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作者/汗青
出品/科技深報
東方甄選主播的離職總能引發風波。
4月24日，東方甄選發布公告稱主播明明和天權即將告別東方甄選。
粉絲們曾把董宇輝、頓頓、明明與天權合稱為東方甄選的“F4”，其中董宇輝在2024年7月帶著“與輝同行”離開；去年618大促期間頓頓也選擇了急流勇退。
除了明明和天權，中燦和林林也在近期離開，4月25日，明明、天權、中燦、林林在個人社交平臺發長文回應離職，在小作文中四名離職主播不約而同的指向同一個詞：管理層。
這個管理層剛剛上任四個月，去年12月，孫進正式接任東方甄選CEO，全面負責公司運營。
在離職風波發生前，俞敏洪對孫進的評價是“解決問題的高手”；風波發生后，俞敏洪直播公開道歉時則說：“管理層調整后公司管理方式出現偏差，過度側重制度管控、忽視團隊人文關懷，導致團隊氛圍出現問題。”
事實上，道歉之后的俞敏洪并不會停下腳步，“去主播化”從來不是孫進的選擇，而是俞敏洪在董宇輝事件后的戰略底線。俞敏洪曾公開表示：“以后在可見范圍內，東方甄選不可能再出現某個主播獨立成立一個平臺。”
換言之，主播離職并不是一個需要避免的錯誤，而是可以接受的代價，唯一的問題是孫進把“去主播化”做的太急了。
公開資料顯示，孫進2006年加入新東方，從一線教師一路做到集團副總裁，在管理風格上其追求效率與標準化，入主東方甄選后孫進做了一系列改革，比如擴充主播團隊、標準化產品講解、削減資源、調離黃金時段主播等，這些改革措施成了頭部主播離職的導火索。
從目前的結果來看，俞敏洪盡管嘴上道歉，但心里仍支持孫進，道歉和公開挽留只是面對公眾的情感管理手段，并不代表戰略方向會調整。
東方甄選的戰略方向是要解決直播帶貨的悖論，既流量的來源是個人，但流量的歸屬是平臺。
簡單地說，主播提供的是人格化信任和轉化率，這是流量來源，應該拿流量來源的回報；平臺提供的是供應鏈、選品、分發，這些是基礎設施，應該拿基礎設施的回報。
現實卻是平臺拿走了大部分利潤，主播只能靠規模換收入，當主播流量貢獻大到足以讓觀眾“只認人不認平臺”時矛盾便會爆發，要么平臺接受主播的高額分成要求，要么用資源扶持新主播來制衡。
這樣的劇本出現過很多次，造神、依賴、博弈、出走、再造神的路徑在每一家平臺接連上演。而俞敏洪和東方甄選則想和行業規律對抗，用供應鏈和會員體系代替主播成為流量來源，這種方式最笨、最慢，但也最可控。
不過這一路徑成功的前提是供應鏈和會員體系能產生足夠的自然流量，彌補主播人格化信任的缺失。
從數據來看，東方甄選2026財年中期財報顯示，東方甄選自營產品占GMV比例提升至43.8%，來自東方甄選App的GMV的占比也提升至15.7%。
這些數字發生在離職潮以前，今年下半年的數據才是對東方甄選路徑的真正驗證，在沒有明星主播之后，東方甄選貨架上那些自營產品還賣不賣得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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