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貴州丨明代貴州鄉試開科路上的“先鋒”

撰文：陳 元 刊載于《文史天地》2022年第12期

明代的科舉考試分鄉試、會試和殿試三級。其中的鄉試是由皇帝欽命的主考官主持的省級考試，每三年一考，考點設在直隸府和各布政使司駐地，考中者稱為舉人。洪武三年（1370）五月，朝廷頒布《開科舉詔》，開啟了明代的科考序幕。當年八月，直隸府和十一個布政使司舉行了鄉試。永樂十一年（1413）二月，朝廷始設貴州布政使司，貴州正式成為一個省級行政區。

圖源：貴州文庫

建省之初，貴州生員的鄉試附搭云南。洪熙元年（1425）九月，朝廷又令“貴州所屬有愿試者，于湖廣就試”，即令貴州生員的鄉試附搭湖廣。宣德二年（1427）六月，貴州布政司向朝廷奏言：“貴州去湖廣四十余驛，去云南止八驛，乞以近相附。”奏請本省生員到較近的云南鄉試。此請得到了宣宗的允準。從宣德四年（1429）開始，貴州生員又附試云南。自此之后，朝廷雖不斷增加貴州的解額（舉人名額），但鑒于赴考之便及本省文教之發展，貴州官員仍不斷上疏朝廷，力陳鄉試之利，爭取開科權利。

目前，最早記錄有貴州開科之請的是弘治年間（1488—1505）官修的《貴州圖經新志》。該“志”有云：“成化間太監鄭忠、都御史秦敬、布政蕭儼以人才漸多，請設科于貴州，不允。但令增額四十人，而貴州得十四人?！币簿褪钦f，早在成化年間，貴州官員就已向朝廷奏請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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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志”是由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沈庠主修，貴州宣慰使司儒學教授趙瓚等編纂的，是貴州建省之后設局官修的第一部省志，也是貴州現存最早的方志。沈庠是弘治九年（1496）由刑部郎中出任貴州按察副使，主要是負責督察全省學校教育，而此“志”是他在按察副使任上刪正定稿的。因此，作為當時專管貴州學政的沈庠，對于三十年前本省官員奏請開科的大事，不可能不慎。所以“志”中所載鄭忠、秦敬、蕭儼等請開科一事，恐難質疑。

不過，由于不見他們的奏請全文，所以現在只能于史料中窺見片言只語。

如成化三年（1467）十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周源奏：“貴州士子赴云南鄉試，登涉險遠，動二千余里，而解額止十人。且貴州與廣西俱為荒服，而廣西取士至五十余人，乞照廣西增解額?！睂Υ?，憲宗下詔各司商議。同年十一月，貴州左布政使蕭儼等再奏：“云、貴二布政司儒學共五十余所，而科額共三十名，而貴州止得十名，宜量增名數以勵士氣。”禮部復議后，奏準將云、貴“鄉試舉人量增十名，貴州六名，云南四名”。

貴州宣慰府

以上源于《明憲宗實錄》的兩處簡短記載，雖未言及開科事宜，但隱約有分試的味道。如周源首次拿貴州與廣西相比照請求增額，實可能是想效仿廣西，擺脫云南合試。因為明初，廣西鄉試也是附搭廣東，后來廣西獨立開科。

而且關于此事，貴州后續的奏請者幾乎都將之作為先例呈現在奏疏之中。而次月再次上奏的蕭儼，也許重申了廣西之例或周源之愿，但《明憲宗實錄》可能出于文字節略或其他原因，所以只記錄了蕭儼奏請加額的言詞。另外，從蕭儼奏得的十名解額來看，作為“客場”的貴州獲得六名，而“主場”的云南才獲得四名，這一非常規的分配，難以令人不疑那是朝廷對貴州開科之請的特別安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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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成化六年（1470）四月，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秦敬向朝廷上奏：“貴州學校悉屬云南提調僉事兼理，相去動經千里，往來考試不便，乞令本官專理云南學政，本省從分理官兼之?！奔醋嗾垖⒃颇咸釋W僉事專門管理云南學校，而原來負責管理的貴州學校則令貴州分巡官兼理之。

實際上，在正統元年（1436），明廷便開始在各布政司設置管理本省學校的提學官，往往由按察使、副使或僉事充任。但貴州建省后并未任命專人，仍與云南共設一提學，故秦敬奏請在貴州設置此官員。

朝廷雖然同意了秦敬的請求，但并沒有真正實行，貴州學政仍由云南兼管。所以弘治四年（1491），巡撫貴州監察御使汪律再次上疏：“貴州學校以云南提學僉事兼領，地遠不能遍歷?！敝钡胶胫问辏?503），始在貴州提刑按察使司設提學副使一員專管全省學務，并于弘治十八年（1505）修建提學道署。但秦敬之請，已然是在尋求貴州教育的獨立，其實也不免是鄉試獨立的應有前奏。

弘治七年（1494）十月，貴州巡撫鄧廷瓚等再奏朝廷，他說：“本布政司生員，舊于云南布政司鄉試，其試錄止名《云南鄉試錄》，所取舉人名數通四十五名。今請于本處開科，以免合試，增解額以激士心。”奏言中，他提請貴州獨立開科，結束與云南的合試，并希望增加解額。

然而，禮部對貴州開科之請未予支持，其否決理由是“舊制不可改”。但同意加額五名，其中貴州分得三名，另將原來反映生員鄉試情況的《云南鄉試錄》改名為《云貴鄉試錄》。禮部的復議得到了孝宗的允準。不過，此番鄉試錄的名稱變化，或許給貴州考生也帶來了一點歸屬感。

弘治十二年（1499）七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張淳奏請貴州開科。奏疏中，他回顧了貴州生員附試云南的歷史以及歷次加額的情況，并再提鄧廷瓚等已奏未準之事。他言道：“竊見貴州學校至二十四處，生徒至四千余人，前科赴云南鄉試者逾四百之上，且每科中經魁并前列者往往有之?？茍鲋M，則鎮遠、永寧二處商稅銀歲至一千三百余兩，贓罰等項又可二千五百余兩，用之有余。況本城內舊有公館一座，地勢軒敞，少加葺補，堪作試院。請各自開科為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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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淳認為，貴州的生員人數日漸增多，生員水平也有顯著提高；開科所需的費用也已有著落；貢院也有意向，即可將城內舊有的公館葺補使用。然而對于張淳的奏疏，朝廷只是“命下所司知之”，后來并未有下文。

弘治十二年（1499）八月，鎮守貴州總兵官、東寧伯焦俊又上奏朝廷，奏文稱：“貴州人才漸盛，請自開鄉試取士，不必附于云南。”他再次重申貴州人才漸多，請求自行鄉試。但禮部仍以“舊制不可輕改”為由，駁回了焦俊的請求。

弘治十三年（1500）七月，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錢鉞等再次題請禮部“欲于貴州開科取士，所取解額，伏乞欽定”，但禮部認為：“今若再另開科，重增解額，誠恐南、北直隸，浙江等布政司一概比例奏請，競事紛更，所據各奏情詞，難以聽行?！倍Y部以擔心南北兩直隸、浙江等布政司效法為由，予以拒絕。

正德九年（1514）十二月，貴州宣慰司儒學聲稱，要于本省另設科場。貴州巡撫陳天祥批行布政司左參政孫清會同都、按二司對此事再行商議。商議結果認為：“貴州人才向盛，相應各自開科。”據此，陳天祥會同鎮守貴州太監史泰等合奏，請求開科，但禮部以“錢糧欠敷，恐窒礙難行”為由，又一次否定了貴州方面的請求。

跨越三朝、歷經半個世紀的奏請，均未達到開科目的，但貴州的地方官員并未就此作罷。

嘉靖元年（1522）、六年（1527）等年，貴州提學僉事夏邦謨、劉彭年等重提開科之事。貴州巡撫湯沐批行布政司右參政于湛會同其他二司商議。商議認為：“場屋原擬官署，固不敢動勞民力；錢糧取辦稅糧，亦不敢輕動民財，相應比照廣西，各自開科?！奔纯紙鰯M有官衙，考費擬有錢稅，無須勞民傷財，可以參照廣西從廣東分離的先例，獨自開科取士。于是，湯沐會同鎮守等官，按此意見再次上奏，但皆杳無音信。

嘉靖九年（1530），在京任禮科左給事中的田秋（貴州思南籍），有感于早年鄉試赴云南考試之苦，加之認為貴州文教不興的癥結所在是貴州不能開科取士，于是以《請開賢科以宏文教疏》上奏朝廷，力為貴州開科據理力爭。

貴州省德江縣人民公園內的田秋塑像 張賢春攝

首先，他闡明了貴州的人才“非昔日之比矣”，并以自己赴云南鄉試的親身經歷訴說了貴州士子奔考之苦，還舉例廣東、廣西由合試到分試帶來的人才之盛，于是他認為“開科盛舉，正有待于今日也”。因此，他直面議事者常以“錢糧之少”為由而不予開科的問題，他說：“臣竊以為不然。”他解釋道：“蓋貴州雖附云南鄉試，而舉人坊牌之費，貴州自辦也。鹿鳴之宴，貴州自備也。今所加者，不過三場供給、試官聘禮耳。鎮遠、永寧等稅課司，每歲不下數百兩；思南府又有棉花稅，若設一稅課司，委一廉干府官監收之，每歲亦可得數百兩。只此數項，足充其費。況求才大事又可靳于區區之小費乎？”他認為，現今的坊牌和鹿鳴宴費用，貴州本已承擔，單獨開科后，新增費用只是三場考務費和考官的聘費，這些費用可通過鎮遠、永寧的稅課司稅收和思南府的棉花稅來籌措，并足夠其用。

盡管田秋已對開科所需經費問題做了重點說明，然禮部還是顧慮重重，于是回復說：“但另設科場，中間支費不資，雖文教所宜，難保地方不便，相應查勘，以便擬請?！辈痪?，禮部要求都察院下文給貴州巡按陳邦敷，陳氏又令地方有關部門轉委貴、前二衛掌印指揮管雄、宣慰司經歷邵稹等。他們帶領工匠對省城南隅擬建貢院之所的空閑分司進行勘察丈量和建造預算，也對聘請考官禮物、鋪陳、器物等費用進行了預算。總預算需白銀三千六百七十八兩七錢二分。而查得當時貴州所儲連年積累的剩余白銀僅有三千二百五十七兩。面對已有庫存難抵開科支費，此事又被擱置起來了。

用于科舉考試的場所——貢院

嘉靖十三年（1534），貴州按察使帶管提學事韓士英同布政司等對開科一事又展開討論。他們一致認為“事有關于文教者，不可惜小費”，表示對于文教事業，要不惜費用。同時，他們也注意到，以往之所以屢奏屢敗，主要是議事者常以“舊制有礙、人才未充、錢糧不及”為由加以拒絕的。

因此，他們就此在奏請中分別予以了論證。他們舉例說：“兩廣舊設一科，及后另開，人才漸出。以云、貴較之，雖地嗇不同，而天地生才，國家養士，豈以彼此異視乎？”即以兩廣鄉試由合到分的先例來說明“于舊制未有礙也”。他們又描述說：“貴州合省士子，不下三千余名，每科試，五經皆全。上春官、登廡仕者，先后弗絕。”即用貴州生員人數之多和科考的不遜表現來說明“人才未為不充也”。

他們還強調說：“省城南隅，見有空閑分司，屢經委官查估，堪立貢院。合用錢糧，動支庫貯無礙銀兩，亦夠應用?！奔匆詭啄昵耙炎龅念A算來說明“錢糧未為不及也”。他們從兩廣先例、貴州人才和費用場地等方面系統闡述了貴州獨立開科具有的條件，因此認為“如蒙詳議，題請開科，實為便益”。經世宗允準后，送至禮部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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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四年（1535），韓士英離任貴州，剛到任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的王杏，收到了貴州宣慰司、貴前二衛致仕官員孟震等人的呈文：“仰惟我朝取士開科，惟貴州附搭云南。兩省隔越，山箐險阻。赴試之時，溽暑瘴癘正甚。往者隱憂，居者積慮，構病遭劫，亡財喪身，歷歷可數。伏望采擇奏聞，一體設科，拯救士子無限之苦，轉移夷丑昏悍之俗，實為便益。”

再基于韓士英等之前的商議結論，王杏等趁熱打鐵，立馬題請開科。奏疏中，他們指出：“貴州自建省設學校養士以來，歷百五十余年，文教茂往昔十倍。諸生就試云南，苦于道路。今于貴州城內西南隅擇地，可以營建貢院，計所需白金二千四百余兩，檢藩庫羨緡可辦。夫士盛既足，為科而費復措，別開科可免諸士跋涉，益感恩勵學。愿睹賓興盛事，以仰贊圣化，如秋議便?！蓖跣拥冉梃b了歷任官員的題奏理由，重申了百年來貴州人才之興盛、學員趕考之艱辛，尤其論述了開科對社會教化的作用。

因為有此前多次奏請的鋪墊，禮部對貴州所具備的開科條件已有知曉。因此，嘉靖十四年（1535）八月，禮部復議認為：“貴州文教漸洽，人才日盛，科不乏人，近年被翰苑、臺諫之選者，往往文章氣節與中原、江南才俊齊驅……今既查省城南隅有空閑分司，堪立貢院……即便動支前項，無礙官銀，于議定舊址建立貢院，依期開設鄉試，以備一省賓興之制。”十月，朝廷同意了禮部之議，允準了貴州開科取士之請，并給予解額二十五名。隨后，貴陽的貢院也在王杏的主持下開工修建。

箭頭所指為明代貴陽貢院

嘉靖十六年（1537），貴州在貴陽舉行了建省125年來的首次鄉試?？蛇z憾的是，此時的王杏已調離貴州，未能親睹此歷史曠典。但涂勛也未忘卻這個最后的奏請者，他在當年的《貴州鄉試錄序》中評價道：“嘉靖丁酉秋，鄉試屆期。先是，我皇上特出宸斷，詔貴州開科，解額取士，行禮部大臣所定議及前巡按監察御史王杏所疏請也，猗與盛哉！”

總之，自貴州建省之后，為實現鄉試能在貴州開科，諸多地方官紳一直充當“先行者”，前赴后繼地為之奔走呼號、建言獻策，才成就了貴州開科的百年夢想。雖然有的奏請者經傳無名，有的事跡未詳，有的甚至被罷官除名，但他們在爭取貴州開科取士的道路上，設教興學，化民育才，為推進明代貴州文教事業的發展，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貢獻。因此，他們是貴州教育史上不可忘卻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