP、邁向現代化的有利條件。

按當前 14 億人口、年均 5% 的增速計算，人均 GDP 達到 4 萬美元需要約 23 年；若未來出生人口回落至年均 500 萬，人口進入較快下降通道，這一進程將顯著縮短，更契合 2035 年建成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標。

所以只要實現產業升級，人口下降對國家而言并非壞事。但對我們這代人來講是實實在在的壞事——收入增長承壓，養老問題嚴峻。如果產業升級出海成功，2020年之后出生的年輕人將在競爭人口減少和國力抬升的背景下獲益，而代價大概率燃放在我們自己身上。

所以當下我們這代人就算為了自己未來著想，也要把身位和國家站在一起。想要未來養老不崩盤，還是要賭國運，實現高端產業出海，讓未來交社保的年輕人在工資大幅抬升后實現養老金的動態平衡，讓國家有更多資本補貼養老和醫療等民生項目。

然而，產業升級能緩解宏觀層面的沖擊，卻無法回避一個更樸素的問題：按這個速度走下去，多少個家族會在我們眼皮底下悄悄畫上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