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胡惟庸案”朱元璋不僅廢中書省，還嚴禁后嗣皇帝和朝廷復設丞相。很多人覺得這是太祖預判文官勢力膨脹的提前布局，但實際上更像是開歷史倒車的皇帝，補錯過度又給明朝挖出大坑。

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
《皇明祖訓》

要讓一個皇朝有序運作，單靠皇帝個人的能力和精力是不夠的。所以歷代皇帝需要一套穩定的律法章程來約束臣民的行為，以及一個有清晰運作程序的組織來維護、執行以及修正法規。

這個組織就是朝廷，而“丞相”（實際是一個行政系統）則是朝廷的骨干和領導，所以皇帝們離不開丞相。但霍光、曹操們又證明丞相能對皇權形成嚴重威脅，因此皇帝們又有排斥、削奪相權的原動力。

這種兩難的局面，讓兩漢之后的皇帝們開始各種拆分“相權”。

唐朝設置三省，分別負責詔令下達（中書）、審核詔令（門下）以及執行詔令（尚書）。不僅將相權三分，還讓他們互相掣肘。到了宋朝雖然三省再度歸一為“中書門下”，但又依據政務類別對相權做了更細的拆分。

財務權劃撥給三司，且各自限定范圍。鹽鐵司掌管，礦冶、鹽茶、工商、水利兵器等；度支司掌管，收支預算、調度、漕運、倉儲等；戶部司掌管，戶口、田畝賦稅徭役、絲絹布匹等。

軍事方面，大體為樞密院負責發兵而無統兵權，“三衙”（殿前司、侍衛馬軍司和侍衛步軍司）統兵卻無發兵權。兩者形成“文武相制”的局面，或者說無人（除皇帝）能單獨指揮軍隊。

此時的“中書門下”（與樞密院合稱為“二府”）雖能從出令到執行一把抓，但沒有財權和軍權，它能拿什么來威脅皇帝呢？所以說經唐宋兩朝的改革，霍光、曹操這類集各種權力于一身的權相已經沒有誕生的土壤了。

只是朱元璋在創立明朝之初，并沒有認可這些前朝經驗，他學習和效仿的對象是蒙元。蒙元政權入主中原后，將宋朝的“二府三司三衙”重新合并為中書省，并設左右丞相（右丞相職權高于左丞相）。

注：蒙元的政治制度起于“部落貴族平權制”，加上其漢化不深，所以蒙元高層排斥中原的皇帝集權制。這不僅讓蒙元對中原的統治接近行省自治（弱朝廷），也導致蒙古高級貴族與皇權（皇帝想集權）矛盾重重，以致弒殺、政變不斷。

這個制度好不好，朱元璋應該很清楚。

他在南方跟陳友諒、張士誠等勢力打得不可開交時，元廷不趁火打劫，并不是想安靜看戲，而是他們內部也正斗的火熱，順帝要對付伯顏、脫脫這樣的權相。其后北伐的速勝，其實也得益于元廷的內耗。

所以說明初效仿元制只設中書省和左右丞相，可謂是開了歷史的倒車。而朱元璋罷丞相和關閉中書，雖解決了這方面的隱患，但也制造了新問題。

首先，“丞相”肩負的職責并不會隨著這個職務的廢止而消失。

收回相權后，先不說皇帝有沒有能力勝任這工作，精力上就無法滿足要求。從勞模朱元璋設殿閣大學士做顧問，到永樂正式置文官幕僚 – 內閣。再從宣德開設內書堂拉宦官來幫忙，到正統朝形成內閣建議、司禮監確認的“票擬批紅制”。

精力問題是解決了，但新麻煩也很明顯。

其一，宦官參政與明朝的基礎政治規則就是相悖的（明朝也沒有皇帝公開承認宦官可以參政）。僅權力分配就會讓內外廷之間產生對立和矛盾，進而降低政務、皇命的執行效率和成功率。

其二，“內閣”是個不隸屬于朝廷的特殊機構。

明朝閣臣雖都來自外朝文官，但其身份是皇帝私人幕僚。所以不僅外朝也排斥內閣，權力分配帶來的糾紛，也同樣讓兩者沖突不斷。明朝持續了近兩百年的“閣部之爭”就源于此。

雖然這場斗爭的是非曲直一言難盡，但這種斗爭對明朝政務處理效率的拖累以及對黨爭的刺激和推動，卻又是顯而易見的。

其三，受朱元璋祖訓的限制，內閣對政務始終只有建議權而沒決策權（也無奏事權，正式上奏需用兼領的職務）。

因為只有建議權，閣臣相對于皇帝是非常弱勢的。除了特定時期的少數人（如萬歷朝張居正），閣臣大多得圍著皇帝轉。皇帝不僅可以否決閣臣票擬（不批紅），還可以直接主導閣臣的票擬（內臣傳旨、揭帖等）。

因此大多數時候，內閣并不能解決皇帝“有沒有能力勝任”這個問題。這也是明朝內閣出彩的時候，要么是皇帝信任放手（如隆慶朝高拱），要么是皇權暫不干涉（如張居正改革）……

綜上可以看出，朱元璋之后“曲線置相”的實際效果，不如唐宋時期明確劃定相權。除此之外因取消丞相，明廷不僅被整體剝奪決策權，給皇帝糾錯的能力也喪失不少。

和閣臣一樣，因權力不足外朝各部官員相對于皇帝也非常弱勢。很多朋友眼里無所不能的“文官集團”真跟皇帝鬧起來，也就兩個很尷尬的招式 – 哭門死諫和撂挑子。

“哭門”是基于道德和道義，各種勸說皇帝回歸正途。比如成化朝初憲宗不想讓錢皇后和英宗合葬、嘉靖朝初世宗不想過繼到孝宗名下（為人后者為人子）…… 成與不成只在皇帝的個人喜好，如憲宗有條件妥協（二后并立）、世宗廷杖斃十六人后一切如舊。

“撂挑子”則是寧可辭官也不干。這種行為從明朝中期開始就非常普遍，但對皇帝而言效果還不如“哭門”。因為你不干，不代表其他人也不干；就算文官全不干，還能讓宦官去干（比如萬歷征礦榷稅）。

這些招與其說是威脅皇帝，不如說是官員最后的掙扎以及求一個“事不可為”的心理安慰。這種無奈的后果則是，文官們越來越明哲保身，皇帝也越來越傾向于乾坤獨斷、剛愎自用。