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不僅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奠基性地位，更在跨文化傳播進程中成為西方世界認知與闡釋中國傳統(tǒng)智慧的重要文本。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認為，孟子倡導的“性善”“以德治國”是理性政治的典范；當代中西比較哲學與漢學研究領域的代表人物安樂哲（Roger T. Ames）將《孟子》視為中國“關聯性宇宙觀”“過程哲學”的典范；美國波士頓大學前校長、“波士頓儒家”代表人物南樂山（Robert Neville）則指出，孟子闡述的“性善論”為跨文化道德共識提供重要學理依據，其“仁政” 思想對現代國家治理與全球正義議題具有重要價值。

有鑒于此，系統(tǒng)梳理《孟子》在英語世界的翻譯、傳播與接受路徑，可為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海外傳播、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鑒提供學理參考與實踐啟示。

從零星譯介到多元傳播

《孟子》在英語世界的翻譯與傳播，大致可分為三個歷史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代表性的譯本形態(tài)與傳播特征。

第一階段為翻譯肇始期，主要指16—19世紀由西方傳教士主導的零星譯介。作為儒家思想的核心組成部分，《孟子》是最早譯介到歐洲的中國典籍之一。以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為代表的早期來華傳教士，為推進傳教事業(yè)，系統(tǒng)研習中國經典并將其譯為拉丁文，后轉譯為其他歐洲語言。然而，這一階段的《孟子》多作為儒家思想的組成部分被零星譯介，單獨成書的譯本極少，傳播范圍僅限于傳教圈層與早期漢學的小眾領域。

進入19世紀，英國倫敦會傳教士理雅各成為這一時期的集大成者。1861年，他的《中國經典》第二卷《孟子》（The Works of Mencius）在香港出版，1895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修訂再版。該譯本體例宏大，包括長篇緒論、譯文正文、詳細注釋和完備索引，成為《孟子》在英語世界的奠基之作，長期被西方學界奉為“標準譯本”。

第二階段指20世紀后，是西方漢學家與中國本土譯者的多元探索期。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相關譯本大量涌現，翻譯主體從傳教士轉向專業(yè)漢學家和中國本土譯者。《孟子》的傳播邊界持續(xù)拓展，逐步進入了西方普通大眾的視野。

1970年，英國倫敦大學華裔教授劉殿爵（D. C. Lau）的全譯本《孟子》，由企鵝出版社出版，成為現代英語世界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譯本之一。該譯本以可讀性與流暢性為核心取向，讀者定位從專業(yè)研究者轉變?yōu)槠胀ù蟊姡瑸榇舜蠓喿⑨專癸@文本自身價值，推動《孟子》從學術圈進入大眾閱讀領域。

20世紀90年代以前，由中國本土譯者獨立完成的《孟子》英譯本較為罕見。1993年，由中國著名翻譯家趙甄陶翻譯的《孟子》出版發(fā)行，該譯本后被《大中華文庫》收錄。1999年由何祚康先生譯的《孟子》亦頗具影響力，被編入漢英對照“中國圣人文化叢書”。這些譯本以本土文化視角補充了西方譯本的闡釋維度，但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影響力仍不及西方漢學家譯本。

第三階段指進入21世紀后，《孟子》的翻譯與傳播進入深度融合階段。其翻譯視角融入了現代哲學、倫理學、生態(tài)批評、女性主義等跨學科理念，譯本更注重 “跨文化對話”而非單向譯介，《孟子》的理念進一步融入西方話語場域。

美國漢學家、德性倫理學家萬百安（Bryan W. Van Norden）盛贊“孟子是世界級的德性倫理學家，其有關性善、浩然之氣等的學說，提供了比西方更豐富的道德成長理論”。2008年，萬百安出版了《孟子》全譯本，自稱 “唯一一部具有現代哲學注釋的《孟子》全譯本”。該譯本以朱熹《四書集注》為基礎，融合中西儒學研究成果，注釋中與蘇格拉底、康德等西方哲學家的思想展開對話，力圖搭建中西哲學互鑒的橋梁。

與此同時，面向大眾的普及性譯本也大量涌現，進一步擴大了《孟子》的大眾傳播范圍。較具代表性的是大衛(wèi)·辛頓（David Hinton）的《孟子》譯本。該譯本以語言簡練、句式靈活、通俗易懂為特色，弱化學術注釋，強化文學性與可讀性，在世界圖書館館藏量、讀者評論數量上均位居前列，成為西方普通讀者接觸《孟子》的首選譯本，推動了《孟子》思想深度融入西方大眾文化認知。

從小眾學術文本到全球思想資源

《孟子》在英語世界的傳播，不僅實現了文本跨語際轉換，更推動孟子思想進入西方學術話語體系。近年基于Goodreads和Amazon讀者評價的實證研究表明，《孟子》英譯本在英語世界獲得了廣泛關注與積極反饋。這說明孟子的思想具有強大的跨文化生命力。

《孟子》在英語世界的傳播依托三大核心路徑，逐步完成從“小眾學術文本”到“全球思想資源”的跨越。一是學術出版與高等教育，理雅各、劉殿爵等譯本被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等西方頂尖高校納入中國哲學、比較文學課程教材，成為西方學界研究中國思想的基礎文獻，學術引用與研究成果持續(xù)增長；二是大眾出版與文化傳播，企鵝出版社等推出的普及版譯本，通過書店、圖書館、網絡平臺進入西方大眾閱讀場域，《孟子》的“仁”“義”“民本” 等理念逐漸被西方大眾認知；三是跨文化交流與國際公共傳播，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孟子思想通過國際學術會議、文化論壇、聯合國人權討論等平臺傳播，成為全球文明對話的重要內容。

英語世界對《孟子》的接受呈現出階段性演進的特點。早期（19世紀）以文化獵奇與宗教誤讀為主要特征，西方讀者多將《孟子》視作“異質文化文本”，傳教士所譯版本常以基督教教義附會儒家思想，即采用“以耶釋儒”的翻譯策略，例如將“天”譯為“God”，弱化了其本身的哲學內涵；中期（20世紀）以學術研究與客觀闡釋為核心，學院派漢學家摒棄宗教偏見，回歸文本本身對其哲學體系進行系統(tǒng)梳理，對《孟子》的接受態(tài)度也從“陌生隔閡”轉變?yōu)椤袄硇岳斫狻保划敶鷦t以跨文化對話與思想融通為導向，西方學者不再將《孟子》視為“中國專屬思想”，而是將其納入全球倫理學、政治哲學的研究框架，與西方功利主義、契約論、德性倫理學等思想進行對比研究，對《孟子》的接受深度與廣度均達到歷史新高。

貢獻東方智慧

《孟子》在英語世界的翻譯傳播，是中西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的縮影。從19世紀傳教士的奠基性譯介，到20世紀學院派的學術深耕，再到21世紀跨學科視野下的全球對話，這一經典的國際影響力持續(xù)攀升。《孟子》中提出的 “性善”“仁政”“民本” 等思想，不僅豐富了西方哲學、政治學、倫理學的理論內涵，更推動了東西方文明的相互理解、互學互鑒。

誠然，相較于《論語》和《道德經》，《孟子》在英語世界中的傳播和接受度依然有限，但梳理《孟子》的英譯傳播與接受歷程仍具有重要意義。它啟示我們，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走出去”，不能止步于譯本出版與文本輸出，更要實現 “走進去”，進入目標受眾閱讀體系、融入世界思想場域、參與全球文明對話。唯有如此，儒家智慧才能在全球化時代持續(xù)煥發(fā)活力，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精神支撐，為人類文明共同發(fā)展貢獻中國思想與東方智慧。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26年4月23日

作者：黃文紅，北京語言大學英語和高級翻譯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