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恰逢五四青年節，重回徽州故里，山水間依舊縈繞著文脈余韻。這里也是胡適先生的故鄉，績溪上莊的山水書香，滋養了他年少時的啟蒙根基，也為他日后思想生長埋下深深土壤。從徽州古村走出的胡適，掙脫地域與時代的局限，一路求學求索，視野漸次拓寬，心懷家國，放眼天下，最終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舉足輕重的思想先驅。

五四本就是屬于青年的節日，是致敬熱血、回望初心、思索使命的時刻。

站在同為一方故里的土地上，回望百年風云，我們更有理由重提胡適。他扎根徽州文脈，又擁抱時代新潮，以自由與民主為旗幟，以理性與獨立為信條，給近代青年帶來深刻的精神啟蒙。他對個體人格的尊重、對家國擔當的思考、對學生運動的理性審視，穿越百年光陰，依舊叩擊著當代青年的心靈。

值此五四良辰，置身文脈故土，重溫胡適的青年啟蒙思想，既是對先賢風骨的追懷，更是為當代青年尋一份精神坐標，在回望中明理，在沉思中前行。

漫游家，心隨自然

思想也好，方法也好，都是為了造就“人”。

——胡適的五四啟蒙與青年精神

每年的五四青年節，我們紀念的不僅是1919年那場由學生發起的愛國運動，更是那一代知識分子對青年所寄托的思想啟蒙。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群星譜中，胡適無疑是最耀眼的名字之一。他不是振臂高呼的革命領袖，也不是沖鋒陷陣的火線戰士，但他以一支筆、一種方法和一套人生觀，為那個時代的青年開辟了一片精神的新天地。

從白話文開始：把思想還給每個人

如果說陳獨秀是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的鼓手，那么胡適就是那個把旗幟從天上拉回人間、讓它變得可觸可感的人。

新文化運動真正成為蔓延全國的文化運動，實以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為起點。這篇文章語氣并不激烈，但主張十分明確：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在當時，文言文是中國知識分子階層壟斷話語權的工具，普通民眾幾乎被排除在文化表達之外。胡適提倡白話文，絕不是單純的文體改良，而是一場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讓文化走下廟堂，走進每一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緊接著，胡適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一核心口號。“不必再去費盡心機，學說古代的死人的話，要說現代的活人的話；不要將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話的文章”。這番話說得樸素卻振聾發聵。當語言不再是思想的桎梏，當普通人可以用自己的母語表達自己的思想，啟蒙才真正獲得了它的物質基礎。

1918年6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易卜生主義》，這篇被稱為“個性解放的宣言”的文章，以及隨后發表的《不朽——我的宗教》《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等，進一步提出了“健全的個人主義”，號召青年把自己鑄造成器。他的名言至今讀來仍擲地有聲：“共和的新國家，絕不是一群奴才們建造得起來的。”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給青年一套可以用的方法

如果說白話文運動是胡適給青年思想啟蒙的“工具”，那么他引入的實驗主義哲學，則是給青年一套可以握在手里的“方法”。

1919年3月上旬，胡適以“實驗主義”為題，在教育部進行了四次講演，全面介紹杜威的哲學思想，并把實用主義的方法概括為一句流傳至今的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他告訴青年，科學的方法就是科學實驗室里用的方法：先細心搜集事實，再大膽提出假設，最后通過驗證來確認假設的可靠性。這在今天看來似乎是常識，但在一個長期以“子曰詩云”為真理依據的社會里，這種觀點無異于一場思想地震。

同年3月，胡適在少年中國學會籌備會上發表了題為《少年中國之精神》的著名演講。他指出，當時的中國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種正當的方法”。為此，他提出科學方法的三大要點：“第一注重事實”——不要問孔子怎么說、康德怎么說，要從研究事實入手；“第二注重假設”——在觀察事實后提出若干個假設，看哪個能解釋事實、解決問題；“第三注重證實”——假設必須經過驗證才算數。胡適反復強調：“一切古人今人的主張、東哲西哲的學說，若不曾經過這一層證實的工夫，只可作為待證的假設，不配認作真理。”

正是這種以事實和證據為基礎的思維方式，徹底動搖了當時青年頭腦中根深蒂固的權威崇拜和迷信觀念，為他們提供了一套科學、理性的精神工具。正是這套方法，讓青年們意識到思想不是對權威的盲從，而是對事實的追問和求證的勇氣。

少年中國之精神：一套積極的人生觀

如果說科學方法解決的是“怎么做”的問題，那么胡適同樣關心青年“往哪里走”的問題。在《少年中國之精神》演講中，他鮮明地指出當時中國社會中三類需要反對的人生觀——醉生夢死的無意識生活、退縮消極的靜坐主義、以及自私自利的野心投機主義。與之相對，他提出了少年中國應有的三種積極精神：

第一，批評的精神。

“一切習慣、風俗、制度的改良，都起于一點批評的眼光。”胡適警告青年，如果不加思考地隨波逐流，就會成為“無意識的兩腳機器”。

第二，冒險進取的精神。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這個世界充滿危險和挑戰，不能退縮旁觀。

第三，社會協進的觀念。

個體不是孤立的，一舉一動都與社會息息相關，我們應當把每個人都看作“通力合作的伴侶”。

在胡適看來，一個人的成長不僅是能力的積累，更是人格的鍛造。五四運動爆發后，胡適雖然冷靜地認為學生運動要以啟蒙運動為先導，但他在一周年時與蔣夢麟聯名發表的《我們對于學生的希望》中，仍然充分肯定了五四運動對青年的五大積極影響：加強了學生主動負責的精神，激發了學生對國家命運的關注，豐富了學生團體生活的經驗，培養了學生作文演說的能力，提高了學生追求知識的欲望。這不是簡單的褒揚或貶斥，而是一個啟蒙者對青年成長的審慎思考與真誠期待。

鑄造成器：五四精神的當代回響

回望胡適對五四青年的啟蒙，我們會發現一個貫穿始終的核心命題：個人與民族的關系。他曾說：“想有益于社會，更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這句話今天讀來依然充滿力量——胡適不是在為功利主義的教育觀背書，而是在強調：一個真正的、有獨立人格、有理性思維、有社會責任感的個體，本身就是對民族最大的貢獻。

時光流轉，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我們今天仍然紀念五四青年節，慶祝的可能不再是游行和吶喊，而是那一代青年身上所展現的精神氣質——對知識的渴望、對真理的追求、對社會責任的擔當。而胡適所倡導的科學方法、健全的個人主義精神和積極進取的人生觀，早已超越了時代的局限，成為五四青年精神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之一。

五四青年節的價值，不在于它讓我們記住了一個日期，而在于它不斷提醒每一代青年：思想也好，方法也好，最終都是為了造就一個真正的人。有了這樣一代又一代“鑄造成器”的青年，中國的未來才真正可期。

二零二六年春暮。

文 / 張哲

慈悲為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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