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年輕學者早逝的好多，三四十歲就走了，為什么要這樣對待年輕學者，值得嗎？

2025年1月，在南京先鋒書店，舉行了“來自城市的微聲——人文社‘王笛作品系列’分享會”的讀書活動。對話展現了王笛教授對自己的讀書經歷的回顧以及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深刻反思。

讀書經歷

劉勃：《歷史的微聲》里，講到您當時讀書的習慣、讀書的經歷，給人感覺很緊湊，也很高效，可是同時一點卷的感覺都沒有。您能聊一聊您的讀書經歷嗎？

王笛：我有一個特點，就是說既然進入到這個領域，真正想做好。讀大學那個時候讀書很不方便，與現在完全不能相比。那個時候是周一到周六上課，在學校查文獻、圖書資料也不是很方便。每周六下午我騎自行車到四川省圖書館去翻閱雜志，特別是專業雜志，去了很長一段時間，把《歷史研究》各期基本上翻閱了一遍。

進入研究生階段是1982年，其實讀書也沒有什么目的。我自己還很彷徨，那個時候其實課程也不多的，主要靠自己收集資料，自己閱讀，那個時候自主安排的時間比較充裕。課程就是到指導老師的家里漫談。到底應該讀些什么書，哪個方向發展，其實也是不清楚的。讀碩士的時候開始把我的注意力，從辛亥革命轉到清王朝，就是研究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前10年的改革。時間多花在閱讀史料，包括《皇朝經世文編》《光緒朝東華錄》《申報》《商務官報》《東方雜志》等。那個時候清末辛亥革命之前，有了很多新的那些雜志，目的也不明確，到底要研究什么東西。

劉勃：您說您年輕的時候關注的問題很大，但是格局小，現在關注的問題小，但是格局打開了，這個具體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況？

王笛：對，那個時候其實老師還有前輩歷史學家都不斷告誡我們這些年輕學生，就說歷史研究一定要選擇第一流的題目。其實什么叫第一流的題目，是很不確定的，而且每個歷史學家的看法也不一樣。我的感覺，老師所說的一類題目一定是研究革命，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等。所以在我讀本科生的階段，不敢想象我要去選擇研究茶館，大家坐在那里喝茶，能說出個什么道道呢？也就需要進入到中國社會的最底層。

當然，真正要進入城市的最底層，則需要方法論的的改變。中國的城市發展有自己的路徑，所以我在《走進中國城市內部（修訂本）》等書里不斷講，我們認識中國城市一定要根據中國自己的內部的動力，不能完全按照西方的那種模式、那種觀念來套，這樣才能更清楚認識中國。

“我特別同情年輕學者”

劉勃：這個是我特別佩服您的地方，能夠隨時根據不同的題材，選擇新的渠道。您說要退休之后才能比較放縱地寫作，可是您現在好像已經完全不被我們現在學院內的嚴酷的考核體系所折磨了，是吧？

王笛：對于年輕的學者，他們可能只能那么寫。其實我在讀博士的時候，我的老師也說了，寫博士論文是有一定的格式的，千萬不要像史景遷那樣寫，否則就拿不到學位。因為史景遷是講故事的辦法，而寫博士論文一定要有固定的格式，導言、學術回顧、主要觀點、資料使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最后是結論，在結論部分一定要說我有哪些新的貢獻，發現了什么東西。這個格式一定要的，所以做學位論文一定是要按照學校和導師的要求。

現在我特別同情年輕學者。我出道那個時代不怎么卷，1987年我在川大破格提副教授的時候，我的第一本專著《跨出封閉的世界》還沒有完成，也沒有課題的要求。現在實行量化管理，不但要發表論文，而且還要拿課題，壓力是非常大的。我不贊成這個搞法，也沒有解決的辦法。如果按照現在的量化標準，陳寅恪也進不了清華大學；過去的許多著名歷史學家，可能都會倒在出道之前。現在讓青年學者不斷發表很多論文，是資源的浪費。本來他們可以在學術上更有創建的，但是有所創建必須是長期的探索和思考，而現在卻急急忙忙發表更多的論文。既然是匆忙之作，那就很難在學術上有真正的創建。其實，不需要發表那么多論文，好多發表了以后也沒有人讀。用最簡單的數字管理辦法，不但不能推動教育與學術的發展，而且是用了更多的資源對它們進行傷害。由于壓力太大，現在年輕學者早逝的好多，三四十歲就走了。為什么要這樣對待年輕學者，值得嗎？有必要嗎？

來源：學人Sch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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