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計巍

編輯/宋建華

一名程序員遠眺深圳這座城市 ｜ 受訪者供圖

2023年夏天，在一家互聯網大廠工作將近四年時，張小滿經歷了第一次“裁員”。

雖然所有與她溝通這件事情的人都在極力避免把這次不續簽叫做“裁員”，只是解釋為“出于業務發展的需求”，但這依舊難以抵消她在那一刻的痛苦。在大廠的一千多天里，她投入了很多時間、情感和精力，試圖去發揮自己的特質，融入體系，但得到的評價卻是：一只“長板太長，短板太短”的會漏水的水桶。

張小滿覺得自己像一個廢品一樣被系統踢了出來。“為什么是我？”沒有人真的能去解答她的困惑。可她自己“心里過不去”，不能讓那四年的時間輕飄飄地翻篇了。

解決困惑的辦法是寫作，這是張小滿一直以來的方式。2023年，她曾出版自己的第一本非虛構類書籍《我的母親做保潔》。如果說那時的寫作對她而言是一種在上下班地鐵上、休息的時間里暫時逃離大廠世界的精神出口，那這一次寫作大廠的經歷，則被她視為一種對自身處境的回望與探索。

在今年3月出版的這本名叫《大廠小民》的書里，張小滿試圖去看清在這樣一個規模龐大、高度系統化的現代職場中，“小民”們是如何在個人價值與“工具性”之間來回拉扯的。當一個人將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工作，卻難以獲得對等的個人價值上的滿足，或者說，那種價值感對應的僅僅是到手的薪水時，那個極具現代性的問題可能就會出現：這份工作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在這本書里，張小滿寫道：很多大廠員工都會以自我貶低的方式自稱為“打工人”“嗎嘍”“干飯人”“牛馬”。在她看來，這種自嘲的背后，是一種無法被準確言說的痛苦，而這痛苦往往一經比較，便會顯得矯情——畢竟你拿著高薪，出入水晶宮殿般的高樓。因此大家也只是調侃它。

張小滿想把這種纏繞著自己和許多人的痛苦講述出來，她想知道過去在大廠的四年到底在自己身上發生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想知道一個小民如何去面對和解決這種拉扯？在一些小民身上，她曾看到個體對“工具性”和“被異化”的抵抗，看到他們的反思和自省。她也在回望的過程中看到了自己在當時那片焦慮迷霧中出于本能所做出的抵抗，比如說，盡可能地記錄和寫作，與人建立真誠、深刻的連接，又或者說，午休時，她在辦公室里看費蘭特的《新名字的故事》。

以下根據張小滿的講述整理。

《大廠小民》在2026年3月正式出版

被甩出

2023年8月10日，領導叫我去辦公室談話，說公司不再跟我續簽了。

雖然我有預感會被裁，覺得自己已經做好了準備，但得知這個結果時，身體還是有很強的痛苦的反應。我開始胃痙攣，痛到腰直不起來。

當時被告知會賠給我一筆錢，但我沒有很多人在社交媒體上發的那種從大廠“領大禮包”的開心。我感覺到強烈的物質屬性——自己被一個系統買斷，然后像一個廢品一樣被扔掉。

我也很迷茫，那時我的第一本書還沒有出版，接下來要趕緊去哪里找工作？要怎么解決我未來收入的問題？我的秩序被打破了。

這種痛苦的感受，我沒有辦法忽視。自己投入了很多情感、很多精力在這份工作里面，但工資也沒有漲，最終還是被踢出來。這會造就一種“受害者心態”——為什么我沒有得到回報？為什么被裁掉的是我？是因為我是小組里唯一快到35歲且已婚未育的女性嗎？

沒有人會直接給我一個答案。大廠很體面，HR會說，這不是裁員，也不是變相裁員，跟你是不是女性也沒有關系，更多是出于業務發展的需求。她也會寬慰我：“你追尋這個結果沒有意義。”

當時是有很多情緒纏繞著我的，也有很多困惑沒有解決。我覺得自己那四年的時間不能讓它輕飄飄地翻篇了，我心里過不去。

談完話出來后，我就決定要把這些寫下來。

一直以來，寫作都是我探索自我的方式。我想知道，過去四年到底在我身上發生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我想知道我當時在大廠的位置是怎樣的？我在遭遇什么？我是如何在心理上消化這些東西的？我也想探索那個時候的大廠到底是如何運轉的？它是怎樣一個系統？我的同事們如何適應這個系統的？我們彼此的命運在發生怎樣的變化……

很多員工最初加入大廠時，都會有心理準備，覺得自己是可以去參與那種強烈的競爭的。當時的我也覺得自己能在大廠里干一番事業。大廠對我的誘惑是從招聘崗位里提到的“人物專欄”開始的。之前我在做媒體記者，我對人有興趣。除此之外，對我而言大廠還是一個更有未來感和創造力的地方。

2020年2月中旬，我接到了這家大廠的面試邀請。在經歷了六輪面試、一次崗位變動，以及后續的數次面試之后，4月中旬，我終于收到了錄用通知。

這個曲折的面試過程激發了我的好勝心，讓我極度渴望抓住什么。在找到大廠的工作后，我松了一口氣，像是找到了“岸”。當別人問我在哪里工作時，我會很自然地說，“X廠”。一種極簡的身份識別。

我所在的部門處在大廠的非生產鏈條，不創造商業利潤。在大廠被稱為“中臺”，存在的價值是支持。我做的是邊緣部門的邊緣崗位。

大廠一直在變化。我在大廠其實沒有做過最初應聘的崗位，一上來是做項目傳播和運營公號。我被分配的第一件要獨立完成的事，是寫一篇項目上線的新聞稿，提供給媒體使用，并且還需要去“創造”一個新聞——幫合作方以及公司老板各寫一段項目評價。

我那時就像農民種地一樣，用農民的思維去思考項目的傳播價值——總關心手中的這個瓜好不好、甜不甜，其實更應該在乎怎么把這個瓜賣出去，出一份漂亮的成果總結。

運營某業務的官方賬號時，最常做的是寫公號文章。有一次，我得到的評價是：“你的稿子原創性太強。”我哭笑不得。領導希望我學會“多線作業”“十指彈琴”，而我自己的心態更像是好好學生，做的很多事情吃力卻并不討好。

我還沒轉正時，遇到了大廠里常見的組織架構調整。但與此同時，我依舊很難適應這個系統。我還是在做一堆瑣碎的事，接受各種需求，一眼望不到邊。一些同事正在甩掉原來的工作，緊跟新形勢，從老板釋放的信息中獲取有用的部分，找到正確的事。事實上，及時扔下舊的，建立新的，才是大廠的工作節奏，而不是固守一片森林。

我在工作中投入了情感，經常在心里問：這件事的價值在哪里？我無力擺脫被安排的工作。眼看時間一天天過去，我沒有向老板匯報的新成果。不止一個同事提醒我，要盡快找到自己的項目。

我試圖抓住機會，但無一例外，要么夭折在匯報中，要么因為業務配合阻礙而不了了之。當時我有一種在現在看起來很天真的想法，認為只要能做擅長的事，默默無聞也沒有關系。但在大廠，你總要去證明自己做的東西對公司有價值，否則它的合理性就會被挑戰，緊接著引發的便是個人的職場危機。

短暫的迷茫期之后，我幸運地趕上了一個“內容創新項目”，做內容編輯和運營。我擅長連接人，像創造深度內容、做書這些事情都是我有興趣的。創新項目剛剛進入正軌不久，我進入大廠后的第一次考核開始了，作為小組唯一的新人，我拿到的是工作以來第一個差績效。

格子間窗外的落日 ｜ 受訪者供圖

變形記

面試時，我曾被告知大廠考核壓力很大，有末位淘汰制。一旦被打低績效，不僅影響年終獎，在一段時間內也無法晉升，這都直接關系到錢。

在大廠，大部分普通員工的工作節奏都由考核的節奏來決定。每到考核節點前兩個月，大家都會拼命“卷”項目。我的同事江小漁曾向我坦陳過自己的兩難之境：“我也預設過完美目標——這個項目既可以在自己的邏輯里生長，又可以在體系內被認可。一旦我無法抵達這個完美目標，就會衍生出內在的焦慮，擔心走在錯誤的道路上。”

我們所做的內容項目需要在公共性和服務公司需求之間做平衡。在濃濃的焦慮中，我被要求越來越多的去服務業務需求。這樣帶來的問題是：如果缺乏公共性內容，讀者就會用腳投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處在這樣的拉扯里。

我努力去融入這個系統。在后來的考核中，我都是中間位置。但在大廠的人都有著持續的生存危機和焦慮感。這種情況下，沒有經驗的普通人很容易在跟著這個系統的相互作用中快速被工具化。

初入大廠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對生活的感知幾乎只剩下工作和績效。我們做的事情也曾經被上級的“金手指”點贊，這也讓一直陷在證明怪圈里的我，松了一口氣。但在考核結束后，我沒有得到調薪機會時，也有被傷害的感覺，會覺得工作了一年多，一點工資都沒加。有這么強烈的情緒反應，是因為人要依附于這個系統。

我做的事很具體，組稿、改稿、編輯，類似種地。但這樣的秩序與平靜背后也隱藏著風險。在評價標準上，我做的事情很容易被替代，也經常遭受質疑。我幾乎用強迫性的鈍感，屏蔽掉這些，讓自己專注，顯得有些冥頑不化。

“我是一個必須要在工作中拿到積極反饋的人，可能有點像‘獵人’，你有點像‘農民’。一塊地你可以種一年甚至更長時間，但對于我來講，如果發現這地收成不好，我就不會干。”這是同事江小漁對我說的。

他還告訴我：“你抓住的短期機會太少了，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一個籃子里，這不現實。沒有短期亮點，你熬不過去。你太認真了，這種認真有時讓人害怕。”

我只想按照我理解的方式去做事。我會想：它招我的時候，招的也是我的長板對吧？

但你也會逐漸發現，它招你的時候當然是想發揮你的特質，但是在管理的過程中，它希望你越聽話越好，越符合標準越好。如果你的特質沒有產出，沒有給公司增加效益，那你這個特質就不是特質。這也是“工具理性”的一種體現，這個系統本身是要靠這套制度運轉下去的。

大廠人連看書都需要有產出，要看很工具化的書，比如說《精進》《高效能人士的七個習慣》。我當時午休看文學類的書，費蘭特的《新名字的故事》，就顯得不合時宜，被我的領導說了。

我的本質決定了我做不成那樣的人，我不可能一下子在職場上從“農民”變成“獵人”或者“掃地僧”。人是不可能一下子變“聰明”的。

我感受到自己在被邊緣化。這樣的感受，在不同階段，數次發生。把最邊緣的工作交給你；很多事推動起來很困難；有疑問時，得到的全是質疑與反駁；越來越少需要你參加的會議……

一次考核后，給我的評價是：長板太長，短板太短。我不是一個好用的標準件，而是一只會漏水的水桶。這個系統是很現實的，之前已經考核了我三年，雖然除了第一次之外都是中等績效，但這種績效在大廠是沒有晉升的，它不可能還把你留著。

2023年8月的那天上午，我得到了不再續約的通知。江小漁寬慰我說，“對你也是解脫”。

張小滿和她的部分書稿 ｜ 受訪者供圖

抵抗

在聽到上級評價我“長板太長，短板太短，要提高自己的綜合能力，成為各方面都很強的人”時，我點頭表示同意，心里想的卻是：每塊木板都一樣齊的水桶，豈不是更容易被替代？

我不再把項目進展過程中的不順利全部歸結于自身。我意識到：必須要盡量保持自主性，哪怕這會讓其他人不舒服，哪怕犧牲一部分職場利益，哪怕讓自己置于不安全感之中。我想盡可能與工作中產生聯系的人，進行一些深度連接，發揮自己的特長。盡可能地記錄和寫作，是我應對窘境的方式。

大廠很大，我在工作中可以連接到各種各樣的人。除了工作內容之外，我也經常會跟他們散步聊天。當我在工作中很壓抑的時候，就很想去了解他們在這個系統里是怎么做的？是怎么找到自己位置的？別人對我來說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參照體系。

我是一個從陜南小山村走到大城市的人，這種與人的連接你可以理解為是一種本能。我后來意識到，在大廠這種把人很工具化的環境里，自己渴望的這種真實的、深度的交流也是一種抵抗，我們可以活得更像人一點。這也讓我在深圳這樣的超級城市里不再是一個很原子化的個體。

這種連接不一定都是絲滑的，我和江小漁之間一開始就很緊張。這種不舒服可以總結為：我不喜歡勞動過程中的從屬地位，但當時我也不知道該如何主動。而他是上級焦慮的第一承受者，承擔著把項目往前推的責任。我們的關系在緊張、疏離，然后又比較近的關系中反復跳躍。

在被告知不續約之后，2023年9月，我峰回路轉地得到了一次轉崗的機會，重新續約。我在被它甩出去，深知難以與它適配時，又主動回頭擁抱了它。

轉崗后，和江小漁沒有工作上的牽扯，我們的交流變多，對他的了解也更多。我一直想知道，為什么他在這個系統里已經很好了，可還是感覺焦慮不安。江小漁是一個在思維和行動能力上都能快速適應變化的人。但隨著“降本增效”和部門基層權力的微妙變化，他意識到自己此前追逐過、投入過熱情和心勁的東西也許只是泡沫。

如果30歲之前晉升為一個基層管理者變得不可能，那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有一種深深的倦怠感。他的調整方式是在工作之外建立自己的秩序，方式之一是閱讀，從做項目管理的思維當中漸漸走出來。

在大廠里有很多做得很好的人，他們被當作職場大神，比如說書中的許沖，一個績效優秀的37歲總監。在不了解他背后的故事時，我會很羨慕他，但跟他聊了很多之后，會發現，他也在面對自己的困難和問題。

許沖幾乎年年拿優秀績效，并且保持著自己身上的一些特質。這是因為他把自己卷的非常狠，每天晚上十一點多才下班，有時加班到家都回不了。他拿著高工資，但很少有時間去做自己真正熱愛的事情。

只要還在大廠一天，對跌落的恐懼就會如影隨形。在許沖看來，人不可能一直在體系里保持高能力、高產出，他的黃金時間還有三四年。他面臨的求職市場也很嚴峻，這十年訓練出來的能力模型只在大廠適用。

不那么焦慮時，許沖會安慰自己：我們都只是一個中途上車的乘客，不要把自己和平臺綁在一起。他告訴我，走到后面你面對的其實都不是職場上的問題，而是一個哲學問題。他是有反思和自省能力的。

大廠人的問題，是一種很有現代性的問題。但它也不是鐵板一塊，還是有很多縫隙的。不同的人在這些縫隙中找自己的適應方法，然后適者生存。

書中的李山是一名財務審計，山區長大的小鎮做題家。他無比珍惜進大廠的機會，甚至有些如履薄冰。他給我講了如何在高壓強勢的領導手下堅持十年，以及如何解救自己的故事。他告訴我：個體進入到大廠，力量很單薄，絕大部分人都是去適應它，學習它，融入它，而忘了其實也可以偶爾擺脫它，給自己一些喘息的機會。

但我是一個適應體系的失敗者。

2023年底，績效出來之后，我和領導有過一次坦誠而直接的談話，大意是需要我能適應更高的要求，對人際關系敏感，更適配組織。我也被告知，如果不想干了，隨時可以離開，組織隨時能找到人來替代。

2024年盛夏，在大廠的第1480天，是我的最后一個工作日。

我知道這些在大廠的遭遇不僅僅發生在我一個人身上，我提供的也僅僅是那段時間內大廠的一個切面，它本身很復雜。它讓我成長很多，也磨損了我。

當你把工作當作人生唯一的標記點時，它就成了我們人生絕大部分的支撐，會很危險。這種單一的維度會讓我們在失去工作時變得無法接受。我覺得找到自己人生的第二條路很重要，這本書中的很多人也在找。

我的第二條路就是寫作，它是我在生活中鑿出縫隙的一種很重要的方式。在寫作中，我完成了對自己在大廠這四年的探索，現在的我已經出來了。

希望我們不要無意識地走進那個被設置好的系統，然后毫無反思。

（書中部分內容引自張小滿的《大廠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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