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們，先生們，老少爺們兒們！在下張大少。

前文回顧

盡管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的4000年間，眾多新石器時代文化曾長期占據主導地位（Rawson 1992: 293），但中華文明的起源可追溯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黃河流域發展形成的文明體系。隨后中國經歷了內亂、發展、擴張與穩定的周期性更迭，在王朝更替的統治體系中，商朝（公元前兩千紀中期至晚期）通常被視為首個信史王朝（Rawson 1992: 293）。年表推算、歷史紀年、地理疆域與邊界劃分皆屬復雜議題，始終是學界爭論的焦點。本書無意介入這些學術爭議，而是試圖梳理王朝時期視覺藝術的若干發展脈絡與卓越貢獻，重點聚焦于20世紀初中華民國成立前的最后一個王朝——清朝。從遠古王朝至末代王朝，可以窺見視覺藝術中驚人的延續性，諸多紋飾及其象征意義歷經數百年依然得以傳承。羅森曾提供詳盡的年表考證（1992: 293–307），其1992年著作《大英博物館藏中國藝術》堪稱研究中國視覺藝術與文化多元面向的專業學生的理想入門指南。

滿族這個源自北方的半游牧民族，于17世紀征服了日漸衰亡的明朝，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后一個王朝——清朝（17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這個疆域遼闊的帝國不僅囊括中亞、西伯利亞、西藏等廣大地區，還統轄著現今中國的大部分版圖。滿族統治者積極接納中國傳統文化規范，在政治穩定的背景下創造了經濟繁榮的盛世，使得視覺藝術及其他藝術門類獲得了長期的支持并取得卓越成就。

千百年來，中國視覺藝術在技法與風格層面展現出驚人的創新能力。中國工匠群體或許比其他任何文化群體都更為出色，在青銅及金屬鑄造、漆器工藝、陶瓷制作和紡織技藝等廣泛領域都達到了令人矚目的藝術高度。歷代王朝傳承并延續了豐富的紋飾圖譜、圖案樣式與象征符號，這些元素貫穿于各類視覺藝術形式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特定紋樣、符號及構圖布局極少專屬于某一藝術門類——例如陶瓷器上的經典構圖，往往能輕易地在各類紡織品中找到對應呈現。

世界各地的博物館都收藏著大量中國紋樣藝術品，其中以清代遺存最為豐富（同時也不乏明代及更早時期的珍貴藏品）。這些收藏為識別和探討所謂"中國傳統視覺藝術形態"提供了豐厚的實物基礎。

公元第二個千年的大部分時期，功能性與奢侈品的制作廣泛運用了各類原材料。絲綢加工、玉器雕琢、金屬鑄造等制造技藝日趨精良，而景泰藍與琺瑯彩繪等技術創新也被成功吸納運用。漆器、竹雕、青銅、牙雕、玉雕、各類木器、琥珀、螺鈿、壽山石、青金石與瓷器持續產出，絲綢至少在經濟層面仍保持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甲骨文與青銅器銘文為遠古時期的絲織生產與貿易提供了確鑿證據。商代與西周時期的此類記載尤為豐富，廣泛涉及諸多紡織工藝及其制品。1970年遼寧省魏營子西周墓葬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20余片絲織品殘片，其中包括每厘米經線五十二根、緯線十四根的斜紋錦織物（遼寧省博物館 1979: 36）。自古以來與中國密切相關的核心織物紋樣工藝，當屬刺繡、緙絲、織錦與絨織。各地區發展出風格各異的刺繡流派，漢（Hann，2004）曾對此進行過詳細論述。

禮儀用途的青銅器樣式與形態在長達數個世紀中始終追摹上古王朝（尤以商代為宗）。公元第一個千年中葉，隨著來自中亞、波斯及東地中海地區的器物（杯盞、碗碟及其他器皿）傳入，這些古老的傳統形制得到了豐富補充（Leidy, Siu and Watt 1997: 3）。金銀澆鑄工藝的采用相對較晚，約在公元第一個千年中葉。景泰藍與畫琺瑯工藝在中國的引進與發展，則可分別追溯至公元15世紀與17世紀前后。

在陶瓷領域，自遠古時代起便呈現出持續發展的態勢。通過泥條盤筑法制成的相對粗糙的古代陶器，可追溯至公元前數千年。瓷器這一術語是對精細陶瓷制品的統稱。盡管關于其首次制作與使用的確切年代存在爭議，但在公元前最后幾個世紀，這些精細制品已被大量生產。公元后各個王朝可以追溯出各種技術發展，包括窯爐構造、黏土與其他原材料的配比、所用釉料類型、成功燒制所需最佳溫度的掌握，以及在色彩與紋樣應用上的創新。產品類型涵蓋碗、茶罐、茶壺、罐、盤、瓶以及動物和人物造型的裝飾品。

可以辨識出數量驚人、種類繁多的陶瓷類型，有些為特定朝代所獨有，有些則專屬特定地區。例如唐代燒制的三彩器，呈綠、琥珀及米白/黃白色；福建省生產的建窯茶具，其特色釉面紋理被形容為兔毫；定窯瓷器，一種公元第一個千年后期中國北方生產的極為精美的瓷器，其造型優雅，在施加近乎透明的釉料之前，于胎體上刻劃或印有含蓄的紋飾。在公元第二個千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尤其是在明清兩朝，陶瓷在中國與西方諸國以及東部鄰國日本、朝鮮之間的貿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軟玉（和田玉的一種），呈現綠、黃、白等色澤，雖新石器時代中國部分地區已有本土產出，但主要依賴從中亞的和闐（今和田）與葉爾羌地區輸入。另一種被稱為硬玉（翡翠）的玉石，原產于緬甸，雖也有使用，但規模相對較小。在整個公元第二個千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玉器在中國具有重要地位，尤其在16世紀末至17世紀期間尤為突出。常見的玉雕制品包括人物、動物（現實、想象及神話中的形象）造型，以及各類碗、杯、盤、磬、文房用具和玉冊等。瑪瑙、珊瑚、青金石、綠松石、孔雀石等其他原材料，很可能也由熟悉玉雕工藝的匠人進行雕刻加工。

象牙與骨料的使用，常被雕琢成手柄、小型容器或裝飾品，其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6000年。新石器時代，中國本土存在的象群是遠古時期象牙的最初來源。在公元第二個千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來自亞洲其他地區及非洲的進口象牙，被用于交換中國商品。以雕刻人像或小型容器形式出現的象牙視覺藝術，以及將其用作木制家具鑲嵌物的工藝，在17、18世紀尤為興盛。宗教題材（基督教、佛教及道教）的雕刻人像在出口和內銷中均十分普遍。在公元第一個千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以竹、各種木材（包括熱帶硬木）、琥珀及犀角雕刻而成的器物同樣非常普遍。

中國漆器，用作多種材質器物的保護性與裝飾性涂層，源自漆樹（學名Rhus verniciflua），該樹種原產于中國中部及南部。漆液以液態形式通過逐層髹涂的方式施于器物表面，每層均需在溫暖且相對潮濕的環境中陰干固化。一旦干固，漆膜便能防水并耐受烹飪溫度。至公元兩千紀早期，漆不僅用作涂層，更成為一種可供雕琢、刻鏤與打磨的原材料。嵌有螺鈿及其他材料的建筑與山水題材敘事性構圖十分普遍。

母題與象征

中國傳統視覺藝術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母題：人物、神話動物、植物與果實、人造物品、抽象線條圖案以及多種書法符號。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是這些母題與象征的三個重要來源。作品的構圖常常受到朝廷的規范，或僅僅被傳統所限制（傳統在整個清代都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在許多情況下，通過使用吉祥母題或構圖的組合，可以傳達出微妙的含義（圖13.1—13.13）。

圖13.1 清代織物細節

圖13.2 清代織物細節

圖13.3 清代織物細節

圖13.4 清代織物細節

圖13.5 清代織物細節

圖13.6 清代織物細節

圖13.7 清代織物細節

圖13.8 清代織物細節

圖13.9 清代織物細節

圖13.10 清代織物細節

圖13.11 清代織物細節

圖13.12 清代織物細節

圖13.13 清代織物細節

佛教、道教與儒家象征

佛教的構圖通常包括佛像的描繪。佛教的八種吉祥物（八吉祥）經常被一起描繪，或單獨出現，并與非佛教的母題相結合。相關的八種佛教象征分別是：法輪（有時也作鐘），象征佛法；海螺，用以召喚信徒祈禱；寶傘蓋（或幢），代表庇護與勝利；寶傘，象征尊貴；盤長結（或作吉祥結），象征通往正道之路；蓮花，代表純潔；雙魚，寓意婚姻與和諧；寶瓶，據說盛有上天的不死靈藥，代表持久的和平（鐘1989：38）。

道教主題包括使用所謂的“八仙”或與其相關的標志物（暗八仙）。具體如下：鐘離權，軍人的庇護神，持扇，有時也持仙桃；張果老，隱士及藝術家、書法家的庇護神，持漁鼓和簡板；呂洞賓，書生及理發師的庇護神，持寶劍；曹國舅，演員及戲劇相關從業者的庇護神，持陰陽板；鐵拐李，病人的庇護神，持葫蘆和拐杖；韓湘子，樂師的庇護神，持笛子；藍采和，花商及園丁的庇護神，持花籃；何仙姑，家庭主婦的庇護神，持荷花（鐘1989：38–39）。（圖13.14a–h）

圖13.14a–h 八種道教象征符號各與一位人形的仙人相對應。這些符號分別是：漁鼓與簡板（a）、葫蘆與拐杖（b）、陰陽板（c）、扇子（d）、笛子（e）、花籃（f）、荷花（g）以及寶劍（h）。

源自儒家或類似倫理淵源的母題包括“五倫”（各種成對的鳥類：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世俗的八種珍寶（八寶）通常列舉如下：珍珠，象征能夠實現愿望；菱形（或方勝），象征勝利；磬（一種石制樂器），代表音樂造詣；錢幣，代表財富；犀角，象征健康；鏡子，代表圓滿的婚姻幸福；書籍，代表學識；艾葉，代表好運與祛病消災。

書法與諧音母題

漢語的書面語和口語都是母題的來源，并作為視覺構圖的組成部分。許多漢字具有象形起源，因此可以很容易地以風格化的形式應用到視覺藝術中。這類母題在清代經常使用。另一個重要特征是漢語中包含大量諧音詞。因此，吉祥的短語或觀念可以與相應諧音（但在其他方面無關）的物體聯系起來。這類母題在清代的視覺藝術中大量出現，通常以單個物體的形式出現，偶爾也以多個物體組合的形式出現。諧音物體的例子包括：磬（一種石制樂器），諧音“慶”，表示慶祝（同時也是音樂造詣的象征）；喜鵲，代表喜事（“喜”）；瓶，諧音“平”，代表平安；蓮（蓮花或蓮蓬），諧音“連”，代表連續不斷；桂花（或玉蘭花），代表富貴（“貴”）；蝙蝠，諧音“福”，代表幸福（鐘1989：40）。

結合諧音的短語示例如下：“金玉滿堂”（形容子女眾多），由金魚和海棠花組成；“連升三級”，由插著三支戟（諧音“級”）的花瓶構成；“連生貴子”（指多生有出息的兒子），由蓮花、手持桂花枝的男孩，有時再加上一個吹笙（一種簧片樂器，諧音“生”）的男孩構成（鐘1989：40）。需要注意的是，同一個母題（例如花瓶）在與不同組合的母題搭配時，可能象征不同的含義。

吉祥母題與構圖

清代器物上出現了大量的幾何圖案。鎖子紋（古錢紋或連環紋）廣泛用于織造和刺繡品上。植物母題也被使用。某些花卉受到青睞，包括牡丹、蓮花、菊花、梅花和海棠花。果實包括佛手（佛手柑）、石榴和葫蘆。松樹或竹子也常被描繪。

最常使用的神話動物母題是龍、麒麟和鳳（鳳凰）。這三種都具有古老的起源。如前所述，龍是中國最古老的神話生物，遠在文字發明之前就已出現在古代青銅器上（Walters 1995: 44）。龍被認為充滿“陽”——宇宙的正面原則，并被選為皇帝的象征。根據穿著者品級的不同，服飾上描繪的龍紋每足有三、四或五個爪子。五爪龍紋專供皇帝及高級官員使用。隨著佛教傳入中國，與龍相關的象征意義也被吸納進佛教中（Walters 1995: 45）。

麒麟有多種描述，但大致共識是：它是一種身體像鹿、尾巴像牛、蹄子像馬，并有兩只角的動物（盡管英文名為“unicorn”，即獨角獸，實則有兩角）。它被視為重大事件的預兆，據傳孔子出生時麒麟曾出現。

中國神話中的圣鳥鳳凰（feng huang）通常被描繪成類似華麗雉雞的形象。它被認為充滿“陰”——宇宙的負面原則，并被用作皇后的象征。

其他動物母題包括：獅子、鹿、蝙蝠、鶴、綬帶鳥（壽帶鳥）、雉雞、大雁、鴛鴦、翠鳥、鯉魚、蚱蜢、螳螂和蝴蝶（鐘1989：42）。

在清代大部分時期，文武官員需要在袍服的前胸和后背上部佩戴補子（布制品）。這一做法始于明代。圓形的、飾有龍紋的補子為皇室宗親所用。與此同時，文官佩戴方形、飾有各種鳥紋的補子，武官則佩戴飾有獸紋的補子。各自品級對應的補子紋樣如下：

? 一品：文官仙鶴，武官麒麟。

? 二品：文官錦雞，武官獅子。

? 三品：文官孔雀，武官豹。

? 四品：文官大雁，武官虎。

? 五品：文官白鷴，武官熊。

? 六品：文官鷺鷥，武官彪（或作“豸”）。

? 七品：文官鴛鴦，武官犀牛。

? 八品：文官鵪鶉，武官犀牛（同七品）。

? 九品：文官練鵲（壽帶鳥），武官海馬。

清代對服飾及其他日常用品上某些母題和象征符號的使用有復雜的規定，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規則表明不同社會階層適用哪些紋樣。威爾遜（V. Wilson 1986）對官方朝服（主要是清代）的描述，為希望了解相關規則的學生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起點。例如，明黃色袍服為皇帝專用，但有時也會使用藍色袍服。袍服上飾有“十二章”紋樣，又稱“十二帝王徽識”，據稱可追溯到西周時期。這十二章包括：日、月、三星（或星辰）、山、龍、華蟲（雉雞）、宗彝（一對青銅酒器）、藻（水草）、火、粉米（可能指谷物）、黼（斧形紋）、黻（呈對稱幾何形的“黻”紋）。盡管十二種紋樣同時出現僅供皇帝專用，但級別較低的貴族被允許使用從中選定的若干種紋樣。

古代青銅器

中國的青銅時代大約始于公元前2000年。據瓦特（Watt）所言，中國青銅時代的文化與技術以“驚人的速度”發展（1990: 13）。現有證據表明，中國的青銅鑄造是一項獨立的發明，因為其技術與世界其他地區所使用的方法不同（Watt 1990: 13）。在中國，青銅鑄造是通過一種稱為“多塊合范法”的復雜方法完成的（Tregear 1995: 300–1），該方法需要制作多塊陶范，將這些陶范組合起來便構成澆鑄青銅液（約含76%的銅、12%的錫和12%的鉛）的容器；待青銅凝固后，再將陶范拆除。在古代中國，青銅器表面的紋飾是通過陶范直接形成的，而非像其他地區那樣在鑄后施加。夏朝（被認為是一個傳說性的朝代，盡管傳統中國史書將其列為第一個王朝）偶爾與最早的青銅時代遺址聯系在一起，但正如瓦特（1990: 14）所指出的，需要更多的考古證據來證實這一觀點。然而，有充足的考古證據，包括各種形式的青銅器物，與商朝（公元前14世紀至公元前12世紀）相關聯。青銅被廣泛用于制作裝飾性的禮儀用器。盡管商朝主要局限于河南省境內，但其影響力波及中國中部和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區（Watt 1990: 15）。商代青銅器的表面紋飾以高度幾何化的回紋圖案為主，常帶有卷曲的末端，呈現出動物般的形態（尤其是龍形，但也有鹿、象、魚和各種貓科動物）。方形的螺旋紋（稱為“雷紋”）十分常見。特里格（Tregear）評論道：“青銅容器的角色逐漸從禮儀用器轉變為地位象征，這一點同時反映在紋飾和器形上……帶有卷曲羽毛和冠羽的鳥類在中國東部流行，而四足貓科動物或蛇形龍則出現在北方及更為核心的區域”（1995: 301）。

在河南鄰近諸省的許多地區，都發現了帶有商代類型紋飾的器物。這類器物在祭祀和儀式中似乎扮演了重要角色。據瓦特所言，“表面裝飾豐富的青銅容器盛放著供奉祖先神靈的酒食，而玉器則用于儀式，并作為獻給神靈和人類的最為尊貴的禮物”（Watt 1990: 15）。圖13.15至13.24展示了不同時期的青銅器物實例。

圖13.15 青銅禮器，商代，公元前12世紀

圖13.16 青銅禮器，商代，公元前12世紀

圖13.17 青銅禮器，商代，公元前12世紀

圖13.18 青銅酒器（禮器），東周早期，公元前8至前7世紀

圖13.19 青銅鐘，東周早期，公元前7世紀

圖13.20 青銅鐘，東周時期，公元前7世紀

圖13.21 青銅鏡，漢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2年

圖13.22 青銅人物騎坐于名為“ chimera”（通常譯作“辟邪”或“翼獸”）的神獸之上，漢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2年。可能曾用作燈座

圖13.23 青銅鐘，清代，1644–1912年

圖13.24 青銅鐘，清代，1644–1912年

Allane, L. (1993). Chinese Rugs. A Buyers Guide ,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Bush, S. (1975). ‘Thunder Monsters, Auspicious Animals, and Floral Ornament in Early SixthCentury China’, Ars Orientalis , 10: 19–33.

Jenyns, R. S. (1981). Chinese Art, Oxford: Phaidon.

Rawson, J. (ed.) (1992). The British Museum Book of Chinese Art ,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Tregear, M. (1995). ‘Chinese Bronzes’, in L. Gowing, ed., A History of Art, Rochester (Kent, UK): Grange Books, 300–1.

Walters, D. (1995). Chinese Mythology. An Encyclopaedia of Myth and Legend, London: Diamond Books.

Wilson, V. (1986). Chinese Dress, London: Bamboo Publishing and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最后照例放些跟張大少有關的圖書鏈接。

青山 不改，綠水長流，在下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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