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軒然

北京時間5月5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與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在堪培拉舉行會談，并發表《日澳經濟安全合作聯合宣言》，標志著日澳正式將“經濟安保”與“防務安全”捆綁推進，向“準同盟”事實關系邁出關鍵一步。研判認為，兩國此舉指向明確，意圖昭然，是美印太戰略框架下的“小圈子”布局，將對我產業鏈穩定與地區安全環境造成嚴重沖擊，應引起我高度關注，并采取系統性、多層次、內外聯動策略進行反制。

一、日澳深化經濟安保與防務安全合作，意圖構建經濟與安全深度捆綁的“準同盟”關系

日澳簽署的《經濟安全合作共同宣言》及多項配套文件，其核心是將經濟安全與防務安全議題系統性聯動整合，將雙邊關系明確提升至“準同盟”水平。

一是經濟安保合作。以構建“韌性供應鏈”為核心，重點聚焦稀土等關鍵礦產、能源（液化天然氣、煤炭）及糧食的穩定供應。雙方指定了至少六個優先聯合開發項目，并通過政府投資與補貼予以支持，意在降低對單一來源依賴，共同應對“經濟脅迫”與突發事態。

二是防務安全深化。雙方在2022年安保合作宣言基礎上，進一步推進防務一體化進程。關鍵舉措包括共同開發基于日本“最上”級護衛艦的澳大利亞新型艦艇，深化防衛產業合作，并創建“戰略性網絡伙伴關系”框架。雙方同意擴大聯合訓練與演習，并要求閣僚在下次首腦會晤前匯總全面安保合作的具體措施。

三是戰略意圖聯動。兩國明確將合作置于“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及美日澳印“四邊機制”（Quad）框架下，旨在引領地區秩序。此舉被定位為應對中東局勢不穩、關鍵供應鏈中斷風險以及更廣泛的地緣政治不確定性的戰略舉措。

二、日澳強化“經濟安保+防務安全”捆綁，對我產業鏈穩定及地區安全構成風險挑戰

（一）對我產業鏈穩定的挑戰。日澳強化“經濟安保+防務安全”聯動，直接針對關鍵戰略資源供應鏈布局，以供應鏈“去中國化”與軍事合作為雙輪驅動，實質上是構建排他性安全架構，對我相關產業鏈的穩定性與競爭力構成潛在挑戰。

一是關鍵礦產供應鏈受沖擊。宣言明確將稀土、鎳等關鍵礦產列為經濟安全核心支柱，宣布推進多個優先開發項目，包括萊納斯公司（全球最大的非中國稀土生產商）與日本的長期供應合同，商定每年向日本提供7200噸稀土至2038年。日則向澳大利亞提供約?3.7億澳元?投資，澳方承諾最高?13億澳元?資金支持，重點布局采礦、精煉與制造等環節，意在建立“抗沖擊”的非中國供應鏈體系。此舉將加速全球關鍵礦產供應鏈的“雙軌化”，削弱我在全球稀土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影響我新能源、半導體、軍工等戰略產業的原材料獲取成本與穩定性，對我相關出口企業形成長期壓力。

二是新興技術領域脫鉤風險上升。雙方明確將加強在人工智能、太空、海底電纜等等新興技術領域合作。試圖通過率先建立技術合作標準與規則，塑造未來新興產業國際規范，對我國科技企業的全球市場準入與標準參與形成制約。

三是防衛產業聯動擠壓我裝備出口空間。聯合宣言明確表達對“出口管制”的強烈關切，并誓言共同應對“經濟脅迫”。雙方同意共同開發基于日本“最上”級護衛艦的澳海軍新型艦艇，這是日本解除武器出口禁令后最大軍售案（約100億澳元）。此舉不僅強化日澳軍事的互操作性，也可通過聯合研發與出口限制，沖擊我防務裝備在亞太地區的市場拓展，增加我運用經濟工具維護正當權益的復雜性和阻力。

四是進一步惡化我安全環境。日澳軍事合作實質化，配合美日澳印“四邊機制”（Quad），構建對華戰略圍堵的南翼支點，增加我臺海、南海方向的聯動施壓風險。

（二）對地區安全環境的威脅。日澳聯動超越單純的雙邊關系，其“準同盟”化趨勢對亞太地區安全架構造成沖擊。一是加劇陣營化對抗風險。高市早苗公開稱日澳關系為“準同盟”，并計劃強化與美印“四邊機制”（Quad）協作。結合此前《互惠準入協定》（RAA）及高頻聯合軍演，日澳正構建制度化安全網絡，推動印太安全結構向封閉性、對抗性陣營演進，削弱多邊主義安全架構。這種以特定國家為假想敵的排他性舉動，背離了亞太地區長期以來的開放包容安全傳統，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刺激軍備競賽，固化對立陣營，侵蝕地區互信。

二是嵌入并強化美國主導的印太同盟體系。日澳強化合作并明確聯動“四邊機制”，實質上是將雙邊協作更深嵌入美印太戰略框架內，使得美國能夠通過其盟友網絡更有效協調行動，在亞太地區形成多層次制衡網絡，增加大國戰略誤判和沖突摩擦風險。

三是制造新的安全熱點與介入借口。雙方確認確保霍爾木茲海峽航行安全的重要性并商定密切協作，表明其安全關切已超越傳統亞太區域，意圖共同介入全球關鍵航道安全事務。為未來其聯合軍事力量在更廣泛區域的存在與行動提供依據，或將使地區熱點問題進一步國際化、復雜化。

四是日本軍事走出去的跳板。對日本而言，與澳大利亞的深度防務合作是其突破“專守防衛”、實現軍事力量外向投射和軍工產業轉型的關鍵步驟。此舉將進一步改變日本在地區安全事務中的角色，可能引發周邊國家對其戰略走向的警惕，破壞戰后長期保持的地區安全平衡。

三、對策建議

日澳近期推動的“經濟安保+防務安全”聯動，本質是美印太戰略框架下的“小圈子”布局，旨在通過“友岸外包”重構供應鏈、削弱中國在全球關鍵礦產與高端制造中的優勢地位。對此，我宜堅持戰略定力，以更高水平開放對沖外部圍堵，同時強化科技自立與產業鏈韌性，從經濟、安全、外交等領域入手實施反制。

在經濟層面，鞏固產業鏈韌性，打破“小院高墻”。

一是鞏固關鍵礦產加工優勢，強化關鍵礦產自主可控力。目前我掌控全球?85%以上的稀土精煉能力?，下步應繼續強化在分離提純、廢料回收等環節的技術研發，完善稀土出口管制機制，同時加快布局海外資源，降低對單一市場依賴，穩步提升戰略資源定價權與供應鏈主導力。

二是深化RCEP高質量實施，拓展“非西方”供應鏈伙伴。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在東盟、中東、拉美等地區的落地，吸引日澳企業因成本或穩定性考量轉向多元市場，削弱其“去中國化”敘事吸引力。

三是加快加入CPTPP與DEPA進程，增強國際話語權。積極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與《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DEPA），對沖日澳主導的“排他性供應鏈”，以制度型開放打破“小院高墻”圍堵，增強與東盟、太平洋諸國的經濟合作，通過參與高標準經貿規則制定，增強國際話語權。

在安全與防務層面，劃設紅線，分化聯盟。

一是堅決反對任何損害第三方利益的防務合作。中國國防部明確指出，有關國家間的防務合作不應損害第三方利益，不應危害地區和平安全。我應持續通過外交渠道重申此立場，尤其要警惕日本借“共同開發”名義突破“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

二是揭露“準軍事同盟”本質，爭取國際輿論支持。日澳合作雖以“自由開放印太”為名，實則強化陣營對抗。可通過智庫、媒體等渠道闡明其違背亞太多邊主義傳統，呼吁東盟等中立力量保持戰略自主。

三是提升南海、臺海周邊常態化威懾能力。在臺海、南海方向保持常態化戰備警巡行動，提升聯合作戰能力；同時加強與地區國家的非傳統安全合作，如海上搜救、反海盜等，塑造負責任大國形象。充分利用日澳、美澳之間在氣候政策、資源收益分配等方面的矛盾沖突，分化瓦解“準同盟”網絡，爭取戰略主動。

在外交與戰略層面，主動塑造敘事，構建反制網絡。

一是推動“全球安全倡議”落地。以我所倡導的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對比日澳“選邊站隊”模式，吸引發展中國家參與安全合作項目。

二是加強與日澳國內理性力量間的溝通。通過經貿、文化、學術交流，緩解其國內對華“威脅認知”，尤其針對日本國內“安全正常化”沖動，強調中日經濟相互依存度。

三是警惕“四邊機制”與日澳聯動。日澳合作旨在聯動美、印、東盟形成“同心圓”遏制體系。我應精準識別其內部矛盾（如印度戰略自主性、東盟平衡外交），防止其形成統一戰線。

總的看，近期高市頻頻出訪東南亞及大洋洲等相關國家，并達成一系列合作協議，為達成與澳合作甚至不惜一跪，意在突破戰后對其的種種限制，為實質性走向“新型軍國主義”鋪平道路。我應高度警惕高市政權的一舉一動，更要密切關注以“美日同盟”為核心的美“印太同盟”體系化演進發展，提前規劃，盡早準備，堅決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