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茅盾文學獎得主徐則臣生于鄉土，長于城市，他的筆下既有運河文化的深厚底蘊，也有都市青年的生存圖景。少年時，武俠小說成為他最初的文學啟蒙；青年時，中外文學經典引領他走向更深闊的精神腹地：《圍城》《復活》《河灣》《靜靜的頓河》都深深影響了他的文學底色——俯身傾聽，書寫平凡；而《聊齋志異》等中國古典作品，則為他打開了另一扇門，從東方奇想中汲取養分，最終生長出屬于自己的魔幻現實主義表達。一起聆聽徐則臣講述閱讀與寫作。
有這樣一位“70后”作家，憑借《北上》《如果大雪封門》《耶路撒冷》等小說斬獲茅盾文學獎、“五個一工程”獎、魯迅文學獎等多項榮譽，小說集《跑步穿過中關村》更是被翻譯成20多種語言，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在他復雜而多變的創作背后，有一條線索始終不變，就是閱讀。他就是《人民文學》雜志主編——徐則臣。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文學補給我的人生，提升了我對生活的認知。而我對生活的認知又反哺了文學，讓我的寫作又有了提升。而這其中閱讀非常非常重要，沒有人，生而知之。
2026年1月，徐則臣出版散文集《我要從南走到北》。
記者：為什么會想到去出版這樣的書籍，這本書的名字又是怎么來的？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我個人的人生軌跡是從南往北，我江蘇人，這么多年一點一點往北走。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人，人到中年以后，有了生活的閱歷，寫作就是回憶，你要動用你過去的一些情感積淀、生活的經驗，成為你認識新的事物，新的世界的一個參照。
在這本《我要從南走到北》中，徐則臣回望了自己從江蘇東海到首都北京的人生軌跡。他說，自己這種生活空間的遷移，更像是一個閱讀不斷介入他的生命，改變他的人生的過程。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我小時候讀得最多的其實是武俠小說，在鄉村，武俠是成年人的童話，上了中學以后，對我產生巨大影響的是錢鐘書的《圍城》。那是我第一次看現當代作家的長篇小說，錢鐘書特別有才華，一個是博學，第二個是幽默，文字又特別漂亮，他這種漂亮的語言和表達就給我建立了一個現代漢語的標桿。
這些都是錢鐘書非常被別人稱道的一些比喻句，比如說這孩子眉毛跟眼睛之間的距離。說孩子不足兩歲，塌鼻子，眼睛兩條斜縫，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遠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他說忠厚老實人的惡毒像飯里的沙礫或者出骨魚片里未凈的刺，會給人一種不期待的傷痛。
在《圍城》中，錢鐘書高度凝練而富于鋒芒的語言，讓徐則臣第一次意識到——文學不僅是講故事，更是一種可以被反復推敲、精確打磨的表達藝術。閱讀，在這一刻，為他建立起了關于“語言”的標尺。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從那個時候我對語言就特別地較真，特別地敏感，我也非常自覺地去模仿錢鐘書。就讓自己一張嘴，就是“錢味”。
寫作始于模仿，模仿始于閱讀。這是徐則臣走上寫作之路的起點。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后來我發現，其實我跟錢鐘書的性格也不一樣。他的文學才華是我遠不及的。后來我寫了一篇文章，《別用假嗓子說話》。我還希望找到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
2002年，24歲的徐則臣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到了北大以后，視野更加開闊，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去了中文系。中文系的存在感是什么？寫作，當你寫的東西在一幫同學里面發表了，你會覺得中文這個事兒你做得比別人好。
寫作，讓徐則臣第一次品嘗到了大學生活中難得的快樂，也促使他進入到更系統的中外文學的閱讀中。他說：讀得多了，就會特別想表達。而寫作，本質上是作者的一種自我表達，那是一種精神的愉悅，體會過了，就再也難以割舍。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就拼命地寫，浮在面上的這些需求滿足了以后，寫作變成你的職業，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我沿著這條路騎自行車騎了三年，就開始寫關于北京的一系列小說，比如說《西夏》《三人行》《我們在北京相遇》等一系列的小說。很多的故事都發生在這條路，還有東門外那條中關村大街，就像《跑步穿過中關村》，很多的事情發生在那條路上。
記者：為什么您要用“跑”這個字？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你看中關村這個地方，交通擁堵的時候，最快的交通工具是兩條腿，其實這是一個中關村當時非常擁堵的一個文學化的表達。我其實一直特別關心一個個體跟一個龐大的城市跟一個地域之間的關系。
從《啊，北京》《我們在北京相遇》《如果大雪封門》到《北京西郊故事集》，徐則臣從一個個平凡人的視角，書寫北漂，書寫鄉愁，書寫邊緣群體處在異鄉的生存困境和精神掙扎。這一創作主題，跟徐則臣這個階段的閱讀偏好，密切相關。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我最初寫關于北京的這一系列的小說，其實是受奈保爾的影響，奈保爾他出生在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中美洲一個小島上，都是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要跨越遼闊的空間和文明，他要面臨一個身份認同和心理認同的問題。到了這個地方，我是誰？我如何跟這個世界之間產生關聯。所以我要通過這樣的故事來探討這種問題，其實也紓解自己那種游移不定的認同感。
2014年，徐則臣開始以京杭大運河的興衰為主線，創作長篇小說《北上》，帶動當代文學對大運河、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的文化書寫熱潮，讓“地理空間”成為歷史與文化的載體。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北上》對我的寫作很重要，不在于它獲了獎，得到很多的認可，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我寫作的另外一種可能以及方法論。
徐則臣告訴記者，這一創作主題的轉變，是因為自己對閱讀與寫作之間的關系，有了新的理解。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過去我覺得寫小說就是虛構，現在我覺得一個好的作家，一定要做足夠的案頭工作和田野調查，我希望每個細節涉及歷史的都能有出處，把閱讀跟寫作之間建立聯系，進入了一種研究式的閱讀。
這種研究式閱讀，讓徐則臣越來越堅信：一個好的作家，同時也要是半個“史學家”。
回望自己的寫作之路，徐則臣說，應該是對魯迅作品的閱讀，在更深層地影響著自己的思想和寫作立場。沒有魯迅，就沒有這本《域外故事集》。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我在高中有很長時間特別喜歡魯迅，魯迅在日本學習的時候，他就跟周作人他弟弟兩個人翻譯了《域外小說集》，這個《域外小說集》也是中國讀者和作家比較早看到的歐洲的一些小說。同時我很喜歡魯迅的雜文和他的小說。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說，任何兩篇寫法都不一樣，魯迅的文字那種非常深沉的力量，其實本身具有極強的批判性和反抗性。中國作家，尤其現當代的作家，我覺得基本上都避不開魯迅。后來我經常出國，在國外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我就寫了這本，叫《域外故事集》。
翻開《域外故事集》，我們看到里面的故事，充滿了超現實的魔幻感。徐則臣說，這其實跟他近些年，研讀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有著莫大的關聯。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蒲松齡看問題突破了我們二元的思路，蒲松齡自己在大腦里已經打破了這個壁壘。什么是魔幻？魔幻就是這個世界的運行都不是必然的，都不符合我們近現代認知的邏輯，而是充滿了無數的偶然性與可能性。
從錢鐘書到奈保爾，從魯迅到蒲松齡，徐則臣的寫作，始終與閱讀緊密相連。而在這條由閱讀鋪展開來的人生之路上，他的創作，仍在繼續。
《人民文學》雜志主編 茅盾文學獎獲得者 徐則臣：我覺得好的作家需要不斷地打破現有的文學的邊界，讓我們的文學變得更加地開闊，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央視新聞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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