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于：財經五月花 ｜ 作者：中國工商銀行行長 劉珺｜編輯：袁滿｜版面編輯：王祎｜題圖來源：Pexels

摘 要

當前發展的內涵和外延正發生深刻變化，應從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氣候變化以及地緣政治多變的強壓力環境下，校正和重塑全球金融治理

人類經濟金融實踐發展至今，沉淀了眾多共性經驗，對其進行后向視角的總結提煉是事半功倍的經驗集成。同時，融入新范式并運用前向視角對其予以系統設計也是提升發展質效的必選項。這一方法論之于金融治理和監管亦本同末別。

金融治理和監管體系作為生產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適應并推動經濟社會持續進步。無論是國別層面的制度設計，還是國際層面的協調機制，金融治理和監管體系的核心皆是為發展創造穩定、可預期且富有彈性的金融環境。在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到來之際，這種適應和調整正在變得更加急迫、也更加必要。

首先，一國的金融治理和監管是基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制度性安排，本質在于推動發展而非單一追求安全或秩序。

從治理和監管取向看，當下實踐呈現出安全優先與市場優先的分野。前者以歐洲為典型，強調規則先行，追求確定性與風險防控；后者以美國為代表，重視市場主動性，強調市場效率與事后監管矯正。然而，無論是安全優先還是市場優先，本質上都以發展為目的。

而較少考慮發展的超安全治理與監管，無異于“車在馬前”（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不僅會導致監管成本攀升與邊際收益遞減，加重市場負擔，還可能造成資源配置扭曲，難以應對新技術、新業態帶來的結構性變革挑戰。即便各國在應對金融危機時作出加固治理和監管體系的安排，其目標也是修復市場秩序和信心，推動風險出清，進而促進經濟重拾發展動能。

再以貨幣政策為例，不同經濟體之間盡管存在單一目標與多重目標的差異，但是在目標設定上大都以發展為重。歐美國家的貨幣政策雖然更多關注物價，但增長亦是其重要考量。自2024年以來，歐洲央行多次降息并同步采取其他貨幣政策調整，均與前瞻性預防經濟衰退密切相關。美聯儲近年來的點陣圖和基于數據的貨幣政策選擇，以及近期受到的降息政治壓力，都是從不同方向、不同角度指向何種因素對整體經濟發展質量更為重要。前者更多指向物價，后者強調資金成本，是在降負債成本、促增長與抗通脹、穩價格之間的推拉選項。

更進一步來講，美國實施盯住通脹的貨幣政策，實則是因為其他目標的主作用力來自于市場，美聯儲作用難以明晰展現，故聚焦通脹或狹義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成為權衡后的應然選擇，而非對發展的漠不關心。

相比之下，我國貨幣政策的多目標兼顧是建立在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上，貨幣供應量與資金價格不僅指向物價，更直接關乎實體經濟對資金要素的真實可獲得性，這使得我國貨幣政策天然與就業、經濟增長高度關聯。同時，考慮到貿易作為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的重要作用，國際收支自然成為目標之一。因此，貨幣政策的最優解在于多目標平衡兼顧以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單一目標只是退而求其次的合意解；對單一目標的生硬堅守會弱化貨幣政策對經濟社會民生的正向效應。

其次，國際金融治理和監管的主要目標也是形成基于規則的協調機制，在平抑系統性風險基礎上實現共同的、協調的發展。

建立國際治理監管體系不是“為治而治”“為管而管”，而是在產業變革進程中，順應從國際貿易模式到全球化模式，再到新全球化模式的演進，在全球市場行為先行實踐中“慢半拍”地提煉需規范的共性因素，并在規則基礎上取最大公約數，以發展為目的調校框架設計、工具組合、執行力度和效果評估，從而形成國際治理和監管的協調機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成立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初衷是為適應資本和金融全球化以及國際金融治理變革的需要，對金融治理的覆蓋度、統籌能力予以加固，并結合金融危機產生機制研究和處理經驗，在場外衍生品監管、審慎銀行監管、影子銀行等關鍵領域發揮基礎規則建立和一致行動協調作用。

與國別維度不同，國際治理監管更加強調協調與合作。一方面，在各國政策溢出和風險溢出疊加情況下，唯有建立相互信任的協調機制，才能實現帕累托改進，避免跌入“以鄰為壑”的低水平和弱福利均衡。另一方面，包括《巴塞爾協議Ⅲ》在內的國際監管規則，只有以合作協同才可能緩解監管差異帶來的套利，避免逐底性競爭（race to the bottom）。近期，美國領頭、歐洲跟隨對巴塞爾規則的稀釋執行和退坡遵守便是一個警示。面對數字金融、氣候變化等具有天然跨境溢出效應的議題，各國監管機構亟須突破國界藩籬，加強實質性、常態化國際合作，構建更加緊密、高效、有執行力的國際治理監管協作網絡，更好應對新興領域金融風險。

再次，當前發展的內涵和外延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要求治理體系必須同步重塑。

當前經濟新范式呈現四方面變化：科技創新在生產函數中的作用愈發凸顯，全要素生產率中的技術進步要素成為生產力提升的重中之重；供給和需求的關系發生異位，供給在效率、能力和質量上的進階難度降低，而有效需求的煥發創造成為難題，生產與消費高度重合甚至逆序；產業形態呈現虛實融合，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邊界交錯，勞動方式虛擬屬性明顯增強；經濟現象背后的非經濟動因顯著加強，全球減貧、氣候變化等長變量與地緣政治沖突等短變量相互作用，經濟問題成為多重問題系統和多維矛盾系統的顯性表達。

在此背景下，重構全球金融治理和監管體系，可從以下三個方面探索。

一是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時代中重塑治理。

新一輪科技革命推動經濟活動主客體發生深刻變化，作為傳統客體的物或機器在人工智能時代將成為類主體甚至主體，因而有必要對數字時代的經濟運行體系進行再思考、再設計，至少以對待主體的思維，形成與人工智能（包括通用人工智能（AGI）、超級人工智能（ASI）以及具體運用中的具身智能（Embodied Intelligence）和智能體（Agent）融合式共用參與的共生范式。

在倫理層面，更高維度、更趨復雜的治理要求必須邁出制度與規則的“第一步”，探索將人類智能和人工智能“兩個主體”置于同一框架下，將人工智能作為“道德行為體”構建價值對齊的倫理錨定，考慮其開發和應用全生命周期對人類福祉、尊嚴、公平等的影響，明晰倫理責任和義務的歸屬機制，并在行為和收益等維度落具體、落精準。

二是在氣候變化條件下重塑治理。

“治理為發展”的發展，不是舊模式的發展，而是可持續的綠色發展。近年來，氣候變化議題之所以產生爭議，是因為全球對可持續的綠色發展認識還存在分歧，減排成本當期支付、減排收益未來兌現、成本收益承擔主體不同等因素增加了全球治理的復雜性。

一方面，技術紅利的現值要顯著提高，通過支持綠色技術創新切實降低氣變行動的當期成本，特別是促進技術在發展中國家的傳播與利用，在可能可行的前提下盡量熨平氣變成本的代際差異，提升綠色發展普惠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進一步完善綠色發展主張的確立依據和價值驗證機制，減少信息不對稱引發的“漂綠”（Greenwashing）和“藏綠”（Greenhushing）現象，提高氣候融資的激勵相容性，以實際效益和價值貢獻促進提升綠色發展的積極性和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三是在地緣政治多維變化的強壓力環境下校正治理體系。

當前，基于經濟規則和市場邏輯的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正面臨地緣政治的巨大沖擊。美國以關稅、出口管制與投資審查等制造經貿摩擦，并借助美元國際地位無約束使用金融制裁，將經貿、金融乃至國際治理監管政治化、武器化、交易化。這正是地緣政治因素干擾國際金融治理體系的典型表現。

但是國際金融治理體系天然具備開放、合作、互利的基因，并傾向于通過多邊協商解決爭端，與地緣政治的排他性、零和性、非規則性互斥，全球化大潮不會因階段性的地緣干擾發生根本性逆轉。國際治理特別是國際金融治理必須堅守促進全球化發展的初心，完善基于規則的協調機制，構建更加高效安全的新型金融基礎設施，營造穩定、可預期的發展環境，讓各國更好分享全球化發展成果。

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治理與監管是為了推動而非阻礙發展，國界內如此，國家間亦概莫能外。無論是國別層面的治理監管取向選擇，還是國際層面的協調機制構建，其根本指向皆在于為高質量發展創造穩定可預期的環境，這是后向總結的基本共識。在人工智能時代，治理與監管的全球協調合作機制是軟硬件一體化的不可或缺公共品，建設并不斷完善這一機制，讓各國更好共享全球化發展成果，這是前向設計的根本需要。二者統籌，平衡協調新科技、新主體、新模式的多維復雜變化，形成動態集成柔性的系統解決方案，合力指向真正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和監管體系升級優化。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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