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隆：北極正成透視國際格局演變的“新棱鏡”

來源：環球時報

冷戰結束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北極被視為少數能在大國關系波動中維持合作的“例外之地”。

在“同為北極國家”的身份認同下，北極八國圍繞氣候變化、生態環境保護、科學研究、經濟可持續發展以及北極原住民與社區福祉等議題，逐步形成以北極理事會為核心的多邊治理框架，并通過制度化安排，將域外國家、國際組織及非國家行為體等利益攸關方嵌入治理進程，構建起相對穩定的制度體系。

然而，隨著大國博弈日趨復雜激烈，尤其是烏克蘭危機等地區沖突外溢效應不斷擴散，“安全優先”邏輯加速滲透至各類議程，北極隨之邁入“后例外主義”時期，成為觀察國際格局復雜演變的重要窗口。

大國復合博弈的“溫度計”

進入“特朗普2.0”時期以來，美國內政部重新開放82%的阿拉斯加國家石油儲備區以及156萬英畝北極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土地，用于油氣租賃，重啟阿拉斯加油氣鉆探項目，并取消液化天然氣基礎設施與采礦公路建設的相關限制。“大而美”稅收與支出法案為美國海岸警衛隊極地安全巡邏艦等項目提供86.16億美元資金，用于建造11艘不同級別的破冰船。這些舉措表明，美國不僅試圖通過資源開發強化在北極的經濟存在，還將該地區納入全球戰略競爭框架之中，服務于強化關鍵通道與戰略資源控制的整體戰略布局。作為面積最大且擁有漫長海岸線的北極國家，俄羅斯同樣從資源、主權與安全等多維視角審視北極，在強化軍事存在的同時持續推進航道與資源等領域開發。

不過，在競爭持續升溫的同時，北極也成為美俄恢復互動的重要議題接口。2025年2月，兩國高級別代表團在沙特利雅得的會談已經涉及北極資源開發與航道合作問題，并延續至隨后舉行的阿拉斯加元首會晤。俄總統特別代表甚至提出建設跨越白令海峽的“普京—特朗普”隧道構想，以實現基礎設施聯通與資源協同開發，這也凸顯出北極正成為大國之間的多維復合博弈場域。

北極安全格局的重構尤為引人注目。烏克蘭危機激化后，瑞典與芬蘭加入北約，北極地區形成北約七國與俄羅斯相對峙的態勢。“寒冷反應”“北歐響應”“北極挑戰”“北極邊緣”等北約層面軍演頻次顯著增加，俄羅斯也曾在北極地區試射“鋯石”高超音速導彈和“海燕”核動力巡航導彈等尖端武器。在美國重新提出“購買”格陵蘭島設想，甚至暗示可基于安全需要采取非常規措施后，北極國家的安全焦慮不再單一指向俄羅斯，而是演變為對美俄的“雙重安全焦慮”，據此紛紛調整其北極政策或戰略。

2025年11月，芬蘭發布其加入北約后的首份《北極對外與安全政策文件》，強調大國競爭加劇、歐洲安全格局變化以及氣候變化加速日益在北極地區集中體現，提出要致力于加強北約在北極的威懾與防御。瑞典據稱也將于今年晚些時候發布新版北極戰略，對跨大西洋安全框架進行再校準，強調北極安全支柱的多元化，增加歐盟與北歐防務合作機制的權重。加拿大則提出總額350億加元的北極防御投資計劃，以降低對美國的安全依賴。今年3月，加拿大總理卡尼與丹麥、芬蘭、瑞典、挪威、冰島5國領導人在挪威奧斯陸會晤后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將基于共同價值理念深化北極事務合作，共同維護地區安全與穩定，提出通過開展聯合軍事演習、提升國防工業自主能力等途徑，強化防務合作，推動更具自主性的安全架構建設。歐盟也在重新評估北極在整體安全戰略中的地位，計劃在新版政策中納入包括安全、防務、互聯互通、經濟安全等優先領域。

全球治理赤字的“顯示器”

在當前國際社會“多重危機疊加”的動蕩背景下，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以及“叢林法則”明顯抬頭，地區沖突頻發導致的外溢效應不斷擴散，疊加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不足，使原有的全球治理體系承壓加劇，而這一趨勢正在北極地區加速顯現并被放大。

例如，北極理事會作為北極治理最核心的政府間平臺，在烏克蘭危機沖擊下一度停擺，俄羅斯被暫停參與理事會及相關附屬機制。2023年5月，挪威從俄羅斯手中接任北極理事會輪值主席國后，推動北極國家與永久參與者發表聯合聲明，稱認識到北極理事會在促進北極地區建設性合作、穩定與各方民眾之間對話方面所發揮的歷史性和獨特作用，強調致力于維護并加強北極理事會的承諾，避免這一多邊治理機制走向崩塌。2025年丹麥接任輪值主席國后，理事會仍面臨從“形式存在”到“有效運轉”的過渡，尤其是相關工作組在恢復涉及俄羅斯的科研合作項目方面進展有限，《北極理事會戰略計劃（2021—2030）》的落實也面臨不確定性。

隨著地區沖突對全球能源格局與海上運輸通道產生持續沖擊，北極航道的戰略價值受到更多關注。根據北極理事會下屬的北極海洋環境保護工作組（PAME）數據，2024年共有1781艘船舶在《極地水域營運船舶國際準則》適用海域航行，較2013年增長約37%；同期北極地區總航行里程由610萬海里增至1270萬海里，增幅高達108%。2025年，經北方海航道運輸的貨物總量已達大約3700萬噸，其中包括創紀錄的103次過境航行，過境運輸貨物總量接近320萬噸。除傳統油氣資源運輸，散貨船與集裝箱運輸均呈增長態勢。

不過，與航運規模快速擴張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相關支撐體系與治理能力仍存在明顯短板。部分海域在通信與監測能力方面依然薄弱，船舶自動識別系統覆蓋不完整，導致監管機構難以及時、準確掌握航行動態。這不僅在客觀上增加了航行事故發生的概率，也加重了對脆弱極地生態環境的潛在壓力。

另外，科研合作的政治化，加劇北極治理中的“認知與保護困境”。俄羅斯是世界上凍土分布最廣的國家之一，凍土面積約為全球凍土總面積的2/3，為全球氣候系統、生態變化監測提供的數據支撐具有重要意義。然而，近年來圍繞俄羅斯的科研合作受到顯著限制，導致關鍵觀測數據出現持續性斷裂。以環北極陸地基礎設施網絡（ScanNet）為例，該網絡作為覆蓋俄羅斯、美國、加拿大、丹麥格陵蘭島等北歐地區的跨國科研平臺，原本通過連接多國野外觀測基地，支撐對氣候變化及其生態影響的長期監測與綜合評估。但目前，21個位于俄羅斯境內的研究基地被迫暫停運行，削弱國際社會對北極快速變化趨勢作出全面、準確科學判斷的能力。

功能性互動合作的“試驗田”

與安全議題持續復雜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功能性合作在北極依然展現出較強的韌性與穩定性，在特定領域維持基本的互動框架。

例如，相關船舶基本遵守美俄于2018年聯合制定并向國際海事組織提交的白令海峽航線指南，維護航行安全和海洋生態。2026年1月，挪威—俄羅斯聯合漁業委員會（JNRFC）舉行線上磋商，就2026年巴倫支海漁業配額事宜達成一致。作為北極國家與域外利益攸關方協同治理的標志性成果之一，北冰洋沿岸五國和中、日、韓、冰島、歐盟等十個締約方已經完成《預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漁業協定》核準程序，并于3月24日至27日在杭州舉行第四屆科學協調機制（SCG）會議，圍繞聯合監測實施、數據共享、科研協同等關鍵議題深入交流磋商。

上述合作以明確的技術需求和現實利益為支撐，其運行邏輯更多源于“問題導向”而非“政治驅動”。

總體而言，“后例外主義”時期的北極事務呈現出多重敘事并存、競爭與合作交織的復雜圖景，精準映射出當前國際格局的深層調整與結構性變化。在此背景下，考慮到北極氣候環境的快速變化對域外地區乃至全球產生的外溢效應，以及該地區日益凸顯的戰略安全前沿價值，北極事務各利益攸關方有必要在更高層級上重新界定治理目標，將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置于優先位置，強化以科研合作為先導的治理路徑，推動形成以科學證據為基礎的政策體系，持續提供高質量公共產品。與此同時，還需在安全關切與氣候變化、生態保護及可持續發展之間實現動態平衡，強化風險管控，為北極維持“脆弱競合”狀態提供支撐。（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