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信息時代：電焊工將比大學生的前途更光明

大轉型已經開啟，它將塑造我們的未來，正如同日漸式微的信息時代塑造了過去的幾十年一樣。

最近幾年，關于 AI 的公共討論里，有一個越來越明顯的反轉。

過去，人們相信最光明最有前途的職業是“坐在電腦前”的職業：寫代碼、做分析、搞設計、寫報告、處理信息、管理流程。父母勸孩子讀大學，社會勸年輕人進大廠，媒體不斷重復同一句話：未來屬于知識工作者，屬于會處理符號、數據和抽象概念的人。

但 AI 出現之后，這個信仰開始松動。

最先被沖擊的，恰恰是那些看起來最體面、最現代、最接近“未來”的工作。程序員發現代碼可以被生成，設計師發現創意可以被批量生產，咨詢顧問發現報告可以被模型起草，律師助理發現文書可以被自動整理，營銷人員發現文案和方案已經不再稀缺。

很多年輕人辛辛苦苦拿到大學文憑，進入白領系統，最后卻發現自己掌握的能力，正是機器最容易復制的能力。

與此同時，一個曾經被很多人看低的方向，正在重新獲得尊嚴：焊工、電工、水管工、機械師、制造業技師、工業工程師，以及所有真正能把現實世界運轉起來的人。

這正是今天這篇文章《Goodbye, Information Age再見，信息時代》中討論的問題。文章標題很直接：告別信息時代，焊工的前途可能比大學畢業生更光明。

作者是美國城市研究學者喬爾·科特金，查普曼大學城市未來方向的Presidential Fellow，也是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高級研究員，長期研究城市、人口、階層、產業和地理格局變化，關注城市未來與社會結構變化，著有《The Coming of Neo-Feudalism》等作品。

這篇文章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沒有把 AI 只當成技術問題來看。科特金真正關心的是：當 AI 開始吞噬知識工作之后，整個社會的權力、財富和機會，會向哪里重新分配？

他的答案很清晰：我們正在走出信息時代，重新進入一個重視能源、制造、基礎設施、硬件、國防、航天和實體生產的時代。過去幾十年，軟件、平臺和數字經濟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也制造了一種幻覺：只要掌握信息、代碼和符號處理能力，就能站在經濟鏈條的上游。硅谷的崛起、互聯網公司的市值神話、程序員和產品經理的高薪，都強化了這種想象。

但現在，局面正在變化。

AI 正在把大量知識工作壓縮成自動化流程。代碼、文案、圖像、分析、翻譯、客服、營銷方案、法律檢索、財務處理，這些原本需要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完成的任務，正在被模型快速侵蝕。反過來，那些必須在現實世界中完成的工作，那些需要身體、工具、現場判斷、材料經驗和工程能力的工作，反而顯得更難替代。

這就是文章中“焊工比大學畢業生更有前途”這句話的真正含義。它并非簡單貶低大學教育，也不是浪漫化藍領勞動。它提出的是一個更尖銳的判斷：當信息處理被AI大規模自動化之后，社會的稀缺性會從“會處理符號的人”，轉向“能控制現實世界生產的人”。

科特金還把這個趨勢放到更大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結構里理解。疫情曾暴露美國連口罩、基礎藥物原料都難以穩定供應的問題。能源危機和霍爾木茲海峽局勢也提醒人們，國家安全并不建立在 App 和算法上，而建立在能源、工業、物流、制造和軍工能力上。

中國為什么重要？海灣國家為什么重要？美國為什么重新強調制造業回流？答案都指向同一個事實：現實世界的生產能力，正在重新成為國家競爭的核心。

這篇文章也談到美國內部的地理變化。過去的信息時代讓加州、紐約、波士頓、西雅圖等沿海大都市受益；新的工業和能源周期，則可能讓得克薩斯、俄克拉荷馬、俄亥俄、密西西比等地區獲得新的機會。數據中心、半導體工廠、汽車制造、航天企業、國防科技公司，正在把資本和就業重新帶向美國腹地和陽光地帶。

對我國群眾來說，不要以為文章只是在講美國就業。它真正值得關注的地方，是它提醒我們重新思考一個被過去二十年互聯網敘事遮蔽的問題：一個社會到底靠什么立足？

過去我們太習慣相信“輕資產”“平臺化”“數字化”“知識經濟”。但 AI 時代的殘酷之處在于，越容易被表達成文字、代碼、圖像和流程的東西，越容易被模型學習、復制和壓價。真正難替代的，往往藏在更笨重、更具體、更接近物質世界的地方：工廠、能源、設備、供應鏈、空間、材料、維修、建造、交付、現場經驗。

所以，這篇文章表面上是在講焊工和大學生的前途，深層講的是信息時代之后的價值轉移及社會秩序重組。

如果過去幾十年的贏家，是那些坐在屏幕后面處理符號的人，那么未來的贏家，可能會更多屬于那些能夠把 AI、能源、硬件、制造和現實世界連接起來的人。不是每個人都要去學焊接，但每個人都需要意識到：純粹的信息能力正在貶值，能夠進入現實生產系統、掌握真實交付能力、占據實體鏈條位置的人，會越來越重要。

再見，信息時代：電焊工的前途比大學畢業生更光明Joel Kotkin 1 May 2026

知識型職業正在衰落。

在我教授的一門關于人工智能社會影響的研究生課程中，學生包括游戲設計師、倉庫主管和人力資源專家。他們中的許多人擔心，隨著人工智能在各自行業的應用，現有的工作可能會消失。然而，當我訪問俄亥俄州紐瓦克市的一所職業學校（Trade School）時，卻幾乎感受不到這種憂慮。

那些正在接受機械加工或水暖電工培訓的高中畢業生堅信，市場對他們技能的需求非常旺盛，而且這種需求將持續下去。這群年輕人——而非那些“書呆子”或“符號分析師”——或許才是下一場大轉型的贏家。這場轉型的核心，將更多地轉向實物產品的生產，而非數字和圖像的制造。

曾幾何時，由數字技術主導的世界似乎是不可抗拒的未來，但現在，我們正在走出信息時代。

這場轉型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都具有深遠影響。它利好那些與實體世界生產相關的投資者、地區和個人，從消費品到導彈，從航天器到石油天然氣。2026年至今，股市的大贏家一直是能源、材料、消費必需品和工業領域的企業。

更重要的是，這場轉型正在引發一場文化變革：年輕人正遠離傳統的四年制大學，轉而投向實用技能。換言之，美國下一代勞動者正在摒棄喬·拜登（Joe Biden）那句著名的建議——“去學寫代碼”。

我們要告別“我的極客兒子”，迎來“我的水管工兒子”。

誠然，信息經濟經歷了一段輝煌的進程，并助力全球八大富豪中的七位登頂。這些億萬富翁創立的公司價值富可敵國（至少在賬面上如此）；其總估值甚至超過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單是蘋果公司的價值就超過了加拿大的GDP，其估值約等于意大利的GDP。

這種財富與權力的聚集，以及民眾能作為“符號分析師”（正如政治經濟學家、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羅伯特·萊克（Robert Reich）在20世紀90年代所描述的那樣）而興旺的前景，曾讓美國兩大政權的政治精英們相信，無需為國家工業基礎的崩塌而焦慮。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前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克里斯蒂娜·羅默（Christina D. Romer）曾將“制造業政策”斥為一種由“懷舊情結”驅動的感傷，她宣稱：“美國消費者對醫療和理發的看重，不亞于洗衣機和吹風機?！?/p>

這場偉大的轉型應當終結此類思維。只要國家規避能源和工業發展，就必然會落后于那些控制能源或制造現實世界必需品（包括軍事用途）的國家。

這就是為什么中國正在利用其工業財富追求技術霸權，成為僅次于美國的最重要國家；也是為什么石油資源豐富的波斯灣地區依然舉足輕重。相比之下，西歐正在去工業化，且似乎致力于能源稀缺，其地位正變得越來越邊緣化。

疫情以及眼下的霍爾木茲海峽危機證明了國家為何需要強大的能源和工業部門。新冠疫情讓美國暴露出殘酷的現實：它無法提供口罩等基礎醫療設備或藥物的基本成分。由于無法將能源主權從根本不穩定的波斯灣和紅海地區轉移，美國及整個工業化世界不得不受制于那些動蕩的政權。

大轉型為西方的衰落提供了出路。軟件主導型經濟的吸引力已經減弱，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算法技術的微小增量幾乎未能讓財富惠及精英階層以外的群體。數字經濟的堡壘加利福尼亞州便是典型：巨額財富只為少數人創造，而中產和工人階級的就業前景卻在惡化，貧困程度已達到驚人的水平。

即便在科技界內部，情況也在發生變化。正如我此前為《UnHerd》撰文所報導的那樣，專注于航天和國防的企業正在崛起?！冻鞘须s志》的詹姆斯·梅格斯指出：“硬件回歸了?！?/p>

高科技公司正越來越多地嘗試將技術應用于實體事物，如無人機和衛星——無論是阿爾忒彌斯（Artemis）計劃、SpaceX，還是在烏克蘭和中東的戰場上。從某些方面看，航天工業的復興（最初由埃隆·馬斯克等企業家倡導，如今又得益于浴火重生的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正讓美國找回傳統自我：作為一個物質世界的建設者和創新者。

“大轉型為西方的衰落提供了出路?！?/blockquote>

Anduril、Palantir和SpaceX等風頭正勁的國防科技公司縮影了向“深科技（Deep Tech）”的轉變——即利用軟件來制造能夠保護國家并富裕民眾的實體裝置。這包括建造空間平臺、偵察衛星，以及能進行手術或在戰場作戰的機器人。

總部位于埃爾貢多（El Segundo）的 Varda Aerospace 聯合創始人德里安·阿斯帕魯霍夫（Delian Asparouhov）認為：“人們正轉向更硬核的技術。航空航天業正在復興。這不能僅靠人工智能完成，你需要人來建造飛船。這是一種范式轉移。”

與此同時，數字領域的魅力正在消退。經濟學家加德·萊萬農（Gad Levanon）指出，在經歷了一段軟件行業就業激增、計算機專業學生人數翻倍的時期后，軟件行業的總體就業人數已回落至2017年的水平。幾年前很少有人能預料到這一點。如果之前的增長模式得以延續，該行業的崗位本應比現在多出25萬個。

即使是寫代碼的老手，在經濟學家所謂的“基于技能的技術變革（Skills-b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面前也顯得脆弱。盡管亞馬遜和Meta等科技巨頭的利潤飆升，但人工智能編程工具正導致大規模裁員。

即使是像Block這樣由Twitter聯合創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經營的金融科技初創公司，最近也裁減了近一半員工。事實上，這是整個行業的現象。僅在2026年的前三個月，科技行業就裁員5.2萬人，比去年增長了40%。

當然，極客們并非唯一的受害者。正如沃爾瑪目前所預測的，人工智能顯然會加速某些藍領工作的消失，如倉庫工人。麻省理工學院總體預測，美國至少10%的工作面臨風險。但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初期，裁員似乎集中在大學畢業生和碩士學位持有者身上，而非高中或職校畢業生。

作為人工智能開發的中心，硅谷首當其沖，面臨職位縮減和公共服務萎縮。硅谷合資組織近期的一項研究預測，該地區將有超過40萬個工作崗位受到威脅。此外，那些為科技精英提供營銷、會計和法律服務的職業也未能幸免。舊金山和圣何塞在這些領域的就業降幅位居全美前列。

這種模式正蔓延至更廣泛的專業階層。大多數商業服務領域（如出版、營銷、教育服務和內容創作）的就業人數要么停滯不前，要么出現下滑。例如，高盛目前聲稱，人工智能裁減職位的速度遠快于新職位的產生。近期一項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商業領袖認為，ChatGPT將在未來五年導致白領階層大裁員，受沖擊最嚴重的將是“程序員”和“符號分析師”。

那么，誰能在人工智能的沖擊下生存？

一些精英人工智能工程師可能會獲得一筆橫財，直到他們被自己制造的機器超越。全球大投資者可能會變得更加富有，至少在泡沫破裂前是這樣。但真正的機會似乎在于有形商品的生產，對于大多數沒有四年制學位的美國年輕人來說，這確實是個好消息。

博斯公司（Booz & Company）制造業業務負責人阿爾溫德·考沙爾（Arvind Kaushal）估計，這十年內將新增約60萬個制造業崗位。部分原因是勞動力老齡化：過去10年里，55歲以上的熟練制造工人比例翻了一番，現役工人中有一半超過45歲。最近關于焊工的一項研究估計，到2024年缺口將達到34萬人。

這一過程正在改變年輕人及其父母的態度。2023年的一項調查發現，約83%的Z世代（Gen Z）——包括90%已經擁有大學學位的人——認為，掌握一門熟練的手藝比起讀大學，是通往經濟保障的更好路徑。盡管本科總入學人數有所下降，但自2020年以來，職業學校的入學人數增長了10%。

熟練工人的經濟狀況已經優于大學生。總體而言，市場對那些真正能制造東西的人——熟練技工或工業、化學、土木工程師——的需求持續增長，這些人對生產實體產品（而非字節）至關重要。根據某些衡量標準，四年制學位目前實際上已無職業優勢。

到目前為止，除了少數例外，我們的教育系統尚未跟上需求。當福特公司）最近招聘5000名技師、其中一些職位年薪高達15萬美元時，卻發現應聘者寥寥。此類工人的需求顯然未得到滿足。

Palantir的亞歷克斯·卡普（Alex Karp）指出，未來的就業市場要么青睞極端的技術天才（至少在機器趕上來之前），要么青睞難以被機器人取代的職業。人工智能企業家羅尼·阿博維茨（Rony Abovitz）認為，“老練、具備技術能力的藍領工人”可能成為人工智能時代最大的贏家之一。

這場大轉型也在重塑機會的地理版圖。

擁有能源和物資資源的地區很可能是贏家，如德克薩斯州、俄克拉荷馬州、阿拉斯加州和北達科他州。三星、臺積電和梅賽德斯等公司的大規模制造業投資主要集中在陽光地帶；英特爾在奧斯擴建代工廠以服務SpaceX（以及潛在的亞馬遜和谷歌）的舉動，反映出硅資源正從硅谷流走。德克薩斯、俄克拉荷馬、俄亥俄和北達科他州目前的工業增長最為強勁，而加利福尼亞、紐約和馬薩諸塞等沿海州則增長緩慢甚至出現萎縮。

長期落后的阿拉巴馬州和密西西比州目前的年度汽車產量已超過意大利或英國。許多新建的數據中心位于紅州的農村地區，例如Meta正在路易斯安那州北部建設其新的大型數據樞紐。同樣，企業總部正從東北部和加利福尼亞州遷往邁阿密和達拉斯等城市。

這種重振工業部門的努力不應被視為黨派爭論。拜登政府與特朗普的支持者一樣，都致力于推動再工業化；絕大多數美國人支持將工業大規模回流，主要目標是從中國撤回。到目前為止，回流主要體現在產量的提高而非就業人數上，但這一進程仍在持續。

然而，大轉型將影響政治權力的平衡。隨著選舉人團和國會席位從主導信息時代的沿海大都市向陽光地帶和南部轉移。正如一位進步派城市規劃者最近抱怨的那樣，數據中心和能源政策意味著“鄉村保有了對我們的統治力”。

在藍州，特別是那些受制于阻礙再工業化的綠色政策的地區，預計會出現日益嚴重的激進傾向：由于專業人士和技術人員利益受損，他們甚至開始尋求工會保護以保住受到威脅的工作。受教育程度高但缺乏安全感的選民（目前是進步黨派的基礎——加拿大的自由黨、美國的民主黨、英國和澳大利亞的工黨）將施加壓力，要求確保他們曾經預期的收入水平，哪怕這需要由納稅人埋單。

大轉型對就業的影響顯而易見，這為新社會主義者在紐約、西雅圖、波特蘭、奧克蘭、洛杉磯和明尼阿波利斯等地掌權創造了機會。這種左翼運動日益聚焦于抨擊人工智能公司，并提議禁止建設數據中心。這些努力為那些被疏遠的、大多持左翼傾向的教育專業人士與民主黨的傳統資助者（如硅谷的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他承諾人工智能將服務于“提升人類”的事業）之間的政治沖突奠定了基礎。

大轉型將如何收場仍未可知；目前，它很可能使國家在復興的工業部門與依附于信息經濟的部門之間產生分裂。但無論誰在2026年或2028年獲勝，技術和地理的變革都不可避免。

大轉型已經開啟，它將塑造我們的未來，正如同日漸式微的信息時代塑造了過去的幾十年一樣?！径?/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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