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弗里德曼6日發表了一篇評論，標題很醒目《中美共同的敵人》。

讀了這個標題，感覺他這次是要再講點中美合作的話了。

果然如此。

這位因寫了《世界是平的》一書而在中國頗有些名氣的大V，談的是有關“通用人工智能”（AGI）領域的合作。

去年十月，他撰文指出，“一場驚天動地的事件即將到來——通用人工智能（AGI）的誕生”。一些專家預測它極有可能會在特朗普的這一屆任期結束前（即未來兩三年內）基本實現。

AGI，指的是能夠在廣泛任務上達到或超過人類水平的人工智能系統。

你在科幻電影里看到的那些極其聰明、什么都懂的AI，基本上都是AGI的影子。比如，《鋼鐵俠》里的管家賈維斯。

在4月發表的文章中，弗里德曼警告說，當極度接近AGI的機器系統在編寫復雜代碼的能力上遠超現有模型時，就會帶來一個極其危險的“副產品”：它能輕易發現并利用全球軟件系統中的深層漏洞。一旦這種能力落入壞人或敵對國家手中，它將成為一種具備極強破壞力的終極網絡武器，足以癱瘓一個國家的關鍵基礎設施。

當然，更為恐怖的想象是，這樣的系統最終會成為毀滅人類的機器。

所以，弗里德曼認為中美兩個在人工智能領域走在前面的國家應當合作。

理由并不復雜。面對可能失控的技術風險，人類有一個"共同的敵人"。

這篇傳遞出一個積極信號，即美國的一些精英開始認真思考如何在人工智能這一關乎人類未來的領域，展開與中國的合作。

它的前提是，中國已經在這一領域取得了杰出的成果，完全有資格成為合作的對象。

這個提法聽上去合情合理，甚至帶著某種道義上的正當性。畢竟，沒有人希望世界走向失控，更沒有人愿意為技術的失序付出不可承受的代價。

但是，當弗里德曼在書房里敲下“共同敵人”這幾個字時，整個世界正真切地看到——美國剛剛在對伊朗的實戰中，毫無克制地測試了其最先進的AI殺戮與指揮系統。

這種看似理性的呼吁，掩蓋了一個極其冷酷的現實：當一個帝國正肆無忌憚地用AI技術將戰爭威脅強加于他國時，再去呼吁其他大國“合作應對AI風險”，不是天真，就是虛偽。

這種看似理性的呼吁，忽略了一個更基本、更冷峻的前提：只有在敵意下降的情況下，只有在不再把戰爭的威脅施加于其他國家時，這種AI級別的挑戰才可能轉化為真正的合作。

弗里德曼自己在文中也坦承，“美中關系中的不信任程度高得令人咋舌”。既然如此，他那些關于合作的呼吁，又建立在什么樣的現實基礎之上？

他的答案是“共同競爭”（coopetition）模式，援引蘋果、谷歌、微軟等科技公司“既競爭又合作”的經驗，認為中美也可以如法炮制。

然而，企業之間的商業博弈與大國之間的戰略對抗，根本就不是同一個量級的事情。把商業邏輯套用在地緣政治上，不是天真，就是刻意回避了問題的本質。

當一個國家在戰略文件中將另一個國家定義為“主要競爭對手”，甚至在實際政策中以“準敵人”的邏輯加以對待時，再去談所謂“攜手應對共同挑戰”，就不可避免地帶上了一層空洞甚至虛偽的意味。

合作不是抽象的道德姿態，而是建立在最低限度政治互信之上的現實安排。

如果這種互信不存在，那么所謂“共同敵人”不過是一種修辭，不會成為行動的基礎。

在人工智能領域，這種矛盾表現得尤為突出。

一方面，美國不斷強調AI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呼吁建立某種全球性的防護機制；另一方面，卻在現實中持續強化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從高端芯片出口限制，到對AI企業的投資審查，再到對關鍵軟件和設備的全面管控。

這是一種以安全名義展開的體系性壓制。

供應鏈在重組，技術生態在分裂，安全邏輯正在全面壓倒經濟邏輯。在這樣的背景下，再去談“合作”，難免讓人懷疑，這究竟是戰略思考，還是話語包裝。

弗里德曼在文中用“核軍控”來類比AI治理，認為就像蘇美核軍備控制維護了冷戰穩定，中美在AI上的協作將決定明日世界的穩定。

這個類比同樣站不住腳。核武器是對等的毀滅性工具，雙方的恐懼是對稱的，約束的動力是對等的。而AI完全不同——它是需要技術積累、持續投入和產業體系支撐的不對稱競爭領域。

美國正在做的，是在不斷將AI技術嵌入軍事打擊力量之中的同時，卡住高端芯片、封鎖算力供應，試圖拉開技術代差，加大不對稱，從根本上抑制對手的發展能力。

這不是核威懾意義上的“互相毀滅、因此約束”，而是“我壓制你、你永遠追不上，并且在必要時我會以此為武器來打擊你”。

把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構混為一談，是弗里德曼論證最脆弱的地方之一。

弗里德曼還引用尼克松訪華作為類比，試圖說明在存在共同威脅的情況下，大國可以實現戰略性合作。

但這一類比恰恰暴露了他論證的根本缺陷。

尼克松訪華之所以可能，一個因素是中美有“共同敵人”，但之所以會有共同感的產生，那是因為華盛頓首先改變了對中國的根本認知，即從敵對的對象轉向可以接觸、可以利用的戰略伙伴。

正是這種敵意的實質性下降，才為后續的接觸與合作創造了空間。

從這幾年的情況看，美國不僅沒有降低對中國的敵意，反而在不斷強化這種敵意的制度化表達。

從政策文件到產業實踐，從聯盟構建到輿論敘事，都在不斷鞏固一種對抗性的結構。

弗里德曼的論述因此掩蓋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一方一邊強調“共同責任”，一邊卻在現實中試圖削弱甚至“窒息”對方的技術發展能力時，這種所謂的合作倡議，很難被視為對等的提議。

它更像是一種單向度的期待，要求對方在被壓制的同時承擔共同風險的責任。這不僅缺乏現實基礎，也缺乏基本的邏輯自洽。

不過，我們會不會在不遠的未來看到認知的改變呢？

中美之間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合作，都必須以敵意的緩和為前提，以互信的積累為基礎。

我們當然期待未來會有所改變。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會高度關注每一次高層互動，每一次有關貿易、經濟和環保等問題的談判和接觸，關注華盛頓的每一次對華政策的調整，期待其中能夠釋放出弱化敵對認知的信號。

中方也一直希望通過接觸，能夠促使美方認識到，其對華戰略是不符合時代要求的，也是危險的。

由此看來，弗里德曼太天真了。而最讓人擔心的，不是一個專欄作家的天真，而是這種天真往往被用來掩護一種極其危險的霸權邏輯。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