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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從1943年上半年開始，日本政府與軍部就以“杜里特空襲東京一周年”為契機，強化民眾的“消極防空”態勢。

當然，軍部對于強化“積極防空”也并不是什么都沒有干。以空軍力量狂轟濫炸他國都市，日本軍隊從1937年大舉侵華開始就做過無數次，重慶與援華物資集散地蘭州遭受了多次空襲，在東南亞地區日本轟炸機也為地面部隊的開進炸開通道。但是，日本畢竟不是一個航空工業大國，這些空襲的規模與即將到來的美軍空襲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對此日本政府與軍部是知曉的。

1、所謂的“積極防空”

要組織好日本本土的“積極防空”，總體來說需要三樣東西：雷達、攔截戰斗機和高射炮。但是這三樣東西，除了戰斗機方面日本陸海軍勉強可以拼湊出一些具有世界準一流水準的機型，比如說海軍方面的零式、紫電改戰斗機等，陸軍方面的疾風、飛燕、雙座屠龍戰斗機等，其雷達與高射炮的水準都很差，這是因為雷達與高射炮屬于“防御性武器”，對于一味強調“進攻”的日本軍部來說缺乏投資研發的魅力。1943年后臨時抱佛腳拼命研發，但成果有限。

日本本土從北至南由北海道、本州、四國和九州四個島嶼組成，其地理特點是面對太平洋有綿長的海岸線，全國的大部分都市與人口都面對著太平洋，等于是沒有任何縱深。日本的高射炮質量很差，極難將炮彈打到美軍B-29大型轟炸機所飛行的10000米以上高空，但就算日本的高射炮質量好，因為向海陸地縱深極小，B-29飛臨日本上空之后很快就能投彈，日軍高射炮會因射擊時間太短而難以發揮作用。軍部必須想辦法迅速得到美軍轟炸機隊來臨的情報，這樣太平洋上的小笠原、伊豆群島等地就具有重要的地位了。

在決定積極推進“消極防空”態勢一年之后，1944年5月，日本軍部終于決定徹底強化“積極防空”態勢，日本戰爭大本營向防衛總司令部下達了關于組織本土防衛的命令。

以粉碎敵(美軍)空襲為首要任務，將重點置于航空作戰，迅速做好防空作戰準備。

防衛總司令官東久邇宮稔彥王，將必要事項向各部隊做了傳達，作為戰備和作戰的依據。

研究負責東京地區防空的陸軍第十飛行師團留下的記錄表明，從發現美軍空襲擊隊到戰斗機進入迎擊位置，時間是非常短促的：

（1）通過安裝在八丈島上的雷達，發現南面200~250公里處的飛機機群。向各部隊下達警戒命令。在八丈島上空查明確實是敵機。——所需3~5分鐘。
（2）報告到師團，下令出動。——所需7分鐘。
（3）戰斗機先遣機起飛。——所需15分鐘。
（4）戰斗機根據師團的部署，抵達配備位置，在此期間保持必要的高度，通常為10000米。——所需60分鐘。

日軍計劃的本土“積極防空”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空中部分與地面部分。指揮體系由東京的東部軍、大阪的中部軍和福岡的西部軍三個司令部構成，三個司令部各自下轄一個飛行師團和一個高射炮集團，總體上擁有約750架戰機、約600門高射炮。

空中部分主要依靠防空戰斗機部隊，即第十(關東)、第十一(中部、阪神)、第十二(九州)三個飛行師團，而地面部分主要依靠東部、中部、西部高射炮集團(后改編為高射師團)。

以上日本軍部所組織的“積極防空”態勢，很快就接受了考驗，并且在其后段時間內似乎經受住了考驗。

2、不盡人意的轟炸

時任美國陸軍航空部隊司令阿諾德中將是戰略轟炸思想的推崇者，這種思想的核心，是通過航空兵深入敵人戰略后方，以轟炸破壞敵方的補給、工業、經濟、交通樞紐，甚至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從整體上摧毀敵人的抵抗意志，從而無須占領領土就可以迫使敵人投降，結束戰爭。

1944年6月15日，美國陸軍第二十航空隊的68架B-29轟炸機從成都起飛，空襲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八幡鋼鐵廠，投彈221噸，據日本方面統計，造成地面死亡約1000人。這是對日本戰略轟炸的起點，也是日本“本土防空作戰”的開始。

1944年11月1日，2架美軍飛機在關東上空進行偵察，這是1942年“杜里特空襲東京”行動之后，日本首都上空再一次出現美機。盡管存在距離等重重阻礙，但阿諾德中將等不及要讓日本人見識發動侵略戰爭的惡果。

11月24日，111架B-29飛臨東京上空實施轟炸，其主要目標是針對位于武藏野町的中島飛機武藏制造廠，順帶空襲東京市內及東京港。此次行動是美軍代號“圣安東尼奧1號”行動，日本史稱“第一次東京大空襲”，共投下近300噸炸彈，只有16枚炸彈命中目標區，沒有影響飛機制造廠的運轉。

自11月24日之后，美軍B-29對關東地區的轟炸常態化，每隔兩三天就進行一次空襲，但造成的損失控制在日本方面可以接受的程度。事實證明，在萬米高空以每小時445英里的高速投下無制導的高爆炸彈，想命中僅有幾平方公里大小的日本飛機制造廠，以當時的技術而言幾乎不可能。

11月30日，美軍又一次空襲后，第十飛行師團長吉田急火攻心，在回憶錄中寫下了這段話:

我在作戰室的樓頂上看到雨中的神田、日本橋方面發生火災，感覺自己沒有盡到責任。然而面對雨中高度9000米以上，飛在云層上方的敵機，我軍的飛機卻無法在夜間穿過云層對其進行攔截，高射炮部隊發射了約300發炮彈也沒能擊中敵機......每次攔截行動都不能給予敵軍迎頭痛擊，作為師團長，我深感責任重大，此時我認為報復他們的唯一方式就是將他們從天上擊落下來。

吉田很快下達命令，在第十飛行師團內建立特攻隊，嘗試使用拆掉武器、降低重量的戰機將美軍的B-29直接撞下來。這種自殺性戰術收效甚微，無法阻止美軍由80架至100架B-29組成的機群的空襲。這種攔截作戰一直持續到1945年1月底。就這樣，美日雙方都不甚滿意的轟炸行動繼續著。1944年12月31日，美軍空襲了東京神田區、本鄉區等區域，造成死亡5人。1945年1月1日，轟炸機又飛臨下谷區、淺草區等區域，造成死亡還是5人。對于東京市民來說，1945年的元旦與前一天沒有任何不同，只是少數人遭遇了厄運，絕大多數人感覺辛苦又無聊的戰爭歲月又過了一天。

日本人差不多適應了隔三岔五的轟炸，但美軍的轟炸策略正在緩慢而逐步地改變。馬里亞納群島上的龐大空軍基地已經整備完畢，位于西雅圖的波音轟炸機廠如同生產香腸一般成批出產的B-29已進入部隊服役，加緊訓練，駐扎成都的B-29轟炸機隊也開始撤離中國，前往馬里亞納群島與友軍會合。

1945年1月3日，美軍在白晝轟炸名古屋的行動中主要使用了燃燒彈，以測試用地毯式燃燒彈轟炸、全面毀滅日本城市的戰術。原先在成都指揮對日轟炸的柯蒂斯·李梅少將，來到馬里亞納群島指揮兵力日漸龐大的轟炸機集群。

1月20日，第二十一轟炸機航空隊司令職務正式由李梅少將接替。巧合的是，1月20日，日軍大本營也發布了指導今后作戰方針的《帝國陸海軍作戰大綱》。其中有一段是：

“面對敵軍的空襲時要努力壓制其航空基地或者機動部隊，還要進一步強化本土要地的防空態勢，嘗試不斷摧毀敵機，以航空部隊作為主體積極展開防空作戰，需要立即整備所需的航空基地，還要對其進行偽裝。”

由此可見，日軍似乎對其航空基地的安全狀況嗅到了一絲“危險”的味道，但僅憑多加偽裝是否就能躲過打擊，沒有進行深入論證。

3、李梅的出手

1月27日，新上任的李梅打出第一拳。74架B-29空襲了東京，轟炸波及范圍遍及東京20多個區，造成死亡539人。當天14時剛過，飛向中島飛機武藏制造廠的B-29轟炸機中，有56架因為天氣，臨時將目標轉向有樂町、銀座地區，有樂町車站附近遭遇密集而猛烈的轟炸，B-29沿著電車線路從有樂町一直炸到銀座4丁目地區，這一片東京繁華地帶立即被烈焰與濃煙籠罩。這一天的空襲，史稱“銀座空襲”。

以下引用一段當時住在杉并區的婦女棟也良子的回憶:

1945年1月27日，當日天空中烏云密布，好像這一天也將要下雪的樣子。下午2點剛過，有樂町車站附近突然落下大型炸彈。當時車站門口正擠得人山人海，都是因為空襲警報跑到那里去避難，結果炸彈正巧落在那里，現場頓時化為名副其實的阿鼻地獄，尸山血海就是那樣的景象。被炸死的受害者尸體被麻布覆蓋，先搬到日比谷公園的空地上去，數之不盡。
雖然天空中還傳來咚咚咚的爆炸聲，但空襲警報錯誤地降格為警戒警報。我的丈夫雖然先前在避難，卻因此去了公司辦公室。突然飛機扔下了炸彈，落在隔一條河的泰明國民學校里，直接命中了一塊大巖石，灰土和石頭被炸到空中，然后落在公司建筑物上面，將公司整個壓塌掩埋了。我丈夫后腦勺被鋼筋混凝土擊中，終于在第二天早上去世。
盡管親戚幫忙在晚上七點左右將他從公司廢墟里找了出來，表面看上去沒什么事，但最終還是沒挺過去。事后想，如果炸彈沒有落在巖石上，而是落在河里，恐怕他就不會遭遇此災禍了。如今只剩下遺憾。

沒有被炸彈直接命中，也沒有死于轟炸之后的火災，卻被石頭砸死了，這位棟也先生的死亡方式可謂“霉運當頭”。按照1943年大坪義勢在“空襲防護的體驗發表會”上的說法，棟也先生毫無疑問是“前世干了壞事”，而且是大壞事，但顯然棟也夫人不能接受，她的丈夫只是聽信了空襲已經完結的警報通知，急著回公司去查看情況或者工作而已。

東京已經應對美軍空襲幾個月時間了。家家戶戶都已經遵照當局的指示和教育挖好了防空壕，準備了若干沙袋和裝了水的水桶，每天晚上都穿著“必勝防空睡衣”，準備隨時投入滅火“戰斗”。一些市民甚至習慣了轟炸。他們在去鄉下購買一些食物充饑的路上，竟會停下來欣賞那些逐漸飛近的“蜜蜂”——許多人如此稱呼當時世界上最恐怖的殺人機器B-29轟炸機。

B-29轟炸機隊往往由東方的天際處出現，在尾部拖著一縷縷廢氣形成的白煙，排成整齊的隊形(防御緊密隊形)，翱翔在滿天金光的天空中，仿佛魚群漫游過宇宙的大海。但這些優雅動人的“魚兒”一旦往下投擲炸彈，詩意的想象就破滅了，每個路人都立刻加快了節奏，回家或者趕往就近可能提供庇護的場所一般是由水泥澆筑的建筑。

直至1945年2月下旬，東京遭遇一次空襲而死亡的人數最高紀錄也不過數百人，相對于數百萬市民數而言，確實像當初大坪義勢笑稱的那樣，死于空襲只能怪運氣不好。

不過，誰都不想壞運氣找上自己，民間迷信開始蔓延。一種普遍的迷信說法是，如果吃飯團包青蔥、紅豆，就可以永遠不挨炸彈炸。還有一種做法更簡單，早上只吃青蔥，就一定會平安無事。進入2月，又增添了新的招數，你必須通過連鎖通信的方法把這個訣竅告訴某個人，否則訣竅就不靈驗。也就是說，你很可能突然就接到一封信，在介紹了訣竅之后，信末要求你再給另外一個人寫同樣的信。很多人都照辦了。

另外有一種迷信具有日本特色。據說有一對男女在一枚炸彈落到他們身邊后，奇跡般得以幸免，接著他們發現附近有兩條死金魚。他們認為這兩條金魚是替他們而死的。這一奇跡到處傳說，不久，全日本都很難找到活金魚了，而且很快冒出大批瓷制金魚出售。

東京這座城市到處是沙袋和臨時構筑的隱蔽所，以及每一次轟炸增添的傷痕，化為廢墟的全塌或半塌建筑物。奇怪的是，全市還出現了大量花卉。從1944年秋季遭受轟炸開始，政府就組織市民種植花卉，首先是數十萬株向日葵。以至于許多東京人在戰后談起戰爭時期的印象，就是飛翔在向日葵上的美軍轟炸機。政府這么做是為了調劑市民的生活，盡量表現出對美軍轟炸無所謂的樣子。因此，被轟炸狀態下的東京，市容倒不算很難看。

而對于那些真正起到滅火作用的東西，很難說東京做好了準備。東京都當時有35個區，超過550平方公里市區面積，只有8000多名受過訓練的消防隊隊員和2000名輔助人員，1117輛消防車，其中大部分是征用民車改裝的，幾乎沒什么用。

就算是真正的消防車，其救火水管也短得可憐，并且由于缺油，每輛消防車被限制只能用兩個小時。東京都自來水總管道壓力需要依靠電力抽水泵，無論是因為能源不足無法發電，還是電路被切斷，水泵都不能使用，要滅火就只能靠人力取井水或河水。

東京古稱江戶，是一座自古多發火災的城市。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造成14.2萬人喪生或下落不明，200多萬人無家可歸，損失如此慘重的原因，就在于地震發生時正好是中午時分，家家戶戶都在燒木炭做飯，炭渣被震在地板上或者墻上，效果猶如燃燒彈，造成大面積火災，同時供水管道也因地震而嚴重破壞，無法使用，化為火海的東京有30萬幢以上建筑物化為廢墟。

1945年的東京，實質是在關東大地震之后重建起來的城市，重建速度如此之快，就意味著政府并沒有為再次發生類似大災難做足準備。盡管如今的日本被當作世界上數一數二的“防災強國”，但日本真正開始重視防災制度建設，要等到1961年頒布《災害對策基本法》。

而在1945年，日本人更多的是依靠“必勝”精神而不是科學方法防災。政府曾規劃一些防火線穿過下町區，試圖在大火災發生時起到隔離作用，但因為居民反抗，這些防火線并不普及，常常到了死胡同就終止了。對下町區這些貧困的居民來說，簡陋的平板屋幾乎就是其唯一的財產，不給足補償，他們是絕不會為了防火線搬走的——這種為了腳下方寸之地而拼死抗爭的精神，倒是一直延續到戰后的“成田機場斗爭”。

還有東京市人數可憐的消防隊，除了裝備短缺、供水困難，其隊員的訓練也并不科學。他們模仿的是江戶時代類似草莽英雄的“武士消防員”，因此消防隊的領導人常常自己跳進火焰來激勵同事，而不是進行通盤指揮。

2月25日，關東地區下了雪，東京熏黑了的街道和黃褐色的房屋上面被雪花鋪上了美麗的白色毯子，令人回想起戰前的歲月——也許有人會想起1936年2月26日，少壯派軍人踏雪走過東京街頭發動的政變。

雪下得很大，再加上從這天開始接連三天美軍轟炸機較大規模的空襲，東京大部分地區交通陷入癱瘓，火車、電車都不通了，城內各個區域相互隔絕。城內到處是空襲留下的廢墟，無家可歸的人從冒煙的廢墟中奮力挖掘還有價值的東西。每個人都認為這樣的日子將會繼續，也許是幾個月，也許是好幾年。

時鐘再回撥一些。2月19日，美國海軍的龐大編隊掩護海軍陸戰隊第四師、第五師在硫磺島登陸。這個不起眼的，表面猶如火星一般的小島上的殘酷戰斗將持續到3月中旬，美軍死傷人數超過日軍死傷人數。美軍不惜一切代價奪取硫磺島，是因為這個島處于從馬里亞納群島中的提尼安島、關島飛到東京的中途，奪取此島，可以封閉日軍預警，也可以為轟炸歸來的轟炸機隊提供指引與救助。

李梅的轟炸戰術調整接近完成，龐大的B-29機群準備完畢，且第五十八特混艦隊的艦載機空襲行動大大削弱了日本防空力量，一場規模空前的轟炸拉開序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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