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名篇佳作，觀世間百態，享人文情懷

圖文/計毅彪 總編輯/方孔

【原創作品，未經允許，不得隨意轉載】

人生如曠野行舟，從無預設的劇本，更無重來的彩排。我的小學時光，就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無聲落幕。沒有鄭重的畢業典禮，沒有燙金的畢業證書，只余下幾幀泛黃的舊影，和一段喜憂交織的少年往事。小學結業，我便回了鄉，成了生產隊里掙半份工分的少年社員，前路茫茫，不知歸處。

1971年秋，暗夜里終于照進一縷微光。我走進石壩中學，在近乎荒蕪的院落里，重新拾起了闊別已久的瑯瑯書聲。這里校舍簡陋、條件艱苦，卻于我而言，是寒冬里的一捧炭火，暗夜中的一盞明燈，讓混沌度日的少年如夢初醒，窺見了讀書改變命運的可能。

可命運的航道猝不及防地轉了彎：高中升學從考試選拔驟然改為推薦制，我心心念念考入陸良一中的夢想，瞬間碎成了泡影。萬般無奈之下，我只得寄身板橋小學復讀，在隱忍與不甘中等待轉機。而后，命運終于將我送入陸良三中。這里的學習條件雖有改善，生活卻依舊捉襟見肘。我們種菜、敲石、拉草席，寒假里寫春聯賣錢貼補生計，在窘迫的日子里，始終不曾放下書本，不曾停下向上的腳步。高中畢業后，我走上三尺講臺，成了一名教書育人的民辦教師，為這段在寒冬里追光的中學歲月，畫上了一個沉甸甸的句點。

這段浸著苦與汗的中學時光，是凜冬里不滅的光，是困境中不改的堅守。它讓我在苦難里扎下根，在堅持中向上長，不僅為我往后的人生打下了最堅實的底色，更讓我終其一生都堅信：只要心中有光、步履不停，終能穿越人生的風雨，抵達屬于自己的彼岸。

一、荒園燈影，少年夢醒

石壩中學坐落在板橋鎮石壩村，前身是1960年3月創辦的陸良縣板橋公社石壩農業中學。我們入校后，學校于1972年正式定名為陸良縣第五中學，我們兩個班、近八十名少年，便成了這所學校的首屆學生。

校園地處半山區，房后是成片的蘋果樹，是昔日農中留下的生產園地。一座四合小院，圍著一圈瓦房，校門前是簡易的球場與公廁，右側是食堂，教室、宿舍、教工宿舍擠在一方院落里，樸素到了極致。不遠處便是村舍，兩里外就是板橋河水庫，山野寂靜，少了村鎮的喧囂，多了幾分鄉野獨有的清寂。

1971年9月，一群十三四歲、衣衫樸素的農家少年，挑著鋪蓋卷與雜糧口糧，從四面八方的村寨走進了這近乎荒蕪的院落。沉寂許久的校園，終于因我們的到來，重新響起了瑯瑯書聲，漾開了少年人的鮮活氣息。

初入校時，我們只能在教室的水泥地上打地鋪，滇東的冬夜寒氣刺骨，我們常常凍得瑟瑟發抖，徹夜難眠；后來搬到村里的倉庫住宿，夏日里蚊蟲肆虐，一覺醒來滿身都是紅腫的包，奇癢難忍。學校里沒有自來水，我們每日要到村前的溝里挑水，雨季里溝水渾濁不堪，必須提前一晚盛入盆中靜置沉淀，第二天才能勉強使用。缺柴少煤的日子里，老師便帶著我們翻山越嶺、起早貪黑去山里挑柴，解炊飲之困。我們的口糧與蔬菜，全靠從家中自帶，平日里還要為蘋果樹施肥、參加勤工儉學，延續著農中的傳統。

條件雖苦，可對我們這些久別課堂、滿心渴望讀書的孩子而言，這里已是人間天堂。我們苦中作樂，常和年輕的老師們一起，“黃連樹下彈琵琶”，把清苦的日子，過出了幾分回甘。

學校雖簡陋，課程卻一應俱全，語文、數學、政治、物理、化學、英語，一門不落。全校教職工不過十二人，半數都是早年畢業的高中、中師才俊。他們格外珍惜這方講臺，盡心傳道授業，待人溫和寬厚，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荒廢了數年學業的我們，如同久旱的良田恰逢甘霖，在漢字與公式里，窺見了課本之外的廣闊天地，一顆求知的種子破土而出，對諸位恩師，也滿是發自心底的敬重。

歲月流轉，半個多世紀過去，諸位老師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清晰如昨，刻在我心底，從未褪色。

杜竹英老師，是一位年過五旬、頭發花白的語文先生。她慈祥溫和，眉宇間藏著掩不住的大家閨秀的儒雅與風骨。她只教了我們半年有余的語文，卻為懵懂的我推開了一扇窺見文學星河的天窗，讓我第一次真正觸摸到漢字的風骨與筆墨的深情。如今先生早已歸道山，可那份溫潤的啟蒙之恩，我始終常懷感念，未曾稍忘。

接替杜老師教語文、同時擔任我們班主任的，是王甲生老師。他年輕熱忱，講課聲情并茂，一字一句，都點燃了我對文學的熱愛。他常常把我那些稚嫩的作文當作范文，在課堂上當眾褒獎，讓我既羞澀又振奮，從此便一頭扎進了語文的世界里，再也不曾回頭。大學畢業后，我分配到陸良一中工作，驚聞王老師在騎車途中遭遇意外，左眼被誤傷失明，一時間心痛難抑。我專程前去探望，奉上自己一個月的工薪，聊表寸心。歲月流轉，雖漸漸音訊漸遠，可我始終在心底，祈愿先生平安康健。

殷祖英老師教我們英語，同時也是學校的負責人，學識與涵養兼備。我于英語并無太高天分，卻勝在作業工整、書寫認真，深得先生賞識。老師赴曲靖進修期間，他的宿舍，便成了我和幾位同學常去的去處。先生智商情商皆高，后來調任陸良縣人事局局長。2020年9月，欣聞先生到昆明小住，我專程登門探望老師與師母，老人家執意留我吃飯，滿桌飯菜溫香，一腔師生情誼綿長，至今想起，依舊暖意滿懷。

仕寶坤老師精通數學，同時兼授多門課程，為人風趣幽默，球場上還帶著幾分少年人的頑皮，腦子里仿佛裝著取之不盡的智慧。離開石壩中學后，他又在縣內多所中學任教，后來退休定居昆明。我早年間便聽聞，先生一直在研讀黑格爾的《大邏輯》《小邏輯》等哲學經典，滿腹哲思，睿智通透，還著有《由人是什么到人應該是什么》等專著。我常想，先生若得安穩書齋，潛心治學，定能成一代哲人。他曾贈我親筆著作，與我分享禪心慧語，那份文人風骨，至今令我敬服不已。

念定榮老師教授物理、化學，專業功底極為深厚，講課條理分明，循循善誘，引我走進了理化世界的大門。少年人膽大無忌，我曾照著先生講授的原理，用電爐絲在搪瓷缸里燒水，險些攪亂了宿舍的電路，如今想來，仍是一件令人莞爾的年少趣事。日后家中電器的小修小補，我都能自己動手，這份本事，全賴先生當年的啟蒙。念老師也是幾位年輕老師中，唯一把愛人帶到學校的，言談舉止間，滿是對愛人的驕傲，我們幾個不懂事的少年，也滿心羨慕師母的美麗溫婉。一別數十載，不知先生如今是否安好，唯有在心底，感念師恩，遙祝平安。

那是一個喧囂又沉寂的年代，更是一群先生守道不泯的年代。他們在簡陋的校舍里，傾盡所能傳道授業，以點點微光照亮我們懵懂的心靈，以知識為筆，為我們鋪就了一條走出迷茫的小徑。正是這幾位心懷仁愛與良知的先生，讓我在少年歲月里如夢初醒，懂得了何為求知，何為向上，何為堅守。

紅土高原的風，吹過荒園舊校，吹過少年的肩頭。那些苦讀的日夜，那些溫暖的身影，早已刻進我的血脈，成了我一生行走人間的底氣與光亮。那些在荒園里亮起的燈影，那些恩師的諄諄教誨，從未遠去，始終照亮我前行的路，讓我在歲月浮沉中，始終不曾忘記少年時的初心與渴望。

二、一紙之變，碎了少年高中夢

我的整個小學時期，幾乎都被課本與紅色標語填滿，除此之外，再難見到其他書籍。升入初中后，可讀的書依舊寥寥無幾。我曾在父親的柜子里，翻出僅有的兩本書：一本是繪畫素描教材，內容艱深晦澀，我翻了數遍也一無所獲；另一本是政論文章匯編，文字生硬拗口，我讀得一知半解，只記得其中一篇諷刺文章的標題與插圖，畫面荒誕，年少的我雖不懂背后的深層背景，卻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那時的學校，沒有圖書館，連一間像樣的資料室都沒有。直到殷老師赴曲靖進修，將宿舍托付給我和幾位同學照看，我們才在他的書架上，找到了為數不多的幾本書，如饑似渴地汲取著難得的課外知識。我的堂哥是早年曲靖一中的學生，他家低矮的閣樓上，堆著幾捆舊課本，他和我同齡的弟弟，常帶我攀梯而上，在漫天塵埃與霉味中翻找，那些泛黃的書頁，成了我中學時代最珍貴的精神補給。

更讓我刻骨銘心的，是在村里那間低矮潮濕、蚊蠅亂飛的宿舍里，我從一位隨父母下放回鄉的同學手中，借到了一本殘缺不全的小說。書的首尾頁早已遺失，紙張發黃發脆，可我卻被書中的故事深深吸引。曲折的情節，主人公顛沛流離的悲慘命運，一次次戳中我的心，我幾乎是含著淚，讀完了全書。后來我才知道，這本書叫《兒女風塵記》。

在那個精神世界單調乏味的年代，這些散落在墻角、閣樓、箱底的舊書，像一束束微光，為我打開了心靈的天窗，讓我看見了課本之外的人間百態。加之母親常與姨媽書信往來，還時常幫鄉鄰讀信、寫信，耳濡目染之下，我對筆墨文字，生出了一份格外的親近感。在老師們的悉心培養與偏愛下，一顆熱愛文學的種子，在我心底悄然扎根，這份無心插柳的緣分，竟為我后來考入中文系，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初二那年，我成了班主任王甲生老師格外器重的學生。我的作文，常被他當作范文在課堂上逐句講解點評，引來了同學們的羨慕，也招致了少數人的嫉妒，可這些，都讓我心中滿是少年人的驕傲與自豪。

那時圖書資料極度匱乏，老師便常用鋼板和蠟紙，親手刻印資料與習題。因我字跡工整規范，語文成績始終名列前茅，深得老師賞識，便被選中幫著刻鋼板、印資料。當同學們滿頭大汗地挑著糞肥，為蘋果樹培土施肥時，我卻能坐在陰涼的教室或老師宿舍里，專心刻寫蠟紙、油印資料。既免去了繁重的體力勞作，又收獲了老師的表揚，心中的自信與底氣，也愈發充足。也正因如此，我很早便熟練掌握了刻寫蠟版、油印資料的全部技術，能獨自完成全套操作。

那時我最大的理想，便是初中畢業后，能考入陸良一中讀高中。這所創建于1936年的學校，歷史悠久，是全縣的最高學府，我的父親與伯父，都曾是這里的學生。因此，進入一中求學，不僅是我一個人的心愿，更是全家人的期盼。

初二下學期，老師悄悄告訴我，當年高中招生，大概率會以考試成績錄取，讓我好好準備。我滿心歡喜，鉚足了勁刻苦學習，對未來，充滿了無限的憧憬與信心。轉眼便到了畢業考試，一場終考落幕，我的初中生涯，也隨之宣告結束。

彼時，能升入陸良一中的學生寥寥無幾，可我自覺發揮出色，若按成績錄取，定能如愿以償。帶著滿心的企盼，我回到村里，一邊參加生產隊的勞作，一邊在田埂上翹首以盼，望穿秋水地等著錄取通知。

兩年的石壩中學苦讀，為我打開了全新的世界。我不愿像父輩一樣，面朝黃土背朝天過一生，迫切地想通過讀書，走出這片困頓的鄉土。離開石壩中學后的兩個多月，漫長得像熬過了數個寒暑。我日日等，夜夜盼，眼看開學的日子一天天臨近，音訊始終杳然。直到開學已過半月有余，我才輾轉得知，陸良一中早已開學，新生早已入學報到。

我攢了兩年的高中夢，在那個夏天，碎得徹徹底底。

那一瞬間，我如墜萬丈深淵，躲在家中掩面痛哭，像生了一場大病。父母的百般勸慰，也無法撫平我心底的絕望與不甘。許久之后我才明白，擊碎我少年夢想的，是一場突然轉向的時代風向——那年的高中升學政策生變，考試選拔被全面取消，重新改為了出身推薦制。我家的成分是中農，在那個唯出身論的年代，本就不占任何優勢。少年時的滿腔熱望，就這樣，被時代的一個轉彎，輕易碾碎。

如今回望，少年時的這場夢碎，不過是時代落在我肩頭的一粒塵埃，可于當時的我而言，卻重如泰山。我曾篤信努力就有回報，相信考卷能定乾坤，可現實卻狠狠告訴我，個人的命運，總被時代的浪潮裹挾著前行。

那些在知識荒漠里種下的讀書夢，那些在清苦日子里積攢的希望，雖在那個夏天碎了一地，卻從未在我心底熄滅。正是這場刻骨銘心的失落，讓我更懂得了知識的珍貴，更堅定了讀書向上的信念，也讓我在往后的歲月里，無論遭遇何種坎坷，都不曾放下手中的筆，不曾熄滅心中的光。

遠去的歲月里，那場變故的細節早已模糊，可少年時的渴望與堅守，卻化作了生命里最堅實的力量，伴我走過漫漫人生路，成了記憶里永不褪色的印記。

三、我心不甘，再待花開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發；夢已經醒來，心不會害怕……”

寫到這段往事，耳畔忽然響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首《快樂老家》。歌詞里的遠方，與我當年的境遇相去甚遠，可那句“夢已經醒來”，卻精準戳中了我彼時的心境。兩年石壩中學的苦讀，早已為我打開了心靈的天窗，讓我看見了課本之外的廣闊天地。縱然升學之路突遭變故，碎了我考入陸良一中的少年夢，可哭過痛過、沉郁落寞過后，我終究心有不甘。我不愿就此向命運低頭，更不愿把讀書的希望，埋進腳下的黃土里。我只想再拼一次，再等一次花開。

我的父母，一生飽受生活的磋磨。父親在精神與物質的雙重重壓下，性子素來剛烈，可他們終究是讀過書、見過世面的人，心底藏著難得的開明與通透。家中日子本就拮據，囊中常年羞澀，可在兒女的前途面前，他們從不含糊，毫不猶豫地支持我復讀。這份沉默如山的支撐，成了我身處絕境時，最溫暖的一束光。

在大隊工作的書云五叔，熱心幫我聯系到了板橋小學附設的初中班。我本就是這所小學畢業的，校方對我的情況有所了解，也愿意收留我，可現實的阻礙，卻橫在了眼前——學校課桌板凳極度緊缺，插班復讀，必須自備桌椅。

這對在十里八鄉小有名氣的木匠父親而言，本不算難事。他二話不說便應了下來，連夜選料、刨木、打磨，沒幾日便為我打出了一套嶄新的課桌板凳。那套桌椅上，不僅有父親精湛的手藝，更藏著一家人沉默卻滾燙的期許。憑著這套父親親手打造的桌椅，我終于成了板橋小學附設初中班的一名復讀生，重新踏上了求學之路。

石壩中學兩年的積淀，讓我打下了扎實的學業基礎，語文更是我的絕對強項。插班之后，我的成績穩居班級前列，深得老師器重，作文依舊常被當作范文，在課堂上點評褒獎，多數同學也待我友善。可偏偏班上有一位同學，對我滿是嫉妒與敵意。想來是我的到來，撼動了他常年穩居的名次，他仗著家近的地緣優勢，時常對我冷言相向，處處刁難。

我孤身一人，又是自帶桌椅的插班生，縱有滿心委屈，也只能默默咽進肚里，不敢與他爭執，更不愿讓遠在村里的父母操心。那種寄人籬下的酸楚與無奈，至今想起，仍覺心頭發澀。我唯有把所有的精力都埋首書本，用學習堵住所有的紛擾，把滿心的委屈，都化作了前行的力氣。

后來升入高中，我便再未遇過這般刻意的敵意，這段經歷，也漸漸被我淡忘在歲月里。直到九年后，我大學畢業分配至陸良一中工作，偶然聽聞，他年紀輕輕便遭遇意外離世。聽聞噩耗的那一刻，我心中一驚，過往的所有芥蒂與不滿，瞬間煙消云散，只剩一聲悠長的嘆息。年少時的爭強好勝，在生命的無常面前，終究輕如塵埃。

半年的復讀時光匆匆而過，我終于如愿考上了高中，可錄取我的，并非我魂牽夢縈的陸良一中，而是陸良三中。那年，縣里調整了高中招生的劃片方案，板橋片區的生源，全部劃歸地處三岔河公社的陸良三中，陸良一中，不再招收我們轄區的學生。

兜兜轉轉，歷經一年的等待、掙扎與隱忍，我終究還是圓了讀書夢。雖然學校不是最初的向往，可我依舊滿心歡喜。夢碎之后重新拾起的希望，塵埃之中再度向陽的生長，這份失而復得的求學機會，比任何名校光環，都更加珍貴。我知道，只要心不甘、步不停，前路便總有光亮；只要手中有書、心中有夢，無論身在何處，都能走出屬于自己的天地。

歲月遠去，那段寄人籬下的復讀時光，那些隱忍與堅持，早已刻進了我的生命深處。它讓我懂得，人生從無坦途，夢碎不可怕，心死才可悲。只要不甘于命運的安排，肯于重新出發，哪怕繞路而行，終能抵達屬于自己的彼岸。

四、田疇書聲，我為學習委員

歲月行至1974年秋，我背著簡單的鋪蓋與生活學習用具，踏入了位于三岔河公社的陸良縣第三中學。

這所中學東枕龍海山，西臨南盤江，靜靜臥在滇東高原的萬頃良田之間。四周村落星羅棋布，田埂縱橫交錯，一條不足三米寬的土路，像一根細帶，將這所鄉野學堂與遠處的集鎮輕輕勾連。它雖不及陸良一中聲名遠播，卻也是一所歷史悠久、底蘊深厚的鄉村中學。學校始建于民國四年，原名紫溪中學，后由地方名士孫玉山更名為玉山中學，1970年經云南省政府與教育廳正式定名，才有了如今的陸良縣第三中學。我一段艱辛卻滾燙的求學之路，便在這無邊的田野之間，靜靜延續。

我入校那年，校園還孤零零地立在田野中央，是名副其實的鄉野學堂。沿主路而入，右側是連片的農田，左側次第排布著宿舍、球場、食堂與公廁，多是六七十年代添建的土坯屋舍。行至道路盡頭，才是老玉山中學的舊址。校園中央，矗立著一棟教學樓，算是全校最顯眼的建筑；左右各有舊樓相依，左為學生宿舍，右是殿堂式的老建筑，依稀可見舊時學堂的風骨。老樓與教學樓之間，嵌著一棟二層小樓，是教工宿舍，圍出一方小小的院壩，便是先生們課余休憩的地方。

全校占地不過十畝，規模不大，學生也不多，初中每級兩個班，高中每級僅一個班。我們入校時，被編為高五班，也算親身見證了這所鄉村中學的一段起步歲月。如今再查母校的資料，早已今非昔比：校園擴至八十余畝，建筑面積近兩萬五千平方米，在校學生超四千，已是陸良縣規模最大的農村完全中學。回望當年的光景，真有滄海桑田之慨。

學校、家、縣城，三點恰好構成一個三角，彼此相距都在十五公里上下。從家到學校，要穿村過寨，跨越多條河溪。那時不通公交，往返全憑一雙腳，只有少數家境寬裕的同學，才有自行車代步。招生劃片調整后，板橋的學子與“三線廠”的子弟，也都匯入了這所學校，校園里多了不少新面孔。

我本是閉塞鄉間長大的孩子，平生最遠只到過縣城，初入這所田野環繞的中學，只覺處處新鮮：校舍比石壩中學齊整，校園更開闊，同學們的衣著與精氣神，也多了幾分朝氣與亮堂。在這田疇環繞的校園里，我結識了更多同窗，眼界也一點點被打開。

那個特殊的年代，不少有才識、有閱歷的知識分子，散落于山野鄉間。學校雖地處鄉野，卻藏著幾位風骨各異的先生。他們有的溫厚儒雅，有的鋒芒內斂，有的桀驁自持，卻都憑著一份為師者的良知，在動蕩的歲月里，為我們守住了一方可以安心讀書的小天地。

我天資平平，不善言辭，更不擅交際，只憑著一股不服輸的韌勁，和對知識的執念，再加上初中打下的扎實底子，入學不久，便在班里漸漸嶄露頭角。

語文一向是我的長項，作文常被老師當作范文誦讀、點評。那些帶著鮮明時代印記的青澀文字，竟也成了課堂上的小小光亮。語文老師平難先，起初帶著我和幾位同學一起辦校園板報，寫稿、排版、抄錄，一應俱全。沒過多久，這份差事，便交到了我與另一位同學手中。于是，校園的板報欄上，常有我稚嫩的毛筆字、美術體、花邊紋樣，也常有我署名的小詩短文，在校園的一角，默默散發著筆墨的清香。

數學卻是我天生的短板，偏偏班主任，正是數學老師崔樹芬。壓力在前，我只得咬牙死磕，日日刷題演算，竟也一點點趕了上來，作業本上的紅勾漸漸多了起來，考試分數也時常亮眼。理化成績雖不算頂尖，卻勝在書寫工整、態度認真，也頗得各科老師的青睞。

教化學的陳老師，是位溫文爾雅的長者，兩鬢已染微霜。講課一如他的為人，儒雅從容，條理分明，臉上總掛著謙和的笑意，讓人不由心生敬重。

物理老師四十多歲，據說畢業于名牌大學，不知因何緣故，屈身于這所鄉野中學。雖境遇浮沉，一身傲氣卻從未消減，為人行事恰如其身材——短小精悍，絕不拖泥帶水。每逢假日，他便獨自扛竿垂釣，獨來獨往；下課鈴一響，粉筆一丟，轉身便走，不多言一字。

還有一位黃老師，成都人，云南大學畢業，教過數學，也當過班主任。他身上帶著川人特有的精明、爽利與幽默。熟悉之后，我曾壯著膽子，向他打聽一些舊年的傳聞，黃老師總是笑而不語，右手拇指一翹，比出一個瞄準的姿勢，便再無下文。一樁懸而未解的往事，便留在了少年的好奇里，成了永遠的謎。

在這樣的師長與同窗之間，我愈發踏實用功，成績與表現穩步向前。不曾刻意爭求，卻在不知不覺間，被選為了班里的學習委員。一份小小的職責，一段少年的成長，便在這田疇之間的瑯瑯書聲里，悄然啟程。

五、艱辛的勤工儉學

高中兩年，壓在我心頭的重量，從來都不是書本上的功課，而是捉襟見肘的生活。學習于我而言從無難處，成績始終穩居班級前列，常得老師的贊許與肯定；可在那個高考停擺的特殊年月，無論城鎮還是農村戶口，我們這些應屆高中畢業生的前路，從來都只有一條——回鄉務農。

那時我一個月的生活費，滿打滿算也就十塊出頭，而當時縣城里的普通工人，月工資也不過三十元左右。學校雖設有助學金，可班里比我家境更困窘的同學還有很多，我幾乎從未申領到過。我的生活用度，全靠家里咬牙供給。全家的生計，都倚仗父親做木工、養豬、零星變賣些米面菜蔬，再加上生產隊年終那點微薄的分紅勉強支撐，日子過得緊巴巴的，一分錢都要掰成兩半花。

為了給家里減輕負擔，我把日子過得極盡節儉。除了吃飯、購置必需的洗漱與學習用品，我幾乎從不亂花一分錢。身上的衣服總是補丁摞著補丁，只有逢年過節，才有機會添上一件新衣裳。為了省下一頓飯錢，每次周末從家返校，我都要在家早早吃完晚飯，再連夜步行十五公里趕回學校。

而最讓我刻骨銘心的，是一次在校突發重癥腹瀉。那回我拉得脫了形，校里沒有對癥的藥，宿舍里連口熱水都難周全，萬般無奈下，只能請假硬撐著往家走。十五公里的土路，我獨自一人拖著虛脫的身子，一步一挪地往前捱。一路上腹痛陣陣襲來，頻頻要躲進路邊的田地里解決，整個人幾乎已經脫水，連視線都開始發花。我記不清自己走了多久，才終于步履蹣跚地跨進家門。那一路的煎熬與錐心的苦楚，直到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想起來，依舊清晰如昨，仿佛還能感受到當時雙腿灌鉛的沉重。

我太懂父母養家的不易，除了周末、節假日回家拼盡全力幫家里干農活、跟著生產隊出工掙工分，在校時也從不落下學校組織的各類勤工儉學活動，偶爾還和相熟的同學一起琢磨著找點創收的門路，只想多替家里分擔一點生活的重壓。那時候學校組織的勤工儉學，主要有種菜、敲石頭、拉草席這幾項；我還和最要好的同學劉文渭一起，趁著寒假留校寫春聯、賣春聯，闖出了一條屬于我們自己的勤工之路。

種菜，是全校最普遍、也最輕松的勤工方式，幾乎是每個學生的必修課。為了補充食堂的蔬菜供給，每個班在幾公里外的南盤江河埂上，都分有一片專屬菜地。每逢周末或是勞動日，我們就跟著班主任、班長或是勞動委員，到地里種下青菜、白菜、蘿卜這類時令蔬菜。隔上一陣子，大家就拎著臉盆，一路嬉鬧奔跑著往河埂去，澆水、施肥，田埂上全是我們的笑鬧聲。蔬菜成熟后，便全部上交食堂，沒有半分報酬。可對我們這群半大的少年來說，這樣的勞動與其說是勤工儉學，不如說是一場難得的集體撒歡，是所有勤工活計里，最輕松、最快活的一樁。

如果說種菜是少年人的無憂撒歡，那敲石頭，就是實打實的重體力苦活。所謂敲石頭，就是把公路部門采購后堆在路邊的毛石，用鐵錘一錘一錘敲成兩三公分見方的公分石，碼堆計量后，再賣給公路或是建設單位換報酬。有時候還要自己找毛石，用小推車運到指定地點，再一步步加工成型。這活我小學、初中就干過，太清楚其中的苦累。那時候“三線建設”全面鋪開，修路、建橋、架線，處處都要用到大量公分石，可沒有專業的石料廠，更沒有碎石機，所有石料，全靠人工用最原始的方式，一錘一錘砸出來。

毛石大小不一、硬度也天差地別，遇上大塊的頑石，得先用大錘砸成小塊，再換小錘細細敲成符合規格的公分石。敲石頭得找一塊堅硬平整的石頭當底座，把石料放在上面敲。不扶著，石頭一砸就四處亂蹦；用手扶著，稍不留神，鐵錘就會砸到手上。后來大人們想了辦法，用鐵片做成鐵箍，把石頭罩在里面敲，既安全，效率也高了不少。那時候干這活，沒有任何勞保用品，連副手套都沒有，全靠赤手空拳上陣。日子久了，手心磨出一層又一層的老繭，手背糙得像寒冬里皸裂的松樹皮。

可這般熬人的苦，換來的報酬卻微薄得可憐：自己找毛石、自己敲碎成型，一立方合格的公分石只能賣兩三塊錢；若是幫別人加工現成的毛石，一立方頂多賺一塊多。也正是這段實打實的苦力經歷，讓我早早便懂了：無論哪個年代，底層勞動者干的永遠是最苦最累的活，賺的永遠是浸著汗水的血汗錢。也正因這份親歷的苦，我心里始終揣著一份化不開的鄉土情結，對每一位靠雙手討生活的勞動者，始終懷著最深的敬重與共情。

在我所有的勤工經歷里，拉草席是最艱辛的一樁，卻也是報酬最高的一項。我們班和其他班級，每年都會組織好幾次。賺來的錢，一部分用作當天的伙食，剩下的全部充作班費。拉草席的活計，就是把公社供銷社從農戶手里收購的草席，運送到縣城的物資倉庫。這活之所以稱得上最艱辛，原因有三。

其一，要自備手推車。這活以兩人為一組，必須自帶雙輪手推車。我家是村里最早擁有橡膠輪胎手推車的人家之一，在當年的農村，這臺車的分量，幾乎相當于如今的家用越野車，既實用，又格外有面子。所以每次老師安排任務，我都第一個主動舉手：“我帶一輛！”可這份主動背后，是旁人看不到的額外奔波：每次周末返校，我要獨自推著車，穿村過田，步行十五公里到學校；等任務結束，再趁著周末，一個人把車推回家，來回三十里路，全靠一雙腳一步步量。

其二，裝卸任務格外繁重。為了趕時間，頭天晚上我們就要趕到倉庫，在昏暗的燈光下，把草席一床床抱出來裝車、捆扎固定。那天晚上，全校好幾個班級都集中在這裝車，人多車多，場地狹小，燈光昏沉，還要挨個登記計數，現場人聲嘈雜，草屑塵灰滿天飛。等把車裝好，往往已經是夜里九點多。第二天天還沒亮，我們就要摸黑出發，趕到縣城后，還要排隊卸貨，把草席一床床碼進倉庫。全縣各地來送草席的人擠在一起，手推車、馬車、牛車堵得水泄不通；倉庫里的草席越碼越高，有時候還要扛著沉重的草席登高堆碼。頭天晚上的疲憊還沒散去，一早上的奔波勞作下來，等卸完貨、清點完數目，人早已累得筋疲力盡，才能拿著補助隨便吃口飯，緊接著就要拉著空車往學校趕。

其三，路程遙遠，極度耗損體力。從學校到縣城有十五公里路，全是坑洼不平的土石路，雖說地處平壩，沒有陡坡，可對長期營養不足、體力本就有限的我們來說，依舊是極大的考驗。早上六點多摸黑上路，兩人一組，一人在前拉繩，一人在后推車。草席體積大，風阻也大，哪怕是平路，拉起來也格外吃力。那時候沒有礦泉水，沒有熱水，更沒有什么飲料，汗流進眼睛里，只能隨手用袖子擦；累了餓了，就停在路邊歇一會兒，兩個人互換角色。上午十點半左右才能趕到縣城，卸貨、碼庫、驗收，一套流程忙完，早已過了正午。匆匆扒幾口飯，就要立刻往回趕。雖說返程是空車，大家還能互相搭著坐一會兒，可一天之內往返三十公里土石路，對我們這群十幾歲的少年來說，依舊是一場實打實的體力考驗。

而所有勤工經歷里，最特別、也最讓我難忘的，是1975年寒假，我和劉文渭同學留校寫春聯、賣春聯的那段日子。那個特殊的年代，傳統春聯曾被當作“舊風俗”明令禁止，春節時家家戶戶只能貼印刷的語錄。1975年之后，風氣漸漸松動，農村里又慢慢恢復了貼春聯的習俗，可市面上根本買不到，不少不會寫字的農戶，想貼副春聯都求告無門。我和文渭的成績都在班里名列前茅，又都想著勤工創收，便一眼抓住了這個機會。

寒假一到，同學們都回了家，老師們也大多離校，偌大的校園一片冷清。冬日的氣溫本就低，宿舍里又沒有任何取暖設備，我們常常凍得手腳僵硬，可心里的那股熱情卻半點沒減。可真正拿起筆才發現，寫春聯遠比我們想象的難得多。我們那點毛筆字功底，也就夠辦個板報、寫個小字報，一放大到春聯的尺寸，字就歪歪扭扭不成樣子，連我們自己都看不過去，更別說拿出去賣錢。可買紅紙、筆墨的錢已經花出去了，總不能半途而廢，回頭被同學們笑話。

思來想去，我們想到了班主任崔樹芬老師。崔老師教的是數學，卻寫得一手極好的板書，字體工整有力，格外見功底。我們倆揣著忐忑，紅著臉跟老師說明了難處，希望老師能給我們寫幾幅范本。崔老師聽完笑著鼓勵了我們，當場提筆，為我們寫了好幾幅工整的春聯范本。

拿到范本的那一刻，我們倆欣喜若狂，立刻找來印藍紙，把字體的輪廓一筆一筆描下來，再謄到紅紙上，最后用毛筆細細填充描摹。春聯的內容，大多選自毛主席詩詞，長聯常用“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短聯多用“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橫批則是“春色滿園”“換了人間”這類應景的句子。我們頂著冬日的嚴寒，忍著饑寒，趴在課桌上一筆一畫地慢慢描摹，忙活了好幾天，終于攢出了一批像樣的春聯。

趕在春節前的集市上擺出來售賣，雖說生意不算火爆，可攢下的春聯最終全都賣完了。一副春聯只能賺幾分錢，最后算下來，總收入也寥寥無幾，可我們倆的心里，卻裝滿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與歡喜——那是我們憑著自己的雙手，賺到的第一筆干干凈凈的錢，是獨屬于少年人的、最純粹的驕傲。

那些勤工儉學的日子，我們苦過、累過、凍過、餓過，可也正是那些摔打與磨礪，讓我在少年時代，就早早學會了自立、堅韌與擔當。那些淌進泥土里的汗水，那些咬著牙撐下來的堅持，那些同學間的并肩互助，那些師長遞來的溫暖與善意，都成了我人生路上最珍貴的底色，在遠去的歲月里，永遠閃著樸素而溫暖的光。

六、初生牛犢不怕虎

上世紀七十年代，全國中小學普遍實行九年制教育：小學五年，初中、高中各兩年。升入高二后，我們忽然聽說，高中要從兩年制改為三年制。放在今天，這自然是能讓我們多學知識的好事，可在當時的大環境下，無論讀兩年還是三年，我們畢業后的前路幾乎沒有任何差別——終究是要回鄉務農。

那時候，全縣各村社的完小都在大辦附設初中班，想讓更多農村孩子能讀上初中，師資缺口格外大。對我們這些高中畢業生來說，最好的出路，就是回鄉后能當上附設初中班的代課老師，也就是大家說的民辦教師。民辦教師沒有國家正式編制，收入只有生產隊的工分加一點點補貼，可終究是一份體面的腦力勞動，不用常年頂風冒雨在田里干繁重的農活，因此成了無數回鄉知青夢寐以求的崗位。

可這樣的機會，時效性極強：趕上了這波師資缺口，就能站上講臺；錯過了，就只能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在田里熬日子。為了不錯過這個難得的時機，也為了能早點畢業、給家里減輕負擔，我和最要好的同學劉文渭商量過后，一致打定主意：還是維持兩年學制，早點畢業為好。

當時，全國正掀起“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熱潮，我們陸良縣也提出了要早日建成農業機械化縣的目標。正是少年心性，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們倆一拍即合，便以“早日投身農業學大寨，為建設農業機械化縣貢獻青春”為由，給縣委和團縣委寫了一封公開信，鄭重請求學校繼續維持高中兩年制。我們還把這封公開信，用工整的字跡抄在大紅紙上，端端正正貼在了學校最顯眼的地方。

現在想來，這實在是一樁帶著少年莽撞的舉動，可沒想到，竟意外得到了學校和縣里的肯定：不僅最終同意我們這一屆繼續實行兩年學制，還專門下發要求，高中畢業生在畢業前，必須參加學工活動，學一門實用技術，將來能更好地服務農業生產。

經學校統一聯系，我們被安排到三岔河公社黃家圩大隊的拖拉機場，學習拖拉機駕駛與簡單的維修技術，為期三個多月。那時候還是人民公社體制，陸良是云南最大的平壩，壩區幾乎每個公社都有自己的拖拉機場，負責大片農田的機耕作業。我們要學習駕駛的，是“東方紅-54”履帶式拖拉機。這臺機器體型龐大、動力強勁，活像一輛小型坦克，后面掛著沉重的機犁，耕作起來轟鳴震天，效率極高，拖拉機駕駛員在村里，也是格外受人尊重的角色。能有機會學會駕駛這樣一臺“鋼鐵巨獸”，我們心里都憋著一股說不出的自豪與興奮。

我們先在場部集中學習，摸清拖拉機的基本構造、操作要領和日常保養知識，隨后兩人一組，分到各位師傅手下跟班實習。那時候，每臺拖拉機都配有兩位師傅：一位是擁有絕對權威的大師傅，一位是依舊要對大師傅畢恭畢敬叫師傅的二師傅。大師傅一般負責主機操作和整臺機器的調度安排，手里握著一票決定或否決的大權；二師傅則主要負責犁耙的操作，協助大師傅完成各項作業，一邊恭恭敬敬聽著大師傅的吩咐，一邊盼著自己也能早日熬成獨當一面的大師傅。

而我們這群啥也不懂的“小白”，自然要事事聽兩位師傅的安排，心里只盼著能早日學會，獨自開上這臺坦克一般的履帶式拖拉機。師傅們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可對我們既嚴厲又上心，手把手地教我們操作，也時時刻刻叮囑我們注意安全。

啟動這樣一臺柴油拖拉機，是最考驗體力，也最考驗技術的一關。它沒有電啟動，更沒有如今的一鍵點火，全靠人力啟動。必須先打開側蓋，擦拭引擎、加注潤滑油，再把三角皮帶牢牢套在引擎輪上，隨后站穩弓步，一腳蹬住履帶，用盡全身力氣猛拉皮帶。一次拉不著，就得重新掛好皮帶，再重頭來一次，往往要反復好幾次，才能把機器發動起來。不知流了多少汗，摔了多少次跟頭，我們才慢慢摸透了啟動的訣竅。

三個多月的學習生涯里，有三次經歷讓我終生難忘，現在想起來，還會后怕——那幾次，都險些釀成大禍。

第一次，是在耕田時，拖拉機的離合器突然失靈，車子無法正常制動，必須鉆到車底才能檢修。因為沒法正常制動，只能靠拉緊操縱桿強行鎖死車輪。二師傅讓我坐在駕駛座上，雙手死死拉住兩根操縱桿，他自己則拿著工具，鉆到了車身下面檢修。那時候我年紀小，只顧著咬緊牙關攥緊操縱桿，半點沒意識到這件事藏著多大的兇險。等事后檢修完、機器重新發動起來，我回過神來，瞬間嚇出了一身冷汗：試想，要是時間長了我力氣耗盡，拉不住操縱桿，雙手一松，拖拉機就會往前沖，那身處車身之下的二師傅，豈不是就有性命之憂？我豈不是就害了二師傅一輩子？

第二次，是夜間轉場。那天我們在一個村子耕完地，吃過晚飯，天已經全黑了，要轉移到另一個村子繼續作業。兩位師傅各有一輛自行車，拖拉機上沒法帶，便讓我和另一位同學騎車在前面走，他們開著拖拉機跟在后面，用車燈給我們照明。走到龍海山下一處彎道時，拖拉機的車燈突然掃到路旁的巖石上，只見上面橫七豎八躺著五六個人，我當場嚇得魂飛魄散。我以前在這里拉過石頭，見過山坡上裸露的棺材，再加上小時候受過驚嚇、見過武斗的場面，一向怕鬼怕死人，那一刻只以為是撞見了不干凈的東西。前面的同學已經騎遠了，我只能在身后微弱的車燈里，戰戰兢兢地往前蹬。到了住地，我一身冷汗地說起路上的驚魂一幕，師傅們聽了哈哈大笑，說那是夜里看秧田的農民，怕有人偷水毀田，晚上就直接歇在巖石上。雖說只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虛驚，可卻讓我好幾天都心神不寧，一閉眼，就是車燈下那橫七豎八的人影，心就跟著揪起來。

第三次，是借宿在大師傅家。那天我們在師傅所在的村子耕田，晚上就住在了他家里。我們天黑才到，簡單收拾了一下就睡了，對周圍的環境完全不熟。半夜我突然肚子疼，想上廁所，不敢叫醒師傅，身邊也沒有手電筒，只能摸黑出門，借著天上微弱的星光，在田邊的地里解決。第二天一早起來才發現，房子旁邊就是一道高高的巖埂，下面是落差極大的田壟，昨晚我深一腳淺一腳地走過去，稍有不慎，就可能一腳踩空摔下去，后果不堪設想。

這就是我們當年憑著一腔熱血請愿縮短學制、立志投身農業機械化，所經歷的最真實的磨煉。那段日子，我們吃了不少苦，也幾次與危險擦肩而過，可收獲也實實在在：我真正學會了駕駛“東方紅-54”履帶式拖拉機，掌握了一門實打實的硬技術。更重要的是，高中畢業回鄉后，經村里推薦、上級批準，我順利當上了馬軍堡小學附設初中班的民辦教師，擔任語文教學和班主任工作，如愿以償地站上了講臺。

回望當年，那封大紅紙的公開信，那田埂上轟鳴震天的拖拉機，那些驚魂未定的夜晚，都是我少年時代最鮮活的注腳。那時候的我們，莽撞卻真誠，青澀卻勇敢，憑著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為自己爭取前路，也在一次次汗水與考驗中，跌跌撞撞地長大。那些遠去的記憶，雖已在歲月里漸漸泛黃，卻始終在提醒我：人生這趟路，從來沒有白走的步，很多時候，只要敢想敢做、腳踏實地，就總能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