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NOWNESS現在

西郊賓館的香樟樹林里，匈牙利導演伊爾蒂科·茵葉蒂抬頭看到一片被稱為“樹冠羞避”的景象——天空被樹冠分割出清晰的邊界，從這片天然整飭的樹葉間隙中流下四月的陽光。在這里，她帶著新電影《寂靜的朋友》，還有電影的主演梁朝偉先生，與我們見面。

“這部電影中的角色，無論是人類還是非人類，都是孤獨的。我想為梁朝偉尋找一個孤獨的搭檔。銀杏樹在600萬年前就差點滅絕，如今沒有任何親屬，它可能是地球上最孤獨的植物了。”

于是在茵葉蒂的故事里，一棵從1842年活到現在的雌性銀杏樹，佇立在沒有同類的植物園，在三段時間線中與三個受困的靈魂相遇。“不反抗，也絕不想順應”，茵葉蒂這樣形容自己電影里看似局促的人們，“他們不太在乎，不讓自己被壓力和期待壓倒，也不為自己的叛逆或孤獨而驕傲，他們只是走在自己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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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就這樣在孤獨感中展開，樹在冒險，人也在冒險，認識別人，認識別的物種，認識自己，神經信號在跨時空的共鳴中點亮樹梢和大腦。

人類學家項飆說，在現代人的普遍困境里，我們追逐“認可”，卻忘記了“認得”。用人類的語言描述植物，用人類的圍欄建設植物園。樹其實不需要你的認可，你卻需要認得樹。即使我們無法創作出純粹的非人類中心電影，卻要始終嘗試去“認得”這中心以外的那些事。這種嘗試終將使我們再次認得自己，獲得一刻心靈的休憩。

電影結尾，借由攝影機的目光，我們得以看到這棵巨大銀杏樹的全貌，那仿佛是樹的慷慨。托尼·王教授為銀杏樹授了粉，他凝視著繁茂的枝葉，告訴我們結果“還需要再等等”。

戲外，演員托尼·梁站在香樟樹的樹蔭下，他說：“我們本就是一體的。”

梁朝偉 & 伊爾蒂科·茵葉蒂 NOWNESS短片，即將上線

“我為梁朝偉寫了這個角色，如果他不接下這個角色，我恐怕要重寫新的劇本”。茵葉蒂懷著對梁朝偉作品的長期喜愛和對他的好奇心寫下了《寂靜的朋友》，如果你看到電影開頭橫亙于銀幕上的梁朝偉的沉靜特寫，你也很難想象世界上有第二個人更加適合做那棵百年銀杏樹的沉默朋友。

李安說梁朝偉是所有導演的夢想，因為他會讓導演被迫面對隱秘的自我。《悲情城市》中的清澈與悲憫、《無間道》中的疲憊和狡黠、《韓城攻略》里的俏皮和市井，熟悉梁朝偉藝術生涯的觀眾會發現他在天分之外的技巧——以身體和存在（presence）而非單純按照文本表演，這種表演因而具備了穿透文化和語言、抵達角色核心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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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早就在戛納拿到最佳男演員獎、主演過三部獲得威尼斯金獅獎的電影、又以個人身份拿到威尼斯終身成就金獅獎，這一切都很容易讓我們忘記，梁朝偉此前還沒有合作過歐洲作者導演。他自認從前并不習慣與陌生團隊合作，然而打破慣例比想象中要輕易。“我平常挑選電影，最重要的決定因素還是導演，”他說，“茵葉蒂導演的電影我看完很是喜歡”。回頭看去，這場合作似乎是注定的。

人們常稱茵葉蒂為“超現實大師”。她華麗迷幻的首作《我的20世紀》獲得了戛納金攝影機獎，片中有會說話的星星；早期作品《魔術師西蒙的愛情》里，一株植物成為了一樁謀殺案的目擊證人；拿到柏林金熊獎的《肉與靈》，則講述了兩個孤獨的人類靈魂在夢中相愛。但這種“超現實”只是高度總結性的標簽——“超現實”不過是諸多現實中的一種，茵葉蒂的現實在迷亂的外表、紛繁的結構、重疊的隱喻之下，常常以感官體驗搭橋，通往孤獨角色震顫的內心。

兩人具備著某種相似的氣場：穩定，不帶威懾性，平衡著現場的氣壓，對電影的思考時常超越作品本身。第一次網絡會面時，他們不曾聊過劇本或人物，而是探討共享的哲學觀。茵葉蒂引用了神經科學家阿尼爾·塞斯的理論，“我們一直處于幻覺中，當人們一致贊同這種幻覺，它就成了現實”。“我就覺得這好像我們佛教里的一些看法，生命就是一個幻象。”梁朝偉說。

但是也略有不同。梁朝偉告訴導演，他覺得東方哲學講求的是“與萬物合而為一”（Oneness）。而茵葉蒂意識到，西方哲學更多關于“分離”（Separation）——人與人、與自然、與世界其他部分的分離。某種程度上，西方人對這種分離引以為傲，認為人凌駕于萬物之上；但在另一些層面，又對遺失的“統一感”充滿渴望，并因此心存憂郁。

這種對“統一感”的追求，是貫穿影片的線索。在與銀杏樹相遇之前，王教授的本職是研究嬰兒的大腦和認知。在一堂精彩的腦神經科學課上，他告訴學生，成年后人類的大腦學會了分工，以不同分區處理不同事務，嬰孩則是“讓世界來決定他們會看到什么”。他們似乎能同時注意到世界的諸多表象，而不會刻意決定在何處集中注意，何處抑制干擾。嬰兒的大腦不加選擇地全盤活躍，如同王教授讓光球在學生中傳遞，“不是割裂，不是分離，而是連續整體的一部分”。

“王教授的實驗實際上是在嘗試進入‘合一’的狀態”，茵葉蒂說，“那種狀態與我們還是嬰兒時的體驗非常相似——也與我們猜測的‘當一棵樹’的感覺最為接近。”

在一個夢幻般的片段中，王教授戴上傳感器，試圖貼近銀杏樹的感受。點點金光順著樹梢向外延展，如同電信號沿著人類的神經，在突觸間傳遞。

我們真的能理解另一種生物的感受嗎？

電影提到“Umwelt”這個關于動物知覺的概念，意為“周遭世界”。所有生物同時處于一個物理環境，但每個生物都有自己限定的感知方式和范圍。“我覺得Umwelt對于人，像是我們東方人叫作‘心’的東西，我們人的‘心’不是在身體里面的”，聊到這里，梁朝偉饒有趣味地講起許多與人類好似無關的事：

“我們也不需要真的感受蚊子的Umwelt，比如它可以感知到溫度，它會知道酸性，它還有很多毛（注：蚊子的神經感官器官），但它看不到那么多顏色，不像我們有五感……再比如人類看到水，我們就‘意識’到它是水，當你是一條魚的心境，看到水，你覺得魚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沒當過魚，我想也許魚會覺得安全，可能就是‘家’的感覺。”

“不論我們多么了解另一生物的物理事實，我們都無法知道成為那個生物是什么樣的感覺”——哲學家托馬斯·內格爾1974年的論文《變成蝙蝠會怎樣？》（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也是茵葉蒂拍攝《寂靜的朋友》的重要靈感之一，意味著不論我們如何想象，都無法主觀地進入另一個生命的Umwelt。

“70年代有過一波巨大的好奇心浪潮，它關于探索人類意識的限度，關于想象其他的存在方式、其它的Umwelt。不僅是人類以外的生物，也關于在不同社會、文化中生活的人類。托馬斯·內格爾的論文是眾多探索‘當我們接近另一個生命時，我們究竟能觸碰到什么’的嘗試之一。我們能去想象它者的Umwelt嗎？能。但我們能真正感受到一只蝙蝠所擁有的現實嗎？不，因為我們（人）是從內向外構建現實的，圍繞著我們的并不是客觀現實。我們基于感官，從內部構建它。對人類而言，這種構建還包括社會和文化習慣。”

即便如此，茵葉蒂還是對跨越界限的理解感到樂觀：“事實上，承認自己的局限是具有解放性的，承認我們以感官構建起的一切只是無數現實之一，其實令我們不那么孤獨了。即使我們清楚自己無法真正進入另一個生命的現實，但只要知道在這個星球上，我們不是唯一擁有復雜世界的生物，我們就可以感受到一種回家一般的親近感。”

梁朝偉的影迷可能難以忘懷周慕云的那段吳哥窟獨白： “以前的人，心中如果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會跑到山上，找一棵樹，在樹上挖一個洞，然后把秘密全說進去，再用泥巴封上，這秘密就永遠沒人知道。”在看完《寂靜的朋友》之后，有觀眾感到好奇，當王教授試圖和那棵銀杏樹同步腦神經信號時，梁朝偉是否會想起那個藏滿秘密的樹洞。

在20年后“成為”神經科學家的梁朝偉回答說，自己對植物的看法在拍攝之后已經完全不同，在香港太平山頂跑步的習慣也被徹底改變。看著山上的植物時，他會不自主地產生奇異的感覺，有時也為自家的植物感到難過，仿佛建造了動物園般的牢籠關住它們，只為了自己的樂趣。他更加懷疑那種粗暴的生物階級秩序（hierarchy）——人類作為所謂的高級智慧生物安坐金字塔頂端，而其它生命被以“智慧”或“功能性”的指標排序，沉默的植物則處于最底端。

《寂靜的朋友》的另一個中文譯名是一個問句：你是不會當樹嗎？人類自然永遠無法感知成為一棵樹、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覺，但這不代表我們就此困在各自孤立的感官氣泡中。像走入雨中試圖感銀杏樹所感的王教授一樣，“嘗試”本身將我們連結在一起。

“為了了解音樂，你得聽音樂。可是只要你開始想著‘我正在聽音樂’，你就已不在聽音樂。想要弄明白歡樂或恐懼，你一定要全心全意地感知它。一旦你開始給它們命名并且說‘我很快樂’或‘我害怕’，你就沒有在覺察它們。”

茵葉蒂推薦給梁朝偉的參考資料里，在眾多腦神經科學、植物學專著中顯得不同的是阿倫·瓦茲的《心之道》。這顆心，就是梁朝偉所說的“不以物質形式存在的心”。在與韓國演員李政宰交談時，他提起一個故事：“老子帶了五六個學生去看日出，其中一個學生說‘哇好美’，老子便說你可以走了，當你說出‘好美’的時候，你已經將這景色局限在‘美’里，你便看不到其它東西了。”

《寂靜的朋友》背后也的確存在著這樣一種“覺察”而非“判斷”的邏輯：“覺察，在經驗發生的當下時刻察覺到它，而不對它產生任何判斷或想法。”

“我不會帶著一個想法去電影院”，對看電影這件事，梁朝偉使用的是“心”的媒介。《寂靜的朋友》模擬著植物的時間感而非人類的，三個主角的故事也沒有既定的戲劇弧光，因為茵葉蒂希望自己的電影可以打開些什么，而不只是做畫上句號的動作。

“我們有著自己的觀看傳統和觸達電影的方式，一旦電影給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東西，人容易執著于理性（mind)。在《寂靜的朋友》中，我并不試圖對抗那些人們慣于從電影里獲取的東西。是的，人們總是渴望故事，渴望通過故事來消化世界。但在展示人類故事的同時，我們也提供了別的東西。如果觀眾是放松且開放的，他們能獲得很多樂趣，因為那是感官的體驗，這些體驗在為不同的理解方式開辟道路，而發現新事物也總是令人愉悅的。一旦觀眾抱著‘天啊，這是關于神經科學、植物交流和實驗的電影’這種念頭去影院，這樣的預設會讓人變得僵硬，也感到威脅，從而無法自由地擁抱電影提供的細微感受。”

用文字語言去描述一部電影、一部交響曲，一張畫作，嘗試過度解析作品而非感受，都有點舍近求遠。作為觀眾的茵葉蒂和梁朝偉，像自然呼吸一樣體驗著電影。作為從業者的兩人，在創作時也遵循著相似的路徑。

梁朝偉常常提到出演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對他的影響。在和素人演員共同工作時，他尋得了“不要過度表演，像素人一樣表演，但帶著表演技巧”的方式，同時也學習到從文學中找到表演靈感的方法。而侯孝賢本人的閱讀習慣也更傾向于感官而非理性，“與其說讀書，不如說是翻書”，即使隔天醒來已不記得昨日讀的書中的人名、情節，但“直覺”和“氣味”化作了影像的線索。

《寂靜的朋友》或許是個美麗的巧合，來自另一個“跟著感覺”在剪輯的作者導演，和同一個用身體和心靈在表演的演員。讀完沈從文，侯孝賢記住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沈從文遠遠觀看的“天眼”。而看過《寂靜的朋友》多年以后，也許我們不再記得三位主角的面孔和事件，但如同電影背景音里不斷低吟著的歌德的《銀杏》，“我”與自己、與天地分離又融合的感受，或許會在某一個時刻再次升起。

梁朝偉 & 伊爾蒂科·茵葉蒂 NOWNESS短片，即將上線

銀杏

Gingo biloba

(歌德)

Dieses Baums Blatt, der von Osten

Meinem Garten anvertraut,

Giebt geheimen Sinn zu kosten,

Wie’s den Wissenden erbaut,

Ist es Ein lebendig Wesen,

Das sich in sich selbst getrennt?

Sind es zwei, die sich erlesen,

Da? man sie als Eines kennt?

Solche Frage zu erwidern,

Fand ich wohl den rechten Sinn,

Fühlst du nicht an meinen Liedern,

Da? ich Eins und doppelt bin?

這棵樹的葉子，從東方

被移來，托付到我的花園，

讓人品味其中的隱秘深意，

令知者心生歡喜，

它是否是一個有生命的實體，

在自我之中分裂？

抑或兩個相互交融，

被世人視為一體？

要回答這樣的問題，

我已覓得真諦，

難道你沒從我的詩中感受到，

我既是一個整體，又是雙重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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